三观炸裂！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力太大了
先不说马克思主义，先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
其实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很大，现在菜市场大妈都知道通货膨胀就是钱发多了，很多创业者都把企业家精神挂在嘴边，但是，奥派在美国的主流大学里，却几乎绝迹。
你想不到吧。
主流学术界有没有一点名气和地位呢，也是有的。你看毕竟还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如哈耶克和科兹纳。
相反，你走到美国的顶尖大学里，在经济学系的大楼里，挂满了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斯蒂格利茨的画像。但在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历史系甚至文学系的走廊里，还挂着另一个人的画像——卡尔·马克思。
这就引出很多人不理解的现状，一个一百五十年前在欧洲写就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学说，今天依然在美国的大学里被反复研读、被奉为经典、被无数教授和学生引用来批判现实。
而那个植根于自由市场、捍卫资本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却在它本该安身立命的经济学系，成了失踪者。
中国有一群人，一碰到奥派，自由市场，就说这是西方经济学，是服务于资本家的，他们却不知道，这个经济学在美国这个所谓的西方中心，在大学里是没有人读的。
一）现实
先说一个数据，根据美国三大院校研究机构2018年的一项联合调查，在全美排名前30的研究型大学中，《资本论》被列为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或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指定或推荐阅读材料的比例，高达83%。在
常春藤联盟中，这个数字是100%。
记住，不是选读，不是节选，是必读，是全本。
在哈佛大学，政府系的必修课要求学生精读《资本论》第一卷。
在耶鲁大学，政治哲学课程里马克思与尼采、韦伯并列，是现代思想三大奠基人之一。
在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当代文明中，《共产党宣言》是连续三十年雷打不动的必读文本。
我再告诉你一件更惨的事，奥派的经典著作在这些名校，无一入选，不管是必读，还是选读。
全美以马克思主义或批判理论命名的独立研究机构，总数超过40家。最有影响力的包括：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这是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镇
纽约的新学院大学，其哲学系是全球批判理论的圣地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批判意识史研究中心
杜克大学的批判理论中心
甚至就连斯坦福大学，也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已经连续运行了二十多年。
更惊人的是学者的渗透率。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2019年的一份调查，在全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教授中，明确认同自己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影响的比例高达32%。而在社会学领域，这个数字接近45%。
而奥派研究机构呢？很惨，数据是零。
没有一家大学为奥地利学派成立研究所，美国民间有几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所，全部是靠一些民间企业赞助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大学里地位这么高，当然会影响学生。
201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了一份追踪调查，追踪了全美2.5万名大一新生直至他们毕业四年后的思想变化。
结果发现：在大学期间，认同资本主义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制度的学生比例，从入学时的38%上升到了毕业时的56%；而认同社会主义可能是更好的替代方案的学生比例，从22%上升到了41%。
换句话说，美国大学培养了无数毕业后会用马克思的语言批判社会的人。
一个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年轻人，可能会进入华尔街工作，年薪百万。但他在和朋友喝酒时，依然会熟练地使用异化剥削资本积累这些词汇，来吐槽自己的工作。
你看，这多不可思议。
马克思，这个要埋葬资本主义的人，被请进了大学的核心课程。
奥地利学派，这个要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派，却被挡在了经济学系的大门之外。
二）为什么？
很多人以为，奥地利学派最大的敌人是凯恩斯主义。
对，但不全对。真正把它从方法论上连根拔起的，是主流经济学对科学化的极致追求。
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神助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历史作用。
19世纪末。那时候，经济学还叫政治经济学。在欧洲的学术界，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日中天。马克思试图用一套宏大的历史规律，比如剩余价值论利润率下降趋势，来解释整个资本主义的运行。
马克思的做法，给了后世所有经济学家一个巨大的诱惑，如果能像物理学家发现万有引力那样，发现经济运行象物理定律一样的规律，能用量化的手段预测经济的未来，那该有多牛？
但是，在同一时期的维也纳，门格尔，也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祖师爷，写了《国民经济学原理》。他提出了另一条路，他说，经济现象，不是什么宏观的总量，而是由无数个体——也就是人——的主观选择、目的性行动所构成的。人的行动有规律，但是却是无法量化的。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价值论。门格尔认为，价值不来源于劳动，也不来源于物体本身，而来源于你心里对它的渴望程度。
你看，两条路在这里分叉了。
一条是寻找宏观规律，像物理学一样处理数据，最终走向了计量经济学和宏观模型。这是马克思开启的路线，也是后来主流经济学继承的路线。
另一条是从个体人的行动出发，进行逻辑演绎。这是奥地利学派坚持的路线。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物理学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造出了原子弹。整个知识界都陷入了一种物理学嫉妒。
经济学教授们也拼命想穿上那件白色大褂。
这时候，二战后的美国大学成了全球学术中心。美国的大学，尤其是顶尖研究型大学，开始大规模地所谓科学化改造。
在这个改造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政治主张被边缘化，但它作为科学主义的传人，却在方法论上，为后来打垮奥地利学派的主流经济学，铺平了思想道路。
怎么说？马克思主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思维模式，被主流经济学完美地继承了下来，只不过把阶级换成了总量，把革命换成了均衡。
而奥地利学派坚持的那一套主观价值、个体行动、不确定性，在那些挥舞着高等数学教鞭的教授们看来，简直就像玄学，不行，你们怎么能说无法预测未来呢，怎么能说社会发展无规律呢？
我要当上经济学的爱因斯坦，要用数据和公式计算人类社会的未来！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那就是萨缪尔森。
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才，在他的经典教材《经济学》里，把数学语言变成了经济学的通用语。他有一句名言：你只要教会鹦鹉说‘供给’和‘需求’，它也能成为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代表着经济学界的自然科学化完成了最后的临门一脚。
从此，不能转化为数学模型的、不能用计量经济学验证的，就不是科学，甚至不配叫经济学。
米塞斯说，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是无法像测量物理粒子一样去测量的。
哈耶克说，市场信息是分散的、主观的、无法被一个中央大脑收集的。
这些话，在萨缪尔森们看来，太软了，太哲学了，没法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上。
而一个学者在美国大学里能不能生存，就看他能不能在《美国经济评论》这样的期刊上发表文章。
于是，第一层驱逐发生了，奥地利学派因为不够接近自然科学，被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大教堂拒之门外。
如果说第一股力量是方法论的排挤，那么第二股力量，来自于大学里一个更根本的功能，大学里要培养的是治理国家的人，而不是培养要反对政府权力的人。
美国的大学，特别是二战以后，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大学不仅仅是象牙塔，它还是智库，是官员的输送基地，是政策制定的论证中心。
政府需要什么？政府需要的是能告诉它怎么做的人。
经济萧条了，怎么刺激？失业率高了，怎么解决？通货膨胀了，怎么调控？
你看，这种需求，天然地倾向于那些能够提供工具箱的学派。
这时候，谁最受欢迎？首先是凯恩斯主义。它直接告诉你：政府要花钱，要干预。后来，连货币主义也掺和进来了。弗里德曼说，你们凯恩斯那套不够好，但没关系，我们也提供工具箱：你只要控制好货币增长率，就能搞定通胀。
这些学派争论的，是用锤子还是用扳手，但他们从不质疑政府应不应该去修那台机器。
而在美国大学的另一栋楼里，社会学系或者政治学系，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也在提供工具箱。
只不过他们提供的是批判的工具，这套理论告诉你资本主义是如何剥削的，帝国主义是如何运作的，种族和阶级是如何交织的。这对于做社会运动研究、做文化批判的学者来说，同样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理解世界、甚至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
你去问一个纽约大学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你为什么读马克思？他会告诉你，因为我要理解权力，理解不平等，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永远赢在起跑线上。马克思给了我一整套批判的语言。
米塞斯，这位奥地利学派的旗手，20世纪中叶流亡到纽约，但他没有进入哈佛、MIT这样的顶尖学府，最后是在朋友的帮忙下，最后找到了一个私立商业学院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落脚。
为什么？因为他给出的结论，让政府和大学都感到尴尬，既不能让政府官员拿去制定政策，也不能让左派学生拿去批判社会。
米塞斯说：你别折腾了。任何干预，哪怕是轻微的通货膨胀，最终都会导致更深的萧条。你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本身就是问题。
你想想，如果你是大学校长，你的经费有一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科研拨款，你的学生毕业了想去美联储、财政部或者华尔街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还有另一拨学生想去非政府组织、想当公共知识分子、想写批判文章改变世界。
你会大力支持一个天天告诉政府最好什么都别干、告诉左派学生你们批判的框架本身就是错的的教授吗？
读哈佛政治系，社会科学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职业出路就是当官，就是当政客智库，他们学习这玩意有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吗？
他两头不讨好。
尤其是在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主流经济学派开始自我反思，新古典综合派受到挑战。按理说，这是奥地利学派翻身的好机会。
但结果呢？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借机崛起了，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崛起了，它们吸收了奥地利学派对预期和政策无效性的一些洞见，但是把它们包装成了华丽的数学模型，戴上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桂冠。
而真正的奥地利学派，依然在边缘。因为主流接纳了它的部分观点，但拒绝了它的方法论。
三）奥派在美国现在状况如何？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美国大学里彻底灭绝了吗？也没有。
他们找到了一片独特的生存空间。这片空间不在主流经济系里，而在哪里呢？
第一，在商学院。
刚才我们提到米塞斯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为什么在商学院能活下来？因为商学院关注的是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这些东西，恰恰是奥地利学派的强项。
你不需要学高深的数学才能理解警觉性，这是科兹纳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家的本质是对获利机会的警觉。
今天，你如果想在美国找到奥派的传人，很可能不是在经济学系，而是在某个商学院的创业学系或者管理系。
比如，已故的纽约大学教授马里奥·里佐，他就在经济学和法学交叉领域，用奥派理论分析卫生经济学和法律问题，但依然在商学院的庇护下。
第二，在法学界。
这里有一群很有意思的人，叫法律经济学学者。
比如美国排名100名左右的乔治梅森大学的彼得·贝奇。乔治梅森大学，这家大学是芝派公共选择学派的大本营，由于这一派主要分析政治失败的原因，就与奥派在学术上非常亲近，最后这个大学也成为了奥派在美国最后的桥头堡。这里的经济系有大量受奥派影响的学者，他们同时在法学和经济系任教，探讨私有财产权和法律的演进。
第三，在历史与哲学系。
他们的理论，被当作思想史的一部分来研究。
毕竟，你躲不过去，哈耶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在历史系讲哈耶克，和在经济学系用哈耶克，是两码事。前者是文物，后者是武器。
但是，被边缘化，就等于没价值吗？
恰恰相反。边缘的位置，有时候反而让它保持了一把思想的尖刀。
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主流经济学家还在用复杂的模型讨论是应该降息还是量化宽松时，那些学习过奥地利学派的人，一直在呼吁，持续的信贷扩张，必然会带来虚假繁荣和随后的清算。
现任美国国会中的某些议员，比如托马斯·马西，荣保罗，就公开承认自己是奥派的支持者。硅谷的一些创业者，也是奥派的拥趸，甚至在加密货币领域，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奥派思想关于货币非国家化的影子。
而现在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受到奥派另一位学者霍普的深度影响。
你看，奥地利学派就像地下的暗流。在主流学术殿堂的地板上，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但在现实的裂缝中，它却总能源源不断地渗出清泉。
正如奥派学者罗斯巴德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引用的话，重要的不是让少数人掌握真理，而是让真理掌握少数人。
毕竟，思想的边缘化，从来都不等于思想的终结，有时恰恰是思想重新开始的起点。
真理，有的时候，往往从被排斥的异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