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主义是错还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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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主义是错还是对？
文：古原
这篇文章也很长，长达一万字，会介绍孤立主义的发展历程，最后会引用奥派两位大师对于孤立主义不同的观点。
绝大多数人以为孤立主义就是闭关锁国。
美国从建国初期就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只是试图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
什么叫孤立主义，说白了就是：做生意可以，但别扯上政治，免得惹麻烦。
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华盛顿开始的。
1796年，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对全国人民说："欧洲有她的一系列最重要的利益，与我们的关系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把我们卷入她政治的纠葛中，是不明智的。"
华盛顿在私下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表示："我们必须利用地理上的优势，专注于自身的发展，直到我们强大到足以自行决定命运的那一天。"
然后杰斐逊在1801年的就职演说中也说："和所有国家保持和平友好的商业关系，与任何国家都不结成令人纠缠不清的同盟。"
到了1823年，詹姆斯·门罗直接来了个"门罗主义"，说美洲大陆不是欧洲殖民的对象，美国不干涉欧洲内部事务，欧洲也不许干涉美洲事务。
门罗主义其实是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双重产物：既说美国不掺和欧洲事，又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内阁会议上强调："美国不应该到国外去寻找怪物去摧毁"。
就这么一句话，贯穿了美国近百年的外交政策。
早期孤立主义
早期美国搞孤立主义，靠的是三个支柱：
第一是地理位置优势。
美国两边是大洋，天然屏障阻挡了欧亚大陆的威胁。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我们拥有远离欧洲强国的地理优势，这使我们能够追求不同于旧世界的独特发展道路。"
第二是对欧洲的警惕
美国建国领袖都觉得欧洲政治制度腐败透顶，碰都不想碰。
富兰克林在私人信中说："欧洲的宫廷是腐败和阴谋的温床，我们的新共和国应当避免与它们过于亲密，以免重蹈覆辙。"
第三是，经济利益考量。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在美国很吃香，美国领导人认为应该追求贸易不追求政治同盟。
汉密尔顿1795年就指出："商业关系是自然的、和平的纽带，政治纠葛则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责任。"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遵循孤立主义外交方针。
虽然积极向西扩张领土，但在欧洲事务上保持超脱态度。
1812年打完英国后，美国签了和平条约，然后就专心内部发展。
不过别误会，孤立主义并不等于完全隔绝。
1823年门罗主义的提出，其实已经表明美国开始关注更广泛的国际利益。
1825年，美国派代表参加了拉丁美洲的巴拿马会议，尽管国会对此争议不断。
参议员马丁·范布伦当时就警告："我们应当谨慎行事，不要陷入可能引发战争的承诺中。"
1830年代杰克逊继续玩孤立主义，但同时加强商业外交。
杰克逊说："我的政策是拓展贸易，而不是扩展领土或承担政治义务。"
然后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给孤立主义来了个大考验。
美国拿下大片领土，但也引发了争论：我们是不是变成"帝国"了？
亨利·克莱公开骂道："我们正在抛弃共和国的原则，走向与我们建国精神相悖的征服之路。"
到了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化加速，开始寻求新市场和资源。
所以外交政策也变得微妙起来：政治上还是装孤立，但商业和领土上已经开始扩张了。
威廉·西沃德当国务卿(1861-1869)时，就积极推动美国的海外扩张，买下了阿拉斯加，还想搞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基地。
西沃德在内阁会议上直接说："商业扩张是我们民族命运的一部分，但我们仍应避免欧洲的政治纠纷。"
1893年，美国支持推翻了夏威夷女王，又引发了争论：我们应不应该吞并夏威夷？
这种矛盾越来越明显：孤立主义理想和扩张主义现实怎么调和？
最后美西战争(1898)成了孤立主义的转折点。
战争结束后，美国拿到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正式开始卷入全球事务。
麦金莱总统为吞并菲律宾辩护时说："上帝已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除了前进，别无选择。"
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命运使然"？
虽然如此，孤立主义思想还在影响美国政策。
西奥多·罗斯福在私人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卷入欧洲的纠纷。我们的扩张应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而不是欧洲的利益。"
20世纪初，美国在罗斯福和塔夫脱领导下，开始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罗斯福搞"大棒外交"，塔夫脱玩"美元外交"，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对欧洲事务，美国还是保持距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总统宣布中立，表明美国社会还是孤立主义情绪浓厚。
1914年8月，威尔逊呼吁美国人民"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保持中立"。
然而随着战争进行，美国与协约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向英法提供贷款和军火。
最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和齐默曼电报事件导致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变化，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
威尔逊把参战包装成"理想主义使命"，而不只是国家利益考量。
他说美国的目标是"使世界安全，以实现民主"，还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战后和平基础。
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最终被现实碾压得粉碎。
一战结束后，威尔逊积极参与巴黎和会，推动建立国际联盟，希望通过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未来战争。
然而，这一倡议在美国国内，尤其是参议院，遭到了强烈反对。
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领导的"不可调和派"坚决反对加入国际联盟。
洛奇在参议院辩论中警告："国际联盟将侵蚀美国的主权，并使我们卷入与我们无关的纠纷中。"
威廉·博拉参议员更直截了当："如果我们加入国际联盟，美国将不再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全世界的美国。"
1919年11月19日，参议院以55票对39票否决了《凡尔赛条约》，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
一位匿名参议员对记者说："今天，我们不仅是在投票决定是否加入国际联盟，我们是在决定美国的灵魂应该属于谁——是属于我们自己，还是属于全世界。"
这句话，把美国孤立主义的核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华伦·哈定当选总统后，美国外交政策明显转向孤立主义。
1921年，哈定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寻求参与，而不是纠缠；服务，而不是主导。"
卡尔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总统延续了这一政策。
美国虽然在经济和金融上与世界各国保持联系，但政治上却保持距离。
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美国更关注国内问题。
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进口关税。
胡佛在私下对顾问表示："在当前经济危机下，我们必须首先照顾好自己的人民，然后才能考虑他国的需求。"
这一举措，将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转成了经济上的民族主义。
罗斯福1933年上台初期，同样专注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1935-1937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和提供贷款。
参议员杰拉尔德·奈提出中立法案时表示："我们不会再次被拖入欧洲的战争。美国应该成为和平的灯塔，而不是战争的参与者。"
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反对加入国际联盟的主要领袖。
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洛奇提出了对《凡尔赛条约》的14项保留条款，实质上大大削弱了条约效力。
在参议院辩论中，洛奇发表长篇演讲："国际联盟的盟约与我们的宪法相悖，将迫使我们卷入遥远国家的冲突，并受制于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国际机构的决定。"
洛奇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直接批评："威尔逊总统似乎忘记了，他首先是美国的总统，而非世界的总统。我们的责任是保护美国的利益，而非解决全球的问题。"
威廉·博拉参议员是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
1935年，在支持第一部中立法案时，博拉说："历史已经证明，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制造更多问题。让我们保持中立，让欧洲人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
博拉说："欧洲列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权力游戏，而每次美国卷入其中，我们都是最大的输家。我宁愿被称为孤立主义者，也不愿看到美国青年再次为欧洲的纷争流血。"
对于批评孤立主义的人，博拉回应："他们将孤立主义描绘成一种落后、自私的政策，但实际上，它是最符合美国传统和利益的政策。华盛顿和杰斐逊都警告过我们不要卷入欧洲的纷争，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智慧。"
另一位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是二战前夕美国孤立主义的重要代表。
1939年，在欧洲战争爆发后，塔夫脱警告："参与这场战争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应该专注于自己的防御，而不是试图解决欧洲的问题。"
1940年，当罗斯福开始倾向于支持英国抵抗纳粹德国时，塔夫脱批评道："总统似乎正在一步步将我们引向战争，而没有获得国会和人民的授权。这是对我们宪法原则的违背。"
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是"美国第一委员会"最知名的发言人。
在1941年9月11日演讲中，林德伯格说："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进入这场战争，以捍卫民主。我亲眼目睹了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在那里我看不到任何捍卫民主的行动...美国的战争政策正受到三个主要团体的压力：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
此话一出，舆论大哗。
因为将犹太人列为压力团体了，而犹太人是当时的受难者。
罗斯福一直想摆脱孤立主义对自己的限制。
1937年，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隔离侵略者"演讲："当一场流行病开始蔓延时，社区会团结起来隔离病人以保护社区健康。和平的维护也需要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体的行动。"
但罗斯福知道美国社会孤立主义情绪很强，所以很谨慎。
他在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美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接受我们必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罗斯福面临两难：想支持英法抵抗法西斯，又得顾及国内反战情绪。
他选择了中间路线：提供物资援助但不直接参战。
罗斯福向美国人民保证："我希望美国保持中立，我相信每个美国人都希望美国保持中立。"
但在私下，罗斯福对英国大使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你们，只是一时还不能公开宣布这一点。"
这种公开中立、私下支持的双重策略，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矛盾心态。
1935年至1939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和提供贷款。
参议员杰拉尔德·奈说："我们必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当时，正是我们的武器贸易和贷款最终将我们拖入了战争。这一次，我们不会重蹈覆辙。"
随着欧洲局势恶化，罗斯福开始推动修改中立法案。
1939年11月，国会通过了"现金与运输"修正案，允许交战国用现金购买美国武器，但须自行运输。
罗斯福在争取这一修改时用了个比喻："当你的邻居的房子着火时，你不会斤斤计较水管的价格。你会借给他水管，然后在火灾结束后讨论报酬问题。"
1940年法国沦陷后，英国成了抵抗纳粹德国的最后堡垒。
英国物资短缺、外汇枯竭，罗斯福在1940年12月提出了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盟国"出借"军事装备。
罗斯福继续用他的邻居比喻："假设我的邻居的房子着火了，如果我能借给他我的花园水管帮助扑灭火灾，我当然会这么做。我不会在他的房子燃烧时，告诉他必须先付给我500美元才能用我的水管。"
孤立主义者强烈反对租借法案。
塔夫脱说："租借法案本质上是对中立的彻底背叛。它使美国成为英国的武器库，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卷入战争。"
珍珠港：孤立主义的终结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2400多名美国人死亡，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
次日，罗斯福向国会请求对日本宣战，称这是"将永远铭记耻辱的日子"。
几天后，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珍珠港事件彻底终结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说："珍珠港使美国一夜之间从孤立主义转向了国际主义。"
在全国一致支持参战的氛围下，孤立主义者的声音迅速变弱。
就连罗伯特·塔夫脱这种坚定反对美国卷入欧洲事务的人，也不得不屈服于现实。
塔夫脱在对日宣战决议表决后表示："虽然我反对我们卷入欧洲战争的政策，但现在我们已经遭到攻击，所有美国人都必须团结起来支持我们的战争努力。"
查尔斯·林德伯格取消了在"美国第一委员会"的所有演讲，发表声明："我们被迫参战。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战争，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团结一致，尽一切可能取得胜利。"
"美国第一委员会"1941年12月10日宣布解散，标志着组织化孤立主义运动的终结。
战争期间，罗斯福开始规划战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
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讨论了战后世界秩序。
罗斯福私下告诉丘吉尔："这一次，美国不会重蹈覆辙。我们将参与构建持久和平的国际机制。"
罗斯福吸取了威尔逊的教训，积极争取两党支持战后国际合作计划。
194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支持美国参与战后国际组织，标志着共和党主流放弃了传统孤立主义立场。
参议员亚瑟·范登伯格的转变尤为引人注目。
这位曾经的孤立主义者逐渐接受了美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
1945年1月，范登伯格在参议院发表演讲："二战已经消除了美国可以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任何幻想...我们必须合作，否则我们将分别灭亡。"
范登伯格后来成为建立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在争取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对记者解释自己的转变："我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我仍然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是现在，我认识到美国的利益与世界和平不可分割。"
二战后，美国成了全球领导者，孤立主义作为主导外交政策的选项已经死了。
但孤立主义思想并没死透，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美国政治。
罗伯特·塔夫脱是战后"新孤立主义"代表人物。
虽然他承认美国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反对过度的海外军事承诺。
塔夫脱批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认为太慷慨，超出了美国能力。
1950年，在关于北约的辩论中，塔夫脱警告："我们不能承担起保卫整个自由世界的责任。这将耗尽我们的资源，最终削弱而非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
塔夫脱并不反对所有国际参与。他向支持者解释："我支持通过外交和贸易与世界接触，但反对无限制的军事承诺和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明智地选择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我们的实力。"
塔夫脱的立场在共和党内有相当大的支持。1952年，他与艾森豪威尔激烈竞争共和党总统提名。
虽然最终艾森豪尔获胜，但塔夫脱的"新孤立主义"思想继续影响共和党的一部分。
1960年代到1970年代，越南战争失败使美国民众对海外军事干预产生怀疑，引发了新一波孤立主义情绪。
1973年，国会通过《战争权力法案》，限制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派兵海外。
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主张美国应减少海外军事存在，尤其是在欧洲和亚洲。
1971年，曼斯菲尔德提出决议，要求大幅削减驻欧美军。
他说："美国不能也不应该试图成为世界警察。我们的盟友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保卫自己。"
卡特总统上任初期也表现出这种有限参与思想。
在竞选期间，卡特承诺："我们将不再卷入像越南那样的海外冒险。"
但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质危机使卡特不得不调整政策，增加防务支出并强化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冷战结束后，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全球角色。
199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保罗·宗加斯提出"美国回家"的口号，主张减少海外军事存在。
共和党内的帕特·布坎南也挑战了共和党的国际主义传统，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们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
在199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布坎南发表了著名的"文化战争"演说，其中包含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我们应该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是时候我们开始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我们自己的人民了。"
小布什总统上台初期，也有某种程度的孤立主义倾向。
他质疑美国参与"国家建设"的价值，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等多边协议。
但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迅速转向积极干预主义，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兼具单边主义和干预主义特点，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有所不同。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一次私人场合解释："我们不是孤立主义者，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愿意与他国合作，但当美国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也准备单独行动。"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引起了全球关注。
特朗普批评北约等传统联盟，质疑自由贸易协定，并主张削减对外援助。
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宣称："从今天起，将有一个新的愿景统治我们的国家。从今天起，美国优先。"
这一表述直接引用了1940年代"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口号，反映了孤立主义思想在美国政治中的持久影响。
这可不是一般的影响力啊！从华盛顿时代到特朗普时代，跨越两个多世纪，这思想居然还能激起民众如此强烈的共鸣！
不过特朗普强调，他的"美国优先"并不是纯粹的孤立主义。
他并不主张美国完全退出国际舞台，而是要重新定义美国的全球角色，强调直接的国家利益而非什么虚头巴脑的国际主义价值观。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研讨会上这样解释："'美国优先'不是孤立主义，而是健康的民族主义。我们依然重视盟友，但要求他们公平分担责任。"
特朗普政府的实际政策表现出极度复杂性。一方面，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等多边协议；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和亚太地区仍保持军事存在，还增加了对以色列和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孤立主义作为一种外交传统，经历了从建国初期的战略需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争议，再到二战后的逐渐式微的复杂发展过程。
孤立主义不仅是一种外交政策，也反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
美国建国之初就把自己视为一座"山巅之城"，一个与腐败的欧洲列强完全不同的新型共和国。
这种例外主义观念既可能导向孤立主义（远离腐败的世界），也可能导向干涉主义（改变世界）。
历史学家沃尔特·拉素尔说："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美国例外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
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像神经病一样摇摆不定，以及为什么孤立主义思想能在美国社会中持续存在。
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过："每一代美国人都必须重新定义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这种定义总是在孤立与干涉、理想与现实、价值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米塞斯在对《全能政府》一书中针对纳粹的侵略说：
今天我们主要需要的是联合摧毁极权主义侵略的国家之间的持续合作。
如果有关国家不将它们目前的联合转为永续的联盟，那么任何计划都不会奏效。
米塞斯认为，需要保护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国家主权。
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不能成功地建立永久联合，胜利的果实会再次失落。它们的不团结将会使战败的侵略者有机会为另一次进犯重新操弄政治阴谋诡计，重新武装并形成新的更强大的同盟。除非它们选择有效的团结，否则民主国家注定要失败。如果它们试图维护外交术语所称的“国家主权”，那么它们将无法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 它们必须在将所有权力交给一个新的超国家权力机构，或者成为那些不打算平等对待它们的国家的奴隶之间作出选择。
但话音一转，米赛斯说：
如果它们在胜利之后恢复战前的政策，如果它们重返政治敌对和经济战争，结果将会是再次重现 1919-1939 年间的发展事态。在经济领域彼此斗争的国家之间，既不可能存在有效的政治合作，也不可能有团结和集体安全。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欧美重新回到二战前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欧美国家之间不存在合作和团结。
米塞斯进一步尖锐地批评：
因此很明显，西方民主国家在他们的双边关系中必须结束所有进一步的经济战措施。但是，如果不废除组成民主联盟的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根本不会存在任何联盟。
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控制主义——无论是干预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政府干预实业和国家“计划”催生了经济民族主义。如果人们不想回到不受阻碍的市场经济社会，但又要放弃经济民族主义——这是建立持久和平不可或缺的条件——只能通过单一制政府来实现。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任何和平计划如果要奏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实现西方民主国家联盟的替代项就是重返 1918-1939 （全球贸易战）年间恶劣处境，从而导致新的更加噩梦般的战争。
在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一书中，米塞斯说：
虽然行使主权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各国政府都受制于一条阻止国际冲突产生的原则之至高无上性。
如果国家根据经济干预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行政，主权就变得不受限制，就成了绝对的。
国家主权的这一过分概念与经济发展的当前状况是不相宜的。它不能与国际劳动分工共存。它不公正地对待其他所有的国家，必定导致冲突。
人类不可任意地从较高的劳动分工水平退回到较低的劳动分工水平。每个国家的自给自足会明显地降低所有民族的生活水平。
时至今日，不再有这回事，即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不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福利。每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中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因为一国的暴政也会伤害到所有其他的国家。
如果一国政府阻碍了其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它就损害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果经济落后，是在挑战那些能够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这些自然财富而改善自身境况的所有人。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导致这样一种状况，即一国的资源利用达不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本该达到的水平。
一个国家的经济孤立不仅损害本国公民的福利，对外国人的经济利益也造成至少同等程度的伤害。
不仅是经济孤立，政治孤立在当前的世界上也是不可行的。西半球一度不用担心侵略。数千英里的宽阔海洋将它与侵略者隔离开来。飞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却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他们这样争辩道：“欧洲各民族现在兵戎想见，他们已经毁灭了那辉煌的文明，他们注定要陷入饥荒和悲惨的境遇，这真是非常可悲的事实。同样可悲的是亚洲也是如此。十分不幸，我们不能将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他们必须自己认识到，和平合作比战争和互相灭绝对他们更有利。我们不能当世界警察。我们能做的一切是照顾我们自己，保持西半球的独立。我们将保持中立，不干预其他洲的事务，从而保存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
为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人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中立，也不能生活在政治上的孤立中。美国必须认识到，每一次国际冲突都会或迟或早地将它也卷入进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持久和平的战后秩序。
但是，在经济领域苦斗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分裂了热爱和平的国家。如果联合国不能成功地清除经济民族主义，战后的局面就不会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有什么两样。那么，第三次更为可怕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如果经济民族主义不被摒弃，最彻底的裁军也不能防止被击败的侵略国重施外交诡计，形成新的利益圈子，挑拨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武装和最终图谋新的进攻。经济民族主义是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
米塞斯的学生罗斯巴德的观点有所不同。
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一书中说：
考虑到国家的存在，自由主义有没有什么道德原则可以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引标准呢？这个答案大体上是与自由主义在国家的“内部政策”上的道德指引标准类似，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个人的强制程度。
那么，战争，即使是正义的防卫性战争，也只是在把暴力的行使严格限制于针对罪犯自身的时候才是正当的。
因为每个国家都硬性地赋予自己对其领域内的暴力的垄断，只要它的掠夺和勒索未遭受抵抗，在那块领土上就被认为是“和平”的，因为唯一的暴力是以单行道地方式延续，由国家自上而下针对它的人民实施。在那个领域内的公开冲突只有在“革命”的情况下才会突然发生，在此情况下人民反对国家向他们使用权力。无论是国家不受抵抗的安宁的情况，还是公开的革命的情况，都可以被称为“垂直的暴力”；国家针对它的公众的暴力或者反之亦然。
在我们现在的世界上，每个国土受到一个国家机构的统治，而地球上分散着许多国家，每个国家都在它自己的领域内享有对暴力的垄断权。但是在整个世界上不存在享有暴力垄断的超国家；所以在若干国家之间存在着“无政府”的状态。这样，除了偶发的革命，世界范围上的公开的暴力和双边冲突发生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之间，这被称为“国际战争”或“水平层次的暴力”。
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方面是反国家的革命或者私人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两者之间存在关键的和重要的区别。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内发生革命冲突时，国家的宠臣和革命者都是居住在同一块领土上。而国家间战争是发生在两个集团之间，这两个集团都对自己的地理领域享有垄断权；也就是说，它发生在不同领土的居民之间。
国家间战争的一个独特属性是领域之间的，另外一个独特的属性源于国家是依赖于对统治对象征税而生存的事实。所以，针对另一个国家的任何战争，难免会导致针对自己人民的税收侵犯的增加和扩张。私人之间的冲突可以，并且往往是有关各方自愿支付报酬和供给经费的。革命可以，并且常常是由公众提供自愿的资助从而进行对抗。但是国家的战争只能通过对纳税人的侵犯得以获得资助。
所以，所有的国家战争，都涉及对国家自己的纳税人的加大侵犯，另外几乎所有的国家战争（在现代战争中是全部）涉及对敌对国家统治的无辜市民的最大的侵犯（谋杀）。另外一方面，革命常常是自愿资助的，也可以精确把他们的暴力针对国家统治者实施；私人冲突也可以把他们的暴力限制于实际的罪犯。
所以我们必须下结论认为，有些革命和私人冲突可能是合法的，但国家的战争永远是应被谴责的。
有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如此反对：“尽管我们也为税收和战争以及国家对防卫服务的垄断感到悲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情况的存在，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必须支持国家进行防卫性的正义之战。”
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对此的回答是这样的：“是的，国家事实上存在着，并且只要它们存在着，自由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说法：‘行，你存在吧，但是只要你存在，至少得把你的活动限制于你垄断的那些领域。’”
简要地说，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私人进行侵犯的领域，无论是“外国的”私人还是“本国的”私人。
在国际事务方面，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每个国家的人民给他们各自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国家把其活动局限于它垄断的领域，不要侵犯其他国家（垄断者）——尤其是其他国家统治下的人民。
简要地说，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把任何已经存在的国家对人身和财产的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完全避免战争。
每个国家的人民应该向“他们”各自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不要互相攻击，并且，如果冲突产生了，根据物质条件的可能性尽快地谈判协商寻求和平或者宣布停火。
以罗斯巴德的理论，孤立主义当然是正确的，一国政府无权将本国税收用于外部战争，更不要说征兵了。这是本国政府对本国民众的侵犯。
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消灭政府战争。
奥派两位大师，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正是功利主义与权利主义在奥派内部争论的源头。
我认同罗斯巴德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