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读者就是这样，你讲了一大堆理论，他不会举一反三，还是不知道怎么理解具体的个案，非得要嚼碎了喂给他他才能懂。那我们就说说“邓新华的碗”，到底怎么赔。我们首先要知道，既然是主观价值，那就是千人千面，而且，一个人的主观价值，随时会变。绝对不存在新古典和芝加哥经济学假定的那样，有一个“计划”好了的价值表，而且可以测量，人就会如此这般价值排序，据以作为行动的指南。这个我们解释过了，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排序；价值排序，只能在行动中才能展示；而且，行动是单次的，不能假设连续性。当我们在批评“理性人假设”的时候，到底是在说什么？假设这位读者的女朋友到他家里来了，不小心打破了他妈妈留给他的碗。这个碗在以前，他认为是无价的，是妈妈留给自己的念想，千金不换。但是在女朋友打碎碗这一刻，他的价值排序可能立即就变了。他可能心里也有点难过，但是会自我安慰，其实也就是普普通通一个碗而已；然后会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啊，碎碎平安，没吓着你吧，你的香香小手没事吧？嗯，他根本就不要赔偿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主观价值排序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他把维持与女朋友爱情带给自己的满足，排在了睹物思人的心理慰藉带来的满足之上。假如是他的朋友呢，毕竟到家里来的，陌生人概率很小。不小心打碎了，咋办？他会期待朋友给他诚挚道歉，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朋友会给他道歉，买点东西、请他吃饭表达歉意，他由此原谅了，这就是赔偿。如果朋友做不到，或者令他不满意，他可能会绝交，这也是对他朋友的惩罚——让朋友失去一分友情和与他交换合作的机会，并且在内心煎熬和愧疚中度过很长时间。注意：一定要逻辑一致地价值主观，不能以独裁者心态看待他人的选择。金钱赔偿是赔偿，满足受害者的情绪价值，当然也是一种赔偿。问题来了，假如是一个陌生人，或者他根本就不认这个朋友，这时候就说，我这碗价值一个亿，你必须赔我一个亿。1、明示。以可识别的方式告知，我这个碗价值1个亿，谁搞坏了，就赔我一个亿。有。因为产权就是排他性的规范，我的财产，当然由我来估值。这个估值，并不是邓新华说的，只在交易中有用，在赔偿中就没用。在交易中，你对自己的财货评值很高，要价很高，但是那必须接受消费者的主观评值。你可以要价，我可以不买。既然你都拿来交易了，就说明它并非无价，所以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只要双方合意，交换达成，对双方有益。至于具体的价格，是一个经验问题，一切取决于这只碗对交换双方的边际效用和机会成本。在赔偿中，我在明示的前提下，要求赔1个亿，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侵权是你造成的，我是受害者，你要对你的侵权行为负责。那这个时候，结果就基本确定了，我会小心翼翼，绝对不靠近你这个宝贝碗；更有可能的是，我根本都不会到你家里去。你会发现，由于主人对他的碗估值很高，产权规则发挥作用了，别人会倍加小心，甚至不接近你的财产范围，产权人的财产，得到了保全。这正是自由社会必须的，也是产权人期待的结果。正如我的茅草屋，我开价10个亿，就是为了让国王和强拆队滚远点。还有一种可能，尽管明示了，有人还是不小心，造成了侵害，但那也并不意味着必然赔1个亿。注意，人的主观价值排序一直在变，也许对方痛哭流涕表达歉意，也许他的某个举动让你原谅，也许你经过评估，发现对方根本不可能赔你那么多，你的价值排序就随之改变了，你们重新商定了一个赔偿金额。真实世界里的人，不都是这样行动的吗？先争取最好的结果，如果不行，那就做出妥协，到最后勉强答应。但是勉强答应也意味着，达成协议比不达成，对自己更有利。自愿交换总对双方有益，否则交换不会发生。行动展示偏好，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排序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看他嘴上怎么说，而是可以通过他的行动推断出来。新古典和芝加哥，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显示偏好”。但是他们这个概念与行动展示偏好完全是两码事。
萨缪尔森认为存在一种潜在的偏好量表，它构成了一个人的行为的基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的行动过程中保持不变。然后，萨缪尔森使用复杂的数学程序，试图根据他众多的行为“映射”出个人偏好量表，并且要在“操作意义上”进行测量。他们认为主观价值论中的序数效用论无法量化，“没有操作意义”，所以就不是科学。他的根本性错误就是：假设个人价值偏好表随时间保持不变。这是一个荒唐的假设。没有任何理由说，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偏好表，到了彼时彼地仍然如此。所以他们就是把人当机器研究，然后用“怎么假设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证实证伪”来为自己辩护。警察查案和法院办案的过程中，也必然遵循逻辑和人的行动基本原理。证明了某人不在案发现场，那就排除其作案可能，因为A不可能是非A，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他们要用很多你的具体行动，来证明你具有什么样的动机，作为定案和量刑的依据。具体到邓新华的碗，情况就清楚了。
假如你根本就没有明示，现在双方对赔偿金额出现了较大分歧，告到了一个双方认可的市场性法庭上，侵害者现在可以举证：你根本就没有明示，没有告知我这个碗的重要性，我的确是无意而不是故意的。
法庭会调查质证，确认你没有明示；同时，既然你认为这个碗如此重要，你却并没有把它珍藏起来，而是草率地随意地摆在桌子上，你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碗对你来说并没有宣称的那么重要，你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碗在对待。这时候，你却非要说自己的碗无比重要价值连城，那就成敲诈勒索了。
法庭这时候会做出调解或者裁断：鉴于侵害方强有力地证明了自己非主观故意，你既没有明示，也不能证明这个碗对自己的重要性，那么按市场价赔偿，外加对方道歉，或者赔偿精神损失费（比如）500块——经济学理论并不能给出一个先验有效的赔偿方案和赔偿额度，这是经验性的。
既然是市场化的司法，它不敢乱判，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同时，这必定是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并选择的司法机构，任何一方不信任这个司法机构，就不会到这里来打官司了。因此，司法机构判决的认可度很高，定分止争的目的更容易实现。
这时候邓新华必定又要说：你看，你到底还不是按照“市场客观价值”来赔偿吗？你说主观价值论有优势，我承认，但是客观价值论照样有它的优势，各有各的优势和缺陷。
不是的。
当我们说一只碗在市场上的价格就是10块钱的时候，这个10块钱似乎是客观的。但是这里的客观并不是指价值内在地蕴含于某物之中。一切市场“客观的价格”，恰恰都是由人的主观偏好决定的，并且随着人的评值变化而变化。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客观的价值”。
市场价值看起来“客观”，不过是由于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价格的“边际对偶”区间会越来越小，一个新的市场参与者加入，可能在边际上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将市场价值视为一个给定的事实。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姑且说，商品的市场价值是“客观”的。
如果你认为市场价格就是一个客观的数值，可以用来测量主观价值，并形成一个不变的排序表，那就误解了价格和价值理论本身。边际效用规律，就是用来解决价格形成机制的，它就是主观价值论的一个必然推论。
重要的是，在市场交易中，我愿意花10块钱购买一只碗，是因为我主观上认为10块钱的价值低于一只碗，而对方与我的主观评值相反，所以交换发生。而在赔偿协议中，我愿意接受10块钱的赔偿外加道歉，同样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赔偿的价值高于我的心理损失，否则我就不接受；而对方之所以愿意这样赔偿我，也是因为他这样做心理收益高于损失的金钱和道歉带来的心理损失。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他原来对这个碗的估值是1个亿，现在成10块了，所以就变成客观的了。因为他的主观价值排序已经变了。
因此，赔偿协议中的约定，同样是交换行为，不论方式是什么、金额是多少，同样是主观价值的表达。你不能认为这时候赔偿金额恰好就是市场价格，而认为这就成客观的了。在人的行动领域，没有什么是客观的。
经济学揭示的规律性，在任何个案中，都必定是普遍有效的。如果总是有例外，那就已经否定了原理本身。
所以，并不存在交易中主观价值有解释力，赔偿中客观价值更有解释力这种分割；没有主观价值论在赔偿领域就不适用了这样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直接否定主观价值论。已经在论述中否定主观价值论了，却一直说我支持主观价值论，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虚伪。
说到最后，你有没有发现，“邓新华的碗”这种假设本身就非常荒唐？这种假设与真实世界里的行动人有什么关系，在现实中有什么用处？没有。这不就是假设了一个“布里丹的驴”，并且把人当那头蠢驴吗？不就是用一个模型，来削足适履地测量人的行动的“黑板经济学”吗？它跟奥地利学派立基于真实的人的行动的因果现实主义相比，到底谁的“解释力”更强？
以后，“邓新华的碗”，可以作为一个数理经济学模型假设的寓言，来警示后人：不要用物理学的所谓客观方法研究人，而要关注真实世界的人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