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史（6）
战争，是最残酷的老师。
它用血与火，把一些简单的道理，刻进了政治家的脑子里。
战后的美国政坛，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曾经水火不容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他们的政策主张，开始变得越来越像。
民主共和党人，以总统麦迪逊和国会里那批年轻的“战争鹰派”为首，开始主动拥抱那些他们曾经激烈反对的“汉密尔顿式”政策。
而日渐式微的联邦党人，看着对手抄自己的“作业”，只能在一旁发出无奈的苦笑。
这种两党政策趋同、政治争斗缓和的时期，从麦迪逊的第二个任期末，一直持续到下一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的任期结束（大约18151825年），史称“感觉良好时代”。
这个名字，有点讽刺。
因为表面上的“感觉良好”，掩盖了底下更深层次的观念冲突。
而把这种冲突系统化、理论化，并试图将其变成国家战略的，正是那位来自肯塔基州的战争鹰派领袖——亨利·克莱。
一）西部之子的雄心
亨利·克莱，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政治家。
他精于演说，善于妥协，一生都在追求总统宝座，却屡战屡败，人送外号“伟大的妥协者”。
他和汉密尔顿一样，信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美国。
但他的出发点，跟汉密尔顿这个东部金融精英，又有所不同。
克莱来自西部。
他代表的是那些生活在新开发的土地上，渴望将自己的农产品卖出去，渴望过上东部人那样富裕生活的拓荒者们的利益。
他亲身体会过，没有好的道路，粮食就运不出去；没有稳定的银行和货币，生意就没法做；没有本国工业，就只能被英国商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旨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计划。
他给这套计划，起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名字——“美国体系”。
这个名字，起得太有水平了。
它把一套本来充满争议的经济干预政策，包装成了“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你反对它，就好像不爱国一样。
“美国体系”，主要包含三大支柱。
这三根柱子，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每一根上面，都刻着汉密尔顿的影子。
二）“美国体系”的三大支柱
第一根支柱：高关税。
克莱主张，对从英国等欧洲国家进口的工业品，征收高额的保护性关税。
这么干，有两大好处：
保护本国幼稚工业。
关税一加，进口货就变贵了。
这样一来，国内那些刚刚起步、技术和成本都比不上英国人的小工厂，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主要是为了讨好东北部的工业集团。
为联邦政府提供收入。
关税是当时联邦政府最主要的财源。
关税高了，政府就有钱了。
有钱干嘛呢？当然是干大事。
第二根支柱：国家银行。
1812年战争中没有国家银行的窘境，让所有人都记忆犹新。
于是，麦迪逊总统，这个当年跟着杰斐逊一起痛骂第一国家银行是“违宪怪物”的人，现在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当年的自己“很傻很天真”。
1816年，在美国国会的推动下，“美国第二银行”被批准成立，执照期二十年。
它的规模和权力，比汉密尔顿的第一银行还要大。
克莱认为，这个强大的中央银行，是“美国体系”的金融心脏。
它能够提供全国统一的、稳定的货币，能够调节信贷，能够为政府的大型项目提供融资。
第三根支柱：内部改进。
这是克莱计划中最雄心勃勃，也是最具争议的一部分。
“内部改进”，说白了，就是由联邦政府出钱，来修建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公路、运河、桥梁等等。
克莱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用高关税，从东北部的进口商那里收来了钱。
我们把这些钱，投入到中西部，去修路架桥。
路修好了，西部的农民，就能把他们的粮食和原材料，方便地运到东部卖。
东部的工厂，则可以把他们的工业品，卖到广阔的西部市场。
而强大的国家银行，则为这一切经济活动，提供润滑剂和保障。
你看，这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内循环！东北部的工业，南部（当时克莱也想把南部拉进来）的棉花，西部的粮食，通过一个由联邦政府主导的交通和金融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大家都有钱赚，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欣欣向荣。
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充满国家主义色彩的蓝图！
它本质上，就是汉密尔顿强国梦想的2.0升级版。
剧本B（集权强大），在“感觉良好时代”的和谐氛围中，发起了一次全面的冲锋。
三）“违宪”的幽灵又来了
但是，问题来了。
尤其是第三根支柱，“内部改进”，碰到了和当年国家银行一样的老问题：宪法。
你把宪法翻烂了，也找不到一条，明确授权联邦政府可以花钱在某个州修一条公路。
按照杰斐逊的“严格解释”传统，这事儿，就是违宪。
1817年，国会通过了一个“红利法案”，准备把国家银行上缴给政府的红利，拿出来作为启动“内部改进”的资金。
法案送到了即将离任的麦迪逊总统面前。
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在战后已经变得非常“汉密尔顿化”的总统，会顺利签下它。
然而，在任期的最后一天，麦迪逊，这位“宪法之父”，内心的“杰斐逊之魂”，突然觉醒了。
他否决了这个法案。
他在否决咨文里写道，他完全赞同修路架桥的重要性。
但是，他找不到宪法依据。
如果因为一件事是“好事”，政府就可以去做，那宪法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政府的权力，将会因此无限扩张。
如果真要这么干，那就必须通过一个正式的宪法修正案来授权。
麦迪逊的这一记“回马枪”，让克莱的“美国体系”，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这件事情，非常有象征意义。
它表明，即便是在国家主义情绪最高涨的“感觉良好时代”，“有限政府”和“州权”的观念，依然像幽灵一样，盘旋在美国政坛的上空。
它深深地根植于一部分建国精英的内心，成为他们无法逾越的一道思想防线。
四）最高法院的“助攻”
然而，国会和总统这边打不开的缺口，另一个地方，却为联邦权力，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个地方，就是联邦最高法院。
当时的首席大法官，是约翰·马歇尔。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联邦党人，是汉密尔顿的信徒。
他在任的三十多年里，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持续不断地、系统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削弱了州的权力。
其中，最著名的判决，就是1819年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
案情很简单：马里兰州，为了抵制美国第二银行，通过了一项法律，要对设在该州的银行分行，征收惩罚性的重税。
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马歇尔大法官，借此机会，发表了一通足以载入史册的宏大叙事。
他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国会有没有权力建立一个国家银行？
马歇尔的回答是：有！他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把二十多年前汉密尔顿为第一银行辩护的那套“默示权力”理论，给直接写进了判决书里，使之成为了国家最高的法律解释。
他那句名言——“让目的合法，让它在宪法的范围内，所有实现目的的手段，只要是适当的，没有被禁止的……都是合宪的”——等于给了联邦政府一把解释宪法的“万能钥匙”。
第二，州政府有没有权力对一个联邦机构征税？
马歇尔的回答是：没有！他提出了另一个震撼性的原则：“征税权就是摧毁权”。
如果允许一个州，去对联邦银行征税，那就等于允许一个部分（州），去摧毁一个整体（联邦）的工具。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联邦法律，在与宪法相符时，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判决，是汉密尔顿主义的一次完胜。
它不仅确认了国家银行的合宪性，更重要的是，它在司法上，确立了联邦权力高于州权的至高原则。
克莱的“美国体系”，在立法上暂时受挫，却在司法上，得到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助攻”。
“感觉良好时代”，就这样，在表面的一团和气之下，悄悄地为中央集权的进一步扩张，铺平了道路。
然而，这种人为捏合起来的和谐，是极其脆弱的。
当经济危机来临，当一个新的、更具争议性的话题——奴隶制的扩张——浮出水面时，潜藏在水面下的观念冲突，将会以十倍的烈度，重新爆发。
一个更具破坏性的政治人物，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他将彻底砸碎这种虚假的和谐，并开启一个属于“人民”的新时代。
这个人的名字，叫安德鲁·杰克逊。
好的，虚假的“感觉良好时代”即将被一场民粹主义的风暴彻底撕碎。
现在，让我们迎接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也最“摇滚”的总统——“老山核桃”安德鲁·杰克逊。
五）人民革命即将开始
“感觉良好时代”的和谐，是被一场经济危机和一次肮脏的选举给终结的。
1819年，一场金融恐慌席卷美国。
由于战后的过度投机和美国第二银行突然收紧信贷，大量的银行和企业倒闭，农民的土地被没收。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时期的经济萧条。
这场危机，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心里积攒了巨大的怨气。
他们把怒火，全都撒向了那个在他们看来制造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高高在上的美国第二银行和那些东部的金融精英们。
就在这种普遍的怨气中，1824年大选来临了。
这次选举，乱成了一锅粥。
民主共和党分裂成了四个候选人，其中就包括亨利·克莱和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
选举结果，杰克逊赢得了最多的普选票和选举人票，但没有达到半数。
按照宪法，得由众议院来决定谁当总统。
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在众议院里极具影响力的亨利·克莱，把自己获得的支持者，全都转投给了另一位候选人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
作为回报，亚当斯当选总统后，任命克莱当了他的国务卿——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通往总统宝座的跳板。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腐败交易”。
杰克逊和他的支持者们，肺都要气炸了。
他们觉得，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分赃！是东部的精英们，用阴谋诡计，窃取了属于“人民”的胜利！
他们发誓，四年后，一定要卷土重来，把这帮“腐败分子”赶出华盛顿。
一场以“人民”的名义，对抗“精英”和“特殊利益”的政治风暴，开始酝酿。
而领导这场风暴的，正是安德鲁·杰克逊，一个与所有前任总统都截然不同的“异类”。
六）来自边疆的“野蛮人”
安德鲁·杰克逊，是第一位不是来自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州这俩“建国精英摇篮”的总统。
他来自田纳西，一个当时还很“野”的西部州。
他是个孤儿，脾气火爆，年轻时就参加过独立战争，脸上还留着被英国军官砍伤的疤。
他当过律师，打过架，参加过决斗（据说身上还留着好几颗子弹），靠着自己的打拼，成了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
他身上，没有杰斐逊那种哲学家的思辨，也没有汉密尔顿那种金融家的精明。
他有的是一种来自边疆的、简单粗暴的黑白分明的世界观。
在他眼里，世界就分为两种人：“人民” 和 “敌人”。
谁是“人民”？是那些诚实劳作的农民、工匠、小商人。
谁是“敌人”？是那些不劳而获的银行家、享受政府特权的垄断商、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僚精英。
他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保护神，他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盘踞在政府里，吸食人民血汗的“怪物”，给统统清除出去。
他的崛起，伴随着美国民主的第一次大扩张。
很多州取消了必须拥有财产才能投票的限制，大量的普通白人男性，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这些新选民，成了杰克逊最铁杆的粉丝。
他们崇拜杰克逊，不因为他有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就因为他们觉得：“嘿，这家伙，跟我们是一路人！”
1828年，杰克逊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总统大选。
他的就职典礼，成了一场狂欢。
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穿着泥泞的靴子，涌进白宫，跳上名贵的桌椅，打碎了几千美元的瓷器，把白宫搞得像个被洗劫过的酒吧。
东部的精英们，看着这番“野蛮”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
他们哀叹道：“暴民的时代，来临了！”
七）杰克逊的“战斧”
杰克逊总统，说到做到。
他一上台，就挥舞起他的政治“战斧”，砍向了他心目中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
他砍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亨利·克莱那个“美国体系”。
内部改进？杰克逊大手一挥，连续否决了好几个由联邦政府出钱修路的法案。
他的理由，还是那个老掉牙的杰斐逊式论调：宪法没授权！而且，他认为，这种项目，很容易变成政治分赃的工具，滋生腐败。
高关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引发了他任内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废止危机”。
南卡罗来纳州，在他的副总统卡尔霍恩的煽动下，宣布联邦的高关税法案在本州无效，甚至威胁要退出联邦。
面对分裂的威胁，杰克逊这个“州权”的代表，却表现出了汉密尔顿式的强硬。
他痛斥“废止论”是叛国，甚至威胁要亲自带兵，把卡尔霍恩吊死在第一棵树上。
最终，双方以一次关税改革的妥协，暂时平息了危机。
但杰克逊挥舞战斧，砍得最狠、最彻底的，是他毕生最痛恨的那个“怪物”——美国第二银行。
八）一场观念的决战
对于杰克逊来说，美国第二银行，就是所有邪恶的化身。
他认为，这个银行：
是个“怪物”。
它太大了，太有钱了，它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政府。
它的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一个傲慢的费城银行家，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决定国家信贷的松紧，从而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计。
是违宪的。
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杰斐逊的观点。
他根本不理会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在“麦卡洛克案”中的判决，他认为，总统和国会，在解释宪法上，跟最高法院是平等的。
是精英腐败的工具。
银行给很多国会议员和报纸编辑，提供了优厚的贷款和“咨询费”，以此来收买他们，影响政治。
歧视普通人。
银行只愿意把钱贷给富有的东部商人，而不愿意帮助西部的农民。
银行的执照，将在1836年到期。
亨利·克莱和银行总裁比德尔，想了个自作聪明的办法：他们在1832年大选前，就提前向国会申请，要求为银行执照续期。
他们的算盘是：把银行问题，变成一个选举议题。
如果杰克逊否决法案，那他就会得罪东北部的工商界，从而输掉大选。
他们把赌注，押在了“理性”的经济逻辑上。
而杰克逊，把赌注，押在了“人民”的情感上。
国会通过了银行续期法案。
杰克逊，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它。
他发布了一篇美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具煽动性的否决咨文。
这篇咨文，写的根本不像个法律文件，而像一篇战斗檄文。
他没有过多地纠缠于复杂的宪法和经济理论。
他把这场斗争，描绘成了一场简单明了的阶级战争：
“我们社会中的富人和权贵……一直在利用政府的行为来谋求私利……当法律要让富人更富，让权势者更有权时，我们社会中谦卑的成员——农民、工匠和劳动者——他们有权抱怨他们的政府不公。”
他宣称，他否决银行法案，就是为了保护这些“谦卑的成员”，免受国内外的“压迫”。
这场“银行战争”，成了1832年大选的核心。
结果，杰克逊再次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人民，用选票给了他摧毁“怪物”的授权。
杰克逊得胜后，根本等不到1836年。
他下令，将所有的联邦政府存款从第二银行里全部取出来，存到一些与他关系友好的州立银行里去。
这个釜底抽薪的举动，彻底杀死了美国第二银行。
九）“去中心化”的胜利与混乱
杰克逊摧毁国家银行，是他整个政治生涯的巅峰。
从米塞斯的观念史角度看，这可以被视为剧本A（自由自治、去中心化）对剧本B（中央集权、精英计划）的一次巨大胜利。
杰克逊的行动，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
它对任何形式的、集中的、不受民众直接控制的权力的怀疑。
无论是经济权力（国家银行），还是政治权力（联邦政府搞内部改进）。
他成功地拆除了汉密尔顿和克莱苦心经营的、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国家经济调控体系。
然而，仅从历史的结果来说，这场胜利的后果，是复杂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国家银行死后，联邦政府失去了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点控制力。
大量的州立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疯狂地印发自己的银行券，制造了巨大的信贷泡沫。
这个泡沫，最终在杰克逊离任后不久，以1837年的金融大恐慌而破裂，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萧条。
杰克逊的革命，成功地摧毁了一个他眼中的“集权怪物”。
但他留下的，却是一个金融上更加混乱、经济上更加不稳定的美国。
看到这里，是不是对当代中国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如何解读，我们放在这篇长文的最后。
杰克逊极大地扩张了总统个人的否决能力（他否决法案的次数，比他之前的所有总统加起来还多），同时用这种权力，去削弱联邦政府作为一个机构的经济权力。
杰克逊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它推动了平民民主，打击了掠夺平民财产的金融精英，但在观念的战场上，它并没有带来最终的和平。
当人们不再争论银行和关税时，一个新的、足以撕裂整个国家的话题，正在悄然成为中心议题。
那就是奴隶制。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争论，即将被林肯和道格拉斯的争论所取代。
而这一次，观念的冲突，将不再是用否决咨文，而是要用真枪实弹来解决了。
杰克逊的民粹主义风暴暂时平息了金融集权的议题，却无意中为一场更大的风暴积聚了能量。
现在，美国历史的主线，将从“银行战争”转向一场更为根本的、关于“人”的定义的观念之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