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生物学

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左派生物学，肇端于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学说，初次兴起于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式微，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再次于21世纪复兴于美国，并在冷泉港实验室等顶级机构的助推下，达到今天鼎盛的状态。

你看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或孤立的，西方的教育政策、就业政策、种族政策、性别政策乃至于不久前结束的巴黎奥运会，背后都有同样的学术推手和理论基础。

科学这个玩意儿，从来都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是参杂了大量意识形态的因素，在看似严谨的说辞掩护之下，实则靠利益和偏见推动运行。

任何事物的成分、任何过程的细节、任何现象的成因，都是非常复杂的，几乎超越最聪明的人的理解能力。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大胆归因于少量因素，并鲁莽忽略其他一切因素，甚至无耻漠视最明显的反例，从而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

公立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进一步恶化了这个情况，任何片面的说法，只要获得教育和传媒的加持，就可以在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代人的时间内成为社会的共识和常识，从而对未来的发展形成巨大阻碍。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已经充分展示了“科学家”们是如何在环境学、医学乃至于物理学中玩弄政治，今天这篇文章，将简要介绍他们在生物学中的奇葩操作。

拉马克提出的“用进废退”学说，本身只是一个符合直觉的假说，并没有太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什么这会逐步演变成一个左派学说呢？

原因很典型。

首先，因为“用进废退”的学术对立面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我们在这里简称为基因学。

然后，纳粹德国居然推崇基因学，众所周知，希特勒本人对基因学的痴迷到了狂热的程度。

所以，“基因”这个词汇本身，在西方的文化基底中就带有强烈的极右色彩。

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根据“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左派基本原理，作为一个合格的左派学者，就必须与基因学说划清界限。这就好像，敌人如果吃饭拉翔，我们就必须……

在左派看来，“基因”这个词本身就是邪恶的象征，因为它暗示了：物种和物种是有区别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特点是天生的，某些性状是难以改变的……

天呐，这些观点简直太不正确、太不左派了，这无疑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乃至纳粹主义，是实现International的最重大的理论阻碍！

而基因学中所蕴含的统计方法和随机概念，也是对人定胜天的左派思想的巨大挑战。

左派心里憋着一股邪火，于是奇男子李森科在苏联的大舞台上应运而生。

特罗菲姆·李森科，乌克兰人（正如我曾多次讲的，乌克兰才是苏联的代表和精华，而非俄罗斯），生于1898年9月29日，毕业于基辅农学院，1928年发现春化现象并命名，成为苏联学术权威之一。1935年，李森科在克里姆林宫发表演讲，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猛烈批判当时西方盛行的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学，获得了高层的盛赞。

李森科演讲时，“慈父”亲自起立并鼓掌，说：“讲得太好了，李森科同志，太棒了！”

同样是在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任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并在随后就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主席，成为了苏联农科领域的头号人物。

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的很多政策，但却继续支持李森科，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李森科主义统治了苏联的农业科学，反对其理论的人遭受了各种铁拳，这里就不展开了。值得注意的是，李森科的学说也严重影响了东欧和东大等多个国家，成为了这些国家很长时期内的主流学说，甚至可以说塑造了这些国家在农科领域的技术路线。

李森科一生获得了很多荣誉，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x8、劳动英勇奖章、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奖章、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奖章、苏联国家奖等等。

而现在，李森科被整个生物学界称为伪科学家。

李森科坚信后天获得的性状可遗传，所以他完全摈弃了基于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学的育种方式，也就是突变加选育的方式。基于其坚定而“正确”的信念，李森科的努力主要有两个领域：

一是非传统生殖方式，又可以细分为动物的杂交（比如马和驴生出骡子来）、植物的杂交、植物的嫁接等几个方向。他发展出了一套无性繁殖理论，特别是在嫁接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坚信，“嫁接树苗的时候，接穗会永久改变原种的遗传特征”。在他的带动下，苏联及其亲近的国家在杂交和嫁接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这两条技术路线上的确是对西方实现了遥遥领先。

二是通过持续施加特定的外部环境来改良物种，并使改良的特性遗传下去。比如他出道的第一炮——春化现象，简单讲就是使植物的种子在春天萌芽前处于特定的湿度和低温下有利于获得高产性状。他甚至坚持认为，只要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持续培育的话，不超过四年，就可以将硬粒小麦（28条染色体）转变成普通小麦（42条染色体）。他将这种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用在了多种农作物上，花费了苏联大量的农科农技资源，而与其不同的技术路线完全不能获得任何资源。

虽然李森科今天已经被打倒批臭，但客观地讲，我认为他的研究并非一无是处。他真正的问题在于，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坚持聚焦于次要问题，拒绝面对主要问题，从而导致苏联在遗传育种方面落后于西方两代人。大量的研究和生产资源被投入次要领域，也导致了极低的投入产出比，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粮食短缺问题。

有趣的是，同样的情况今天正在美国和欧洲发生，虽然具体方式改头换面，但精神内核高度一致。

第一，左派坚持认为，生物的本质并非由基因决定的，试图通过检查染色体来确定性别，就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们坚信，通过在人体上移除和嫁接某些性别的器官，并辅以持之以恒的激素输入，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性别。你可千万不要觉得他们在胡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不也胡闹了几十年吗，那些提倡LGBT的人并非全是疯子，而是具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事实上，哪怕从基因层面来讲，性别本身也不是绝对二元的，在《冠军侯霍去病之谜》中，我列举了一个染色体变异的表，这里也搬过来用一下。

讲真，在搞生物学的人眼中，性别本身就是多样化的，而且哪怕是典型的男（XY）女（XX）基因，由于某些病变或外部影响，其性征也可以被抑制表达。这，就是左派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左派坚持认为，生物的性状也并非由基因决定，认为基因决定性状的都是不可救药的纳粹分子和种族主义。美国有一个著名生物学家，名叫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他曾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个老哥儿胆大包天，居然敢说智商和基因有关，甚至敢说不同的种族智商不一样，于是遭到了西方生物学界的灭绝式打压，被冷泉港实验室（世界第一的生物学机构）驱逐并剥夺了一切荣誉，他的研究也被称为伪科学。相比于屠呦呦的遭遇，我倒是认为这个家伙的经历更加倒霉和戏剧化一些。

在这种思潮下，又衍生出来两个分支：

在偏社会化的方面，美国的左派与苏联的李森科一样，认为持之以恒的特定环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物种的性状。比如对“贵族”而言，其高入狱率是因为长期受到司法歧视，只要我们坚持不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而是用爱去感化他们，他们就一定会变成守法良民。对以“贵族”为主的少数族裔而言，他们在智力活动中表现欠佳也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只要我们坚持让他们世世代代上哈佛耶鲁麻省伯克利普林斯顿，他们必然会成为高智商人群。所以你看，左派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是有一个统一、坚定、贯彻百年的理论基础的。其实太阳底下无新事，只不过会换一层皮，曾几何时，我们不是也认为地主、资本家、臭老九都不是优秀人才，只有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本质上才最优秀吗？

在偏学术化的方面，由于科技的进步，他们已经很难完全否定基因的作用，但他们在实践中，可以无限弱化基因本身的作用，同时无限强化基因的表达机制的作用。所谓基因的表达，是指DNA在环境和激素的影响下，通过RNA和转录酶，合成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过程。理论上来讲，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具有相同的DNA，但从干细胞（最原始的干细胞就是受精卵）开始，细胞们在不同的环境刺激下，最终却分化表达为不同的组织和器官。这个客观事实，成为了左派生物学的精神支柱，他们由此认为，基因是不重要的，基因的表达机制才是重要的，或者说，设计蓝图是不重要的，生产工序和工艺才是重要的。所以在今天的西方，研究基因与性状的关系是绝对的禁忌，你如果敢研究哪些基因或基因组合使人聪明、强壮、暴躁或者容易变成同性恋，你一定会立即失业并身败名裂。唯一被允许研究的基因是致病基因，因为这符合大药厂的议程。

“正确”的研究基本都局限于基因表达方面，比如表观遗传学就成为了当今的显学。所谓表观遗传学，就是符合拉马克学说的后天性状遗传学，研究范畴为，在“非DNA序列变化”情况下，遗传信息通过某些机制或途径传递给子代。子代的意思不是你的儿子，他们尽管很想做到，但今天的技术还差得很远，这里的子代是细胞意义上的子代，即细胞分裂几代后，仍然能保持后天获得的微观性状。表观遗传现象的机制或途径，包括DNA甲基化、RNA甲基化、RNA干扰、核小体定位、染色质构象改变、染色质重塑、组蛋白修饰，长非编码RNA序列等。

我不能说他们的研究没有意义，我只能说，他们实在是过于偏颇了。这些研究的实用性不能说没有，但的确很小，主要体现在对某些遗传病的医疗方面，具体而言，通过关闭某些致病基因的表达来达成治疗。但我不得不说，这些医疗手段的发展，其副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首先，昂贵就不用说了，基因层面的药物，就没有不昂贵的，不过有研究机构买单就行，也不算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根治某种遗传病（仅指对个体根治，该个体的后代仍然会患病）需要在每一个细胞中都精准关闭该致病基因，也就是说需要精确打靶，所以这类药物会被称为靶向药。但不脱靶是做不到的，总有一些病变细胞会成为漏网之鱼，而另一些健康细胞或非致病正常基因会被“击中”，这就导致双重效果。一方面，该类药物可以有效改善症状，但总是不能根除症状，也就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该疗效会代际（细胞层面的代际）衰退，也就是说病人需要终身服药；另一方面，该类药物会不可避免地改变其他正常基因的运作，也会增大诱发基因突变的概率，而这些改变效应很难在短期内进行观测，特别是在生殖细胞受到悄然影响的情况下。

小肯尼迪前不久的讲话表达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观点，大药厂的利益就在于破坏人民的健康，从而使尽量多的人终身服药，我想这足以解释生物制药界的很多现象。

但上面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小问题：全民变性不是问题，看好自家的孩子就行了；教育歧视不是问题，比别人努力十倍百倍就行了；治安恶化不是问题，多加小心并加强自身武力就行了；医疗依赖和药物滥用也不是问题，自己懂点生物学不要上套就行了。反正像我这类人，本来就是逆天而生的。

真正让我都感到不寒而栗、一筹莫展的，是基因打靶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了更准确地找到特定基因点位，也就是提高基因打靶的精确度，左派投入了海量资源，并取得了长足进步，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发明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的两位女科学家。这个系统其实分作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通过一个很短的crRNA链（仅有几十个碱基长度的向导RNA）来精确定位靶向基因，第二部分是用Cas9蛋白来有效切断基因链。

该定位的原理就好像，你输入一个尽可能短但独一无二的字符串，通过匹配，在一个长文档中找到你想要的具体位置。

此图非常重要，但我不想翻译，建议有相应能力的人仔细研读

虽然在宣传中，该技术被称为是基因编辑治疗技术的重大突破，但本人作为一名优秀的民科生物学家，一眼就看出来，治疗什么的简直都弱爆了，这明明就是基因武器全面实装的最后一块技术拼图啊！

该技术突破了传统基因武器的两大缺陷：

一是基因定位的精确性与经济性的矛盾。以前的基因定位方式（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核酸酶等方式），组装起来特别困难，因此成本很高，很难批量生产，最好是用于单个细胞搞研究；但crRNA结构简单得多，而且作为一种遗传物质，它天然是可以批量复制的，成本比老技术低了若干个数量级。而且在作为基因武器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将其嵌合进某些无害病毒（只传染、不致病）中，让病毒在细胞中自行复制该crRNA链，从而具备无限增殖的特性。

二是基因武器的隐蔽性问题。传统的基因武器，是使杀伤性病毒针对某个特定族裔的人爆发出最强的致病率和致死率，这太醒目了，而且如果该族裔具备起码的科研能力的话，就能很快分离出该病毒，并找到其作为基因武器的证据。虽然这并不能直接免除该基因武器的杀伤力，但却有极大可能激发该族裔最绝决的反击行动，从而造成与投放者的两败俱伤。并且人天然是有抵抗力的，再猛烈的基因武器，也很难完全杀死一个族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该病毒的毒性会降低，且该族裔的针对性免疫力会增强，人口的锐减虽然不可避免，但完全灭绝是很难的。

Cas9蛋白却可以实现完美的隐蔽杀伤，因为它可以切断基因链，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用另一截设计好的基因链来替代被切掉的基因链，所谓治疗，就是这样一个切断再替代的过程。不同的是，在治疗中，替代基因链理论上是一条健康的善意的基因链，但在作为武器时，就只有天知道人家会把你的基因替换成什么东西了。

阴险的地方在于，携带该基因武器的病毒是无害的，即不会诱发任何典型的病症，你只会因为基因的毁坏而患上其他某种奇奇怪怪的慢性病，往往是代谢或内分泌方面的病。如果该基因武器设计得好，你甚至不会有任何明显病症，因为你还总有一部分细胞的基因能发挥正常功能，但你会面临生理机能的全面衰退，因为你的一部分细胞已经失能了。该病毒作为一种无症状的病毒，是很难被有效分离和识别的，要知道人体中的病毒数量比细胞都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致病的无害病毒，如果它不直接作妖，你很难抓住它。

更阴险的地方在于，这种基因武器可以被设置为专门针对生殖系统（比如以某种无害化处理后的性传播病毒为载体），从而导致不育，并且如果是为了追求效果隐蔽的话，可以设计为隔代不育（具体原理不展开了，与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的产生机制有关），甚至还可以设计为不能产生雄性后代或仅有雄性不育。也就是说，你中了这种携带基因武器的病毒，但你仍然很健康，而且你还能生出看起来健康的宝宝，但你的宝宝却会失去全部的或部分的生殖能力。

水稻雄性不育系在袁隆平时代就是成熟技术了，并且是杂交水稻的基础。

从基因上来讲，雄性本来就比雌性脆弱。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够确定本民族中了基因武器，而且一切补救措施都不会有任何效果，唯一的后果就是族裔的消亡。严格来讲，即便是这种武器也不可能灭绝所有人口，任然会有少量漏网之鱼，但它的确可以毁灭一个民族，而这是老式基因武器做不到的。

老式的基因武器依赖于病毒的直接杀伤力，虽然也会消灭大量人口，但死亡的往往是体弱和贫穷的人，剩下的会是少量强壮和富裕的人，人虽然少了很多，但社会结构非常健康，在合理的制度下，或许仍然能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复兴。

而新式的基因武器不致死，但却打击生殖能力，会使目标族裔发生极其严重的老龄化，比如95%的人口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同时优秀的人的子女反而会比一般人有更高的绝育率。在这种人口结构下，社会必将彻底崩溃，所有人都会抛弃本民族的一切传统、尊严和价值，即便有少量血脉侥幸残存，作为一个民族却必定死亡。

传统基因武器哪怕导致95%的人口减少，也不足以消灭一个民族；而新式基因武器哪怕仅仅导致50%的人口减少，这个民族就已经死定了，因为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会让其自行毁灭。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左派常年反对种族歧视，但却开发出了最高效的种族灭绝工具。人类就好像一辆有着光滑轮胎的汽车，不断在崎岖的历史道路上甩尾前行，不是过左就是过右，找不到合理的平衡点，不知道哪天就会栽倒沟里车毁人亡。

我无意谴责任何科技工作者，正如我不能把核武器的危害归因于爱因斯坦；我也无意以阴谋论来揣测哪个国家已经在开发针对哪个国家的基因武器，事实上搞不好大家都在开发。我只是从技术的角度，客观揭示当代生物学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我们的德行和思想配不上我们掌握的技术，今天的人类就像一个左手拿着炸弹，右手端着毒药的无知婴儿，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当中。

这种基因武器有没有办法对抗？我告诉你，没有任何办法，完全防不胜防，因为你不可能有任何办法杜绝病毒的传播，特别是一种不致病的病毒，一旦发生，只有灭绝。

唯一的办法是提前备份，即建立广泛的精子库和卵子库，在基因还没有被全面污染的时候就未雨绸缪，以保存本民族的遗传资源。一旦发生严重的种群衰退和显著比例的不孕不育，先不要管这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人为导致的，马上鼓励大家孕育并领养一个基因上的兄弟姐妹来充当子女，以渡过种族灭绝的危机窗口期。

必须大力发展辅助生殖技术，这是一个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顺便一说，很巧合的是，事事针锋相对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放开和补贴辅助生殖技术方面，已经达成了罕见的一致。

合理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可以极大加快人类进化的进程，在我看来，哪怕是身体完全健康的男女，都应该使用试管婴儿而非自然受孕的方法。

进化的基础在于对基因功能的理解，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应该大胆而诚实地研究基因与智力、体力、遗传病、情绪稳定性的关系，我相信，在AI和大数据的配合下，我们可以很快找到相应的规律。当然，相貌、身高、肤色、X能力与基因的关系也可以同时进行研究，但我认为这些性状没那么重要而已。

如果一对男女想要孕育一个孩子，最好的办法不是通过自然受孕来碰运气，而是去做试管，先产生几个胚胎再说。通过对这些胚胎进行基因检测，技术人员可以大致勾勒出其画像，给出胎儿在各个维度的评分值，然后这两口子可以按自己的偏好选择一两个胚胎进行孕育或代X。从操作上来讲，这当然是不自然的，但从基因层面来讲，这是绝对自然的，不管你选择那个胚胎，它都是你和配偶基因自然结合的产物。我们是保守而审慎的，辅助生殖并没有人工改造任何基因，我们只是做筛选，筛选更符合你想要的后代的样子，并且几乎不可能有遗传病。

我深知，我的这个观点，在西方必然会被归为极右，甚至可能为我个人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我事实上是个左派，正如马斯克是个左派一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右派，根本不可能思考我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问题，他们只是单纯觉得左派又坏又蠢又疯狂而已。左派或许很疯，但他们绝对不蠢，至少他们中的上层是极其聪明的人，要知道左派的上层包含了大部分顶级富豪、学者和政客，他们怎么可能会蠢呢？

左派与右派的问题，过于宏大，这里就不展开了，以后有空的时候我会写一篇《论美国的右派》。

回到生物学的领域。左派拒绝研究基因的功能，却热衷于大胆干涉基因表达甚至改造基因本身，改造一件你并没有真正了解的东西，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明智的行为是，尽力搞清楚基因的功能先，然后再极其审慎地尝试人工改造基因，而且在改造人的基因之前，应当首先对动植物进行最充分的试验。

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能够对基因进行自由地编辑和重组，并且把副作用和危害控制到极低的程度。但那是未来的事情，是千百年后的事情，绝对不应该是今天，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对基因的理解水平还十分低下。连蛋白质都没搞明白，就想去改造人类基因，今天的左派生物学界就是这样无知而无畏，他们或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杀伤力有多大。

如果来让我对改造人类基因设置一个技术准入门槛的话，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当拿到任何一个物种的基因序列和细胞参数后，人类能够仅仅通过电脑的模拟就准确计算出该物种从幼年到成年的一切外形特征和生理过程，那就算我们对基因的理解已经及格了。

先搞明白一个事物的机理，然后再尝试去改变它，这是做任何事情的基本顺序，而不是把顺序颠倒过来。

右派顽固地拒绝改变，左派疯狂地盲目改变，却极少有人进行审慎地改变，这就是整个西方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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