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为什么专家的预测经常错得离谱？

2025年8月29日，北大国发院2025级EMBA开学典礼在承泽园校区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教授、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的主题分享整理。

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渴望了解未来，许多专家也热衷于预测未来。但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专家的绝大部分预测都不靠谱，甚至错得离谱。

下面举一些典型的例子：

网上曾流传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一家知名投资银行拥有很强的研究团队，他们在2023年初做出了十大预测，但到年底回顾时发现，所有十项预测无一项正确。

人口本来是相对容易预测的领域，因为人口统计学很成熟，人口统计数据也充分，但专家的预测也错得离谱。2015年前在讨论是否放开二胎时，一些知名人口专家和权威人士预测，放开二胎后，中国总和生育率将迅速提升至2，甚至2.4以上。但政策放开后，实际总和生育率一路下降，从2016年的1.7下降到2024年的1.08，远低于专家的预测。在出生人口方面，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的差距往往在500万左右。比如专家预测2024年的出生人口应有近1,500万，但实际出生人口只有954万。

再看看国际上知名专家所做的预测。1968年，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口爆炸》。他在该书中预测，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即便启动所有应急方案，在20世纪70年代仍会有数亿人饿死，并且人类已无法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的趋势。而实际情况如何？我们看到，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生率同样大幅下降，两种因素综合后，世界人口总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未出现大面积饥荒，更没有发生数亿人饿死的现象。事实上，所有国家的人均食物消费量（按热量计算）均大幅提升，而粮食价格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不久就大幅下跌。

能源是专家们最喜欢预测的领域，但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预测都不靠谱。人类于1859年首次开始使用石油。1865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之一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Jevons）曾预测，煤炭即将枯竭，且石油产量不足以替代煤炭。但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完全不是这样。1919年，美国国家煤炭局预测石油产量将在2-5年内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组织专家探讨如何生产合成石油。但是，预测的石油产量下降并未发生，恰恰相反，石油产量持续大幅度上升。1947年，美国国务院石油处预测，美国无法再找到充足的石油供应，事实证明这一预测也是错误的。后来情况变得乐观起来。1970年，尼克松总统的石油进口工作组乐观预测：美国基本能自给至少再一个10年，全球油价会保持在低价位。但没人预料到1973年爆发了由中东OPEC引发的石油危机。1977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警告能源危机即将全面来临。事实上，1978年之后石油价格一路下跌。2005年涨到每桶40美元时，创办《福布斯》杂志的史蒂夫·福布斯预测石油价格即将下跌，可实际上石油价格却继续上升。2008年，石油价格涨至高达每桶140多美元，那时大部分权威专家预测油价将涨至200美元，实际上石油价格却开始一路下跌，2016年掉到30美元，2020年4月低到16.55美元。即便有乌克兰战争，今天的石油价格也不过每桶60多美元。

再看对宏观经济的预测。美国哈佛大学的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教授，曾协助建立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社会保障系统，被称为“美国的凯恩斯”。他于1938年出版的《完全复苏或停滞》一书中，以相当详实的数据预测世界经济将陷入永久性停滞。当时最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言战后世界经济是否有一点复苏的可能。事实上，二战后全世界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繁荣，这段美景之长、经济增长之迅速，是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

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1981年出版的《预测手册》包含14个重要预测，均判定美国通货膨胀至少在接下来十年会持续攀升，部分专家甚至认为这种上升态势可能会延续至2030年。但是，在该手册出版两年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就降到3.8%，并持续保持在5%以下，直到2020年，只有个别年份例外。

国际格局预测方面，在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美国，因此苏联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他的《经济学》是半个世纪里最为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0世纪60年代修订的版本中预测，苏联超越美国的时间大致在1984年至1997年之间。在1980年版的教科书中，鉴于之前的预测难以在预期时间内达成，他修改了之前的预测，将超越时间推迟至2002年至2012年。然而，在该书出版几年后，苏联解体了。他在之后版本中删除了这项预测，但没有解释为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早期，全球至少有35本著作预测日本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有观点甚至断言，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美国或将沦为日本的卫星国。特别要提到里根时代的一位政府商务顾问、经济学家克萊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他于1988年写过《日本主导时代的到来》，该书通篇未提及中国。20年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为“中国主导时代即将来临”的主要鼓吹者。这一论断是否准确，目前尚无定论。

经济学家关于改革政策的预测也常常出错。1981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有364位大学教授签署了一份正式声明，告诫民众切勿接受撒切尔夫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但事实证明，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改革方案使英国摆脱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并在国际社会重新崛起。

2023年底哈维尔·米莱上任阿根廷总统时，全球有数十位顶级经济学家联名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警告米莱在阿根廷推行的改革计划可能会对阿根廷民众造成伤害。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就目前情况而言，米莱的改革举措创造了阿根廷经济复苏的“人造奇迹”：123年来首次终结了阿根廷的财政赤字，年通货膨胀率也从2023年的211.4%骤降至2025年中期的43.5%。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米莱上任以来，已有170万阿根廷儿童成功摆脱贫困。今年4月份，阿根廷经济同比增长达8%。

1977年，800位国际问题专家对未来全球的政体格局进行预测，尤其探讨了25年后的2002年，社会主义政体的数量将会增加、减少还是保持不变。超过25%的专家预测2002年社会主义政体的数量会与1977年相同，另有45%的专家预测其数量会增加。实际上，在预测的1977年，全球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数量为15至20个，而到2002年仅剩下5个。由此可见，大部分专家的预测都出现了偏差。

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英国人汤因比(Arnold Toynbee)撰写了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有关人口爆炸的著作中，他预测到20世纪末，世界将成立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国际机构，负责控制粮食的生产与分配。他表示，这将是“人类为自己创建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行政机构”。其实早在1952年，他就对2002年的世界进行了预测，宣称“通过将不可抗拒的军事力量集中于某一群体手中，整个地球将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他认为统一世界的不一定是美国，但很有可能是美国。1966年，他在思索美俄联盟的可能性时称，如果冷战对手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将会做到。无论如何，自由必将湮灭。 1970年，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到2000年，世界将在一个残暴专制的独裁统治下实现团结与和平。然而，众所周知，在他做出预测后的几十年，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

我已经列举了足够多的例子证明，专家的预测经常是不靠谱的。198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轻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提特罗克(Philip Tetlock)开启了一项重要研究，他招募了284位专家，其中包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媒体记者，让他们各自对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趋势发表看法，且采用匿名形式。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向这些专家提出了各类问题并让他们作答，总共收到了27,450个有关未来的预测。对这些预测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专家的预测并不优于随机猜测，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黑猩猩投飞镖”的命中率。此外，提特罗克在这项研究中发现，专家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如何思考问题。预测表现差的那些专家无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试图将问题简化为某个核心理论主题，用模板来刻印预测；而那些预测表现优于平均水平的极少数专家则截然不同，他们没有模板，而是从多个来源获取信息，并试图将其综合起来。他们善于自我批评，总是质疑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是否真的正确。当他们犯错时，他们会承认错误，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思维。这些专家中的大多数人都乐于将世界视为复杂和不确定的。故而，他们的预测表现略胜一筹。

2012年，专栏作家丹·加德纳(Dan Gardner)出版了《未来乱语》（Future Babble）一书，分析了人口、资源、经济、地缘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预测的成功率。其基本发现为，专家的预测很少有正确的时候；即便预测准确，也大多是凭借运气，恰似一个钟表，即便停摆，每天也有两次显示正确时间。更为严重的情况或许是，若钟表总是比准确时间快五分钟，那它便永远无法显示正确时间。本文前面的例子大部分取自丹·加德纳的这本书。

为何这些学富五车的专家所做的预测都缺乏可靠性？简单的答案是，未来是不确定的，但预测专家却假定未来是确定的。未来存在着无穷种可能性，影响因素众多。但专家仅了解其中一部分因素，并不知晓全部，存在认知上的局限。（点击阅读：张维迎：未来是未定的，企业家用想象力改变世界）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未来不仅是不确定的(uncertainty)，更是未定的(indeterminacy)。通常讲的“不确定性”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的未来已经由历史给定了，随着时间推移，未来将逐渐显示出来，如同受精卵变成胚胎、最后变成婴儿一样；我们感到不确定，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增加，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减少。这或许描述了大部分自然现象（如天气），但与人类社会相距甚远。就人类社会而言，未来究竟呈现为何种模样，并非是客观给定的，更非完全由历史所决定。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我们的选择，包括你自己的选择、他人的选择、当下的选择以及未来的选择。即便你清晰并坚持自己的选择，但你无法知晓并完全干预他人的选择，尤其是你无法清楚地预知人类的想象力。一个人选择什么与他的想象力有关，而想象力不完全取决于过去的知识积累。（点击阅读：张维迎：这个世界，并非注定如此）

因此，整个世界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一个新观念的诞生、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一位雄心勃勃人物的出现、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均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而这些事物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而牛顿曾说：“我能计算星星的运动轨迹，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行径。”人类世界与自然界完全不一样。然而，预测专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假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同牛顿所描绘的物理世界一般，好似天体运行那样，存在着固定的规律，只要我们知道了初始条件和运动方程，便能够预测未来。这被称为“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

典型的事例是，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预测，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品供应的增加速度，人类将始终处于贫困阶段，生活水平无法真正得到提高。然而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兴起后，人类成功摆脱了如今所称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为何会那样预测？因为他完全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资料所做的猜测，没有预料到技术进步对生产和人口出生率产生的影响。

专家在某一领域拥有极为深入的知识，然而其知识广度有所欠缺。即便是知识面极宽的专家，对未来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预测在最不需要的时候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最不可能是正确的。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技术变化。自马尔萨斯以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现象便是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不断涌现。能源领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地球上有多少石油“储备”，不是“给定”的，而是依赖于勘探和开采技术。专家们在预测石油价格时之所以一错再错，就是因为他们不可能预测勘探和开采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比如本世纪头十年专家们在预测全球能源危机时，根本没有想到页岩油技术的突破。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论断：对发明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下面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设想）在旧石器时代的某个时候，你和我讨论未来，我预言10年内有人发明轮子。“轮子？”你问,“那是什么？”于是，我向你描述轮子，当然这很困难。我找词汇，第一次说出什么是轮辋、轮辐、轮毂，也许还有轮轴。然后我停下来，吃惊地说：“但是没有人将会发明轮子了，因为我已经发明了。”换言之，轮子的发明是无法预言的，因为预言这项发明必须说出轮子是什么，而说出轮子是什么就是发明了轮子。不难看出这个例子具有普遍性。任何发明或发现都是无法预言的，其本质都是对全新概念的详尽阐述，因为预言必须在当下阐述一个只会在未来发现或发明的概念。预言激进的概念创新---这个想法在概念上是不合逻辑的。（引自埃里克·拉森《人工智能的神话》第74页。）

回顾过去几十年间，人类社会出现了一些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而在这些技术出现之前，没有人预见到它们的出现。1940年没有预见晶体管；1950年没有预见集成电路；1960年没有预见光纤通讯；1970年没有预见个人电脑；1980年没有预见万维网；1990年没有预见手机普及；2000年没有预见移动互联网；2010年没有预见人工智能会成功。因此，预测新发明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为何如此不靠谱的预测仍不断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可以用经济学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回答。

一方面，人们有这种需求，期望有人进行预测。人类与生俱来厌恶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对未来没有掌控感。但是，我们都想掌控世界，便想出了预测这一办法。我们以为，只要能够预测未来，就可以掌控未来。

在此特别值得提到一点：人类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实际上致使我们接纳了许多事物。比如有些人之所以接纳计划经济，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主张者承诺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计划经济号称能使一切按既定步骤有序推进，没有人有后顾之忧，所以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

逃犯一般在何时能睡上第一个安稳觉？正是其被抓捕归案的当天晚上。终于尘埃落定了！这说明，一件确定的坏事有时比不确定的好事更能让人内心安宁。大量研究显示，只要我们对周围世界拥有哪怕些许的掌控力，便会感到更愉悦。

这也解释了人类为何会有迷信行为。著名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卡斯珀·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导师，想探究人们在什么时候会求神算卦。他的结论是，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时候，人们更可能求助于神灵。

当然，现代人更倾向于相信专家，而不是算命先生，因为专家具备专业知识且较为理性。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就预测未来而言，专家与算命先生之间的差异实则并不显著。

另一方面，针对我们的需求，就会有对应的供给。为什么有些专家热衷于进行预测？因为这样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彰显自己比其他人高明。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愈发相信知识的权威性。而且我们看到，那些做出大胆预测的专家往往表现得信誓旦旦，因为唯有展现出十足的自信，才会让人觉得他的预测具有可信度。若预测专家表现得犹犹豫豫，他人便会对预测产生怀疑。

有些专家之所以热衷于预测，是因为专家对预测的责任是非对称的。若预测成功，他会声名远扬；若预测失败，预测的事情没有发生，人们会将曾经的预测淡忘，专家通常无需担责。因此，专家预测就像买彩票一样：中奖了大富，没中奖损失微乎其微。即便其错误的预测被他人指出，专家也能够用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的预测本身没有错，只是条件发生了变化。毕竟，人类对于任何一种行为都能够找到充分的理由，使其合理化。这方面，专家更胜人一筹。比如，如果我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没有实现，我可以辩解说“我说的是潜在增长率”。

所以，尽管专家的预测通常不靠谱，但不靠谱的预测仍然持续出现。预测专家总是有市场的。

前文谈到的菲利普·提特罗科（Philip TetLock）曾提出“刺猬型专家”与“狐狸型专家”的区分。刺猬型专家固守一个观点，坚信此观点已把握所有事实的本质，自认为对未来了如指掌，对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所以他们在进行预测时表现得笃定自信。相较之下，狐狸型专家更为审慎，他们深知世界纷繁复杂、难以预测，自身掌握的知识有限，不足以洞悉全部事实，因而认为预测未来本身就是一种鲁莽之举，所以他们不会轻易进行预测，即便要做，也会极为慎重。

菲利普·提特罗科发现，做出相对比较靠谱预测的，恰恰是狐狸型专家，而非刺猬型专家。刺猬型专家所犯的错误，本质上正是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即我们实际所知甚少，却佯装知晓甚多，或者自以为知晓很多，进而大胆地进行预测。这就是老子警告的：不知者，病也！（点击阅读：张维迎：致命的自负）

专家务必保持谦卑，因为世界极为复杂，我们每个人无论拥有多少知识，其实都是无知的。更多的知识并不等于更好的预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克劳斯（David Gross)曾言：“科学最重要的产物是知识，然而，知识最重要的产物是无知。”阿拉伯谚语说：那些声称能预见未来的人是在撒谎，即使后来证明他们是对的。

需着重强调的是，很多预测被我们记住不是因为准确，而是因为影响了政策。错误的预测如果严重影响政策，可能带来灾难。事实上，许多专家之所以做预测，就是为了影响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口政策。实际上，早在2000年左右，就有人提议放开二胎政策，但他们是边缘化人士。主流专家认为，一旦放开，人口将迅速恢复到难以控制的水平。正是由于专家不靠谱的预测，使得放开二胎政策晚到十余年。

是不是所有预测都不靠谱？也不是。社会科学家能做的是哈耶克讲的“范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范式预测属于有条件预测，或是对人的行为的预测。例如，米赛斯和哈耶克早就预测，若搞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普遍贫穷和短缺，因此计划经济不可持续存在。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然而，我们无法预测哪些国家会实行计划经济，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会在哪一天瓦解。中国已进行了四十余年的改革，但邻国朝鲜依旧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无法预测其何时会做出改变。

最后，我想向同学们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不要迷信专家。越是信誓旦旦的专家，其预测往往越不可靠，越不值得信任。前文提及的泰特洛克教授，采用谷歌点击量作为衡量284位专家知名度的指标，结果发现，知名度越高的专家，其预测表现越不靠谱。研究创新问题的哈佛大学知名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曾说：“当我看到专家对新产品市场未来发展规模做出预测时，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些预测是错误的。”

第二点，相信自己。人类在很早以前便怀揣着飞天梦想，但直至19世纪后期才具备实现的可能。1899年12月，美国最具权威性的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预测，比空气重的飞行器或者将只是一个危险的、致命的娱乐方式，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令人感到奇妙的玩具；飞机将永远不会成为有商业价值和军事用途的机器。但是，莱特兄弟并不相信这一预测，而是相信自己，于1903年成功发明了飞机。（点击阅读：张维迎：飞艇与飞机）

自飞机发明之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飞机在基本不用于搭载乘客，大多数情况下只用于运送邮件。那时，飞机的竞争对手是飞艇，无论飞行高度、飞行距离，还是载客人数，飞艇都远胜于飞机。1928年，德国企业家雨果·艾克纳带领齐伯林号飞艇进行了一次环球飞行，并开通了德国-巴西-纽约之间的跨大西洋定期航班，而飞机的最大飞行距离只有600多公里。据此，1929年美国商务部航空局发布一份报告宣称，德国人艾克纳的环球飞行和跨洋三角航班证明，飞艇在跨大洋飞行中优于飞机，飞机只适合于短距离空中运输。在飞艇的支持者中，这样的判断已成一种信念。然而，美国企业家胡安·特里普并不相信此观点，他坚信飞机才是最好的空中运输工具，代表未来。经过不懈努力，特里普的泛美航空公司终于在1936年开始用飞机进行跨大洋飞行。如今，我们搭乘飞机便利出行，这一切皆得益于特里普这样的企业家不轻信专家的预测，而是相信自己的信念。（点击阅读：张维迎：价值观冲突与飞艇事业的毁灭）

第三点，同学们来到国发院学什么？国发院汇聚了各个领域极为杰出的学者专家。但我要郑重提醒，他们确实在某一领域造诣很高，能够为大家传授知识，同学们自己通过汲取所学知识，可提升知识储备，增强思考未来的能力；但大家要记住，国发院的学者不是预言家，更不是“算命先生”。同学们要端正来到国发院学习的态度，你们是来学习知识的，不要期待教授替你预测未来。国发院教授教的是知识，知识是有关过去的事，不是有关未来的事，尽管可能有助于你们理解未来。有些教授也许能启发你的智慧，提高你的思考能力，让你更好地洞悉未来，但教给你的不是有关未来的确切答案。

整理：白尧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