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热，一个无政资社会的美好图景

说起美国的西进运动，尤其是淘金热，人们的印象往往是，那里充斥着暴力、血腥和野蛮，信奉强权即真理，似乎稍不留意，牛仔们就会掏出来复枪和左轮，财产完全没有保障，交易无法进行。

这是主流媒体、历史学家和好莱坞电影的叙事。他们的的底层思维无非是，需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以暴力为后盾界定产权、维持治安，否则社会就会陷入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丛林之中。

这不是真的。

不要被好莱坞电影带歪了。波澜壮阔、英勇无畏的西进运动，是美国自由精神的最好传承，3000公里充满荆棘的西进道路，以及热火朝天的淘金热潮，是一副产权明晰、自由交换、自愿自治、和平合作的壮丽画卷，它既证明了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相互承认财产权、实行自由交换最有利于双方福利增进，也证明了一个私产社会能够形成良善的规则秩序，增进所有人的幸福和财富。

在交通极为落后的19世纪前叶，从美国中西部前往太平洋沿岸，寻找那里的宝藏，是一段生死之旅。人们要么坐船从南美洲的合恩角绕行，要么穿越巴拿马地峡，一般都要用时半年左右。若从陆地西进，则面临高山、峡谷、丛林等恶劣的自然环境，耗时会更长。一路上，还会面临野兽、瘟疫、补给短缺等各种艰难险阻。

由于风险极大，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人们都是结伴而行，一般会组成50人以上的马队，或者由私营企业比如哈德逊河公司出资建立一个合伙制的马车队。因此从出发的那一刻，他们就会经过和平协商，形成一个“公约”，详细列举马队中的财产如何组成、每个人所占的份额、争议如何处理。谁要想加入，是自愿的；要退出，也是自愿的，可以无限分离。到达后，每个人贡献的财产会返还。

这就是马车队这样的私产社区的“宪法”。

西进中的贸易交换也蓬勃发展。过去为捕猎河狸而留下的贸易战，现在成了重要的补给驿站，当地印第安人与移民队伍交易马匹、粮食、铁器，提供向导服务、在河流提供轮渡服务，为自己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后来企业家们从西进的路线中发现商机，组织修路和建桥，在河谷和山脉深处修建了90英里的收费公路，每辆马车收费5美元，每头牲口10美分，大大便利了西进的队伍，时间的缩短意味着他们可以尽早地占有土地，因此双方都非常满意。

当然，这种事要是放在吉林省白城市，会被以寻衅滋事罪而判刑。

1848年，加州发现了大量的金矿，引来了无数怀揣着财富梦的淘金者。短短三年内，加州从一个1.4万人且散居各处的小村落，人口增加到了22万人。这些人中，有一半都是从中西部前来的淘金者。

这时候产权的界定就变得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因为争夺财富发生无休止的冲突。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首先遵从了一个人类行动的常识和直觉，那就是先到先得。

采矿同样需要人们之间的合作。所以人们会聚集起来形成采矿营地，每一个采矿营地，就是一个私产社区。他们像马车队一样，会首先形成一个公约，明确每个人的所有权。为了鼓励人们去发现更多的黄金，营地会制定激励规则，凡是发现新的金矿的，可以获取财产的双份主张权。

合同签订后，产权的边界也值得认真商讨。营地的采矿权登记公示制度随之建立。根据营地中最有威望的自然精英的意见，人们共同商议矿地产权的边界，一般为100平方英尺。如果是购买所得，需要由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出具证明，以证明其交易的有效性。在确定产权后，他们会在产权四址范围留下标记，有时候是留下一些工具，有时候插上树枝，有时就是几块石头，人们相互承认，边界由此确立。

但是也不仅仅如此，他们还会规定，你必须对此矿地进行有效的开发，每个月在土地之上至少工作多少天，才能稳定地主张自己的产权。就像约翰·洛克说的那样，你必须在自然资源上加入自己的劳动，才能将这些无主财产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尽管如此，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冲突，因为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们怎么解决冲突，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呢？

首先就是他们都有枪。产权的题中之意就是，对侵犯产权的人进行惩罚的权利。当每个人都有枪，对那些有歹心的人首先就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因此持枪保障了和平合作。

其次，他们有高效的纠纷裁断机制。他们有市场化的仲裁和竞争性的司法机制。“只要人们一声接一声地呼喊”，采矿者法庭就会立即开庭，由不相关者组成陪审团，半小时内就可以召开会议审理，效率之高令人无比赞叹，侵权者财产会被没收并返还受害者，会被鞭打、示众、甚至判处绞刑。惩罚严厉而迅猛，导致盗窃和劫掠无利可图。

最后，社区成员不愿意修建监狱，也不愿意雇佣人去看守他们，因为那意味着他们自己还要支付这些费用，于是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将这些破坏分子直接驱逐。

人们总是以为，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就无法保障财产，无法促进自由交换、增进人类福利，但是淘金热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完全可以认识到产权原则对于自己的意义，能够管理好自己，建成一个无政资的美好社会。淘金热期间，整个西部社会从来不是电影中表现的那样无序，反倒和平而安宁。个案，并不能代表当时的主流。

历史学家们认为，州和联邦的立法促进了和平合作，事实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确认和承认了人们的做法。后来，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不断更改这些法律，来分配人们的财富。他们才是产权与和平的最大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