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什么机制下，想象力与创造力才能得以发挥？首先是产权制度，尤其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知识产权保护同样重要。英国之所以最早实现工业革命，与其最早确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密不可分。1623年，英国废除了过去的垄断制度，使创新发明能够获得专利保护。在洛克等思想家的影响下，英国在理论和法律上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其次是文化。如莫基尔教授所强调的，正是人们对科学的认知，以及相信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培根、牛顿等人被称为“文化企业家”，他们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此外，普通人如何看待富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四十多年前（1983年）我便开始撰文强调，需要破除妒忌心。人类与生俱来具有妒忌心，如果妒忌心过强，社会便难以发展。许多落后国家之所以停滞不前，正是因为稍有差异便会遭到嫉恨，人们不是在比谁更富有，而是在比谁更贫困。英国在17、18世纪打破了这一格局，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变得富有，甚至获得爵位，而不再被排斥在机会之外。
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产权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完全的“一大二公”走向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私有财产保护也被纳入法律。同时，平均主义的观念也在逐步破除。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普遍存在妒忌心，但往往不愿承认。这种心理影响着许多制度安排，有时被冠以“平等”“正义”之名，实则反映的是妒忌。过去几十年，我们在观念上取得了不少进步。80年代，奖金比别人多一点就会引发矛盾。我当时撰写的几篇文章都在讨论，要让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必须实现观念变革，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不破除零和博弈和平均主义思维，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
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三十年虽有波动，但平均增速接近10%。2009年之后，增速有所放缓。原因在于企业家活动可分为两类：套利与创新。套利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寻找盈利机会；创新则是无中生有，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改革的前三十年，套利型增长比较容易，因为许多技术已在西方存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尚未利用。我曾撰文回顾自己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小时候，我的鞋子是我母亲手工做的，衣服是我母亲手工纺纱、织布做的，直到上大学后才穿上机器织布的衣服，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小时候我们照明用煤油灯，只有在县城才见过电灯，我们村直到1994年才通电，而爱迪生1882年已在纽约珍珠街建成照明系统，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我小时候运输主要靠肩扛、背驮，以及驴、牛，直到上大学后才接触到汽车，这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小时候当会计用算盘，写字用土盘，上大学后才接触到计算机，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理解，因为它属于套利型增长。套利好比别人已经修好了路，你只需走路，只要不睡着、不掉进坑里，就可以走得很快。
创新则不同。创新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路，一边修一边走，遇到的不是泥土而是岩石，需要开凿，遇到河流需要架桥，因此行进速度缓慢。中国自2008、2009年之后，单纯依靠套利已难以继续驱动增长，创新变得至关重要。
中国正面临一场重大转型，企业家也需要从套利型增长转向创新型增长。创新与套利截然不同：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周期漫长；套利周期较短，金融市场上的套利甚至可在分秒之间完成。套利一开始就能盈利，而创新则需要长期亏损，可能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一开始就盈利的事情，愿意做的人不少；但一开始就亏损的事情，愿意做的人就少多了。只有具备长远预期，确信十年、二十年后成功仍能获得丰厚回报，企业家才愿意投入。这就要求机制随之调整，适合套利的机制未必适合创新。法治需要加强，文化观念也需要进一步转变。
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在讨论经济增长时，仍然沿用错误的框架，认为增长源泉在于消费和投资，于是专注于如何刺激消费、刺激投资。我认为这种思路并不可取。
真正重要的是让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迸发出来、持续发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所做的，正是观念变革和机制调整——这是一阶问题（First Order Issue）。而降低利率、财政补贴、刺激消费等，至多是二阶问题（Second Order Issue）。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前者，而不是在后者上兜圈子。然而，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在关注二阶问题，这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我对整体经济乃至人类未来仍然相当乐观。这份乐观源于人类的创造力。我们的时间与过去一样，每天仍是24小时——无论是二十万年前的智人、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还是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开端，概莫能外。在这24小时里，我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企业家精神能否有效发挥。每个人的想象力都是有限的，但众多人的思考汇聚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他所创造的东西便能使所有人受益。这个人是谁？我们无法预知。我们无法事先判断谁具有企业家精神，只能通过市场来检验。任何人都可以创业、办企业，自己掂量是否具备这种能力。有时判断失误，自以为有，最终可能没有；有时则因胆量不足而未能尝试。因此，社会需要的是更加开放，让更多人敢于尝试。
只要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人类的创造力将足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平等问题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正如熊彼特所言，是不能遗传的。祖父有企业家精神，子孙未必有。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不必担心任何人能够垄断，或像过去的贵族一样世代延续。如今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中，超过70%属于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仅有不到10%是依靠继承家族产业而维持地位。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富豪排行榜上的多数人，原本都出身底层。这正体现了社会的开放性，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只要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每个人都有机会。相反，如果制度只允许一部分人办企业而排斥其他人，那将是极其糟糕的。
至于环境问题、技术问题，我认为都不是根本问题。资源本身也不是固定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资源。1859年之前，石油并不是资源，因为当时缺乏从石油中提炼煤油的技术。裂解技术出现后，石油才成为资源。提炼一吨石油，大约能得到半吨煤油，剩下的汽油、柴油、重油当时被视为废料。直到1886年汽车问世，人们发现汽油是最好的燃料，汽油才变成宝贝。此后，从石油中又开发出无数产品。地下究竟有多少石油，我们不得而知，这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和技术。
总而言之，过去两百多年的人类历史证明，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如果我们围绕企业家精神进行思考和实践，让普通百姓身上所蕴藏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