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就在眼前！但问题来了

大家好，我是老古。

广州打响了开放的第一枪，抢了石家庄的风头。

几位疫情发言人上台摘口罩的动作，预示着中国走出疫情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的问题，不再是管控问题，而是放开后的问题。

疫情三年，世界有太多教训，需要汲取，不要别人犯过的错，中国又重新犯一遍。

美国的教训

美国显然是在此轮疫情中受伤严重的地区，不管是统计死亡率，还是超额死亡，死亡人口都超过了一百万。

有人说，是美国政府不重视疫情导致，此话差矣。

全世界第一个宣布对中国进行封城的是谁，就是美国政府。

封城，就是阻止一个地区的人们离开当地，美国在2020年1月底就宣布不允许中国航班降落，以及到过中国的人进入美国境内。

这是对整个中国的封城。

可见，美国政府当时也是非常紧张的。

但美国依然很快就大爆发了，病毒进入美国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美国政府传染病控制体系几乎没有发生作用，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1：核酸检测垄断

当时美国所有的病毒检测都只能送到美国CDC疾控中心检测，而国有机构不但效率低，而是质量差，CDC当时犯下的大错居然是检测试剂都是无效的，导致根本无法检出病毒。

各地需要采集样本，送到CDC，低效的送检和部分检测的错误，使得美国政府平时构建的传染病防治网一下就被击穿。

则民间的检测产品研发虽然非常快，但需要等待政府审批。

复杂的审批流程走完后，病毒已经在美国爆发。

这不是嘲笑美国，实际上，中国一样有这个教训。

当时武汉的病患要想得到确诊，也是需要把生物样本空运到北京检测中心才能确诊。而这个检测中心的检测能力非常低，一天仅能检测数十份到数百份。

在武汉前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病人无法确诊，因为缺乏病毒检测的工具。

有医生提出来，用CT、X光直接确诊，只要肺部有炎症就可以确诊了。

这是武汉前期混乱的根源之一。

那为什么一个核酸检测这么难呢？其实核酸检测并不是什么高科技，当病毒的DNA被公布后，研发核酸试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中国很多家前期参与核酸试剂开发的企业 ，往往只花一周时间就生产出来了。

问题卡在两个点上，试剂的审批和检测机构的审批。

在医疗领域，是所有领域中政府干预最多，审批程度最复杂的一个地方。

正常来说，一款体外诊断试剂，整个审批流程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严格按流程走，黄花菜都凉了，中国政府启动了快速审批流程，比美国的速度要快很多，但依然是慢了些，并没有追上第一波疫情的需求。

而检测机构的审批也非常严格，对病毒的检测需要专业的生物实验试，各国都将他进行分级管理，这个要求的更高。

如果按照这些标准，绝大多数检测机构根本达不到，也就导致偌大一个湖北，居然连一个病毒检测的实验室都没有。

应该说，是原始毒株流行阶段，对医疗行业的管制和审批，限制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导致供给不足，无法对阻断病毒流传发挥重要作用。

这个教训，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教训。

问题2、各种医疗物资的供给限制

美国对医疗物资的生产限制非常之多，FDA的各种审批制度全球最严格。

但这并非好事。

当医疗灾难来临时，这种强大的政府管制就开始加重灾难的形成。

当时的美国面临无口罩可用的情况，甚至出现了民间自己用缝纫机缝制口罩的情况，这个时间点是中国刚好控制住疫情的时候，中国口罩已经开始出现过剩了。

但即使在这个时间点，美国政府依然对口罩进口采取严格的管制手段，没有拿到FDA认证的产品，不律不得进入美国。

同时，严格打击投机倒把，那些高价销售口罩的商人啷当入狱。

也就是说，宁愿国民没有口罩使用，也要严格按现有的审批法律进行，这就进一步加重灾难的惨烈程度。

应该说，美国有的一切医疗审批生产管制制度，中国都有。

中国本来就是向西方学习了这一整套的医疗物资的管制手段，但是，中国在面临这次疫情时对管制迅速放松，在这件事上，中国政府更加灵活。

口罩厂、消毒产品工厂，只要具备基本的生产条件，几乎是一两天就完成批准，全国各地迅速出现数以万家的口罩厂和消毒产品的新增生产商。

虽然也在打击高价销售口罩，但微信群成为公开的黑市，三块、四块、五块的口罩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销售，供给量迅速上升。口罩短缺只在一两个月之间存在。

庞大的生产能力的释放，导致中国供应了全球绝大部分口罩和消毒用品。

防疫物资出口，在一个阶段成为了中国爆红的出口生意。

曾经大街上烧尸的印度，也曾犯下大错，由政府来统筹防疫物资的供给。

其中最重要的医疗物资，就是氧气。印度政府采取指令生产的方式，他们来决定氧气的供应，并严格打击市场上所谓的非法供给商。

结果是印度大爆发时，政府的中央计划根本无法应对，而印度根本不缺氧，他本来就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钢生产大国（氧气是钢产业的核心辅料），无数轻症仅仅因为输不到氧气就离开人世。

现在回头想想三年前，武汉人连用一个核酸检测来确诊都是千难万难的，但开放民间生产后，现在的中国人对核酸检测都厌烦了，实在是捅太多次了。

在医疗物资生产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远比美国政府和欧洲政府更懂得如何使用市场的手段。

问题3、对医疗服务的限制

疫情出现后，美国迅速出现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但是号称发达的美国每千人医生只有2.4名，而中国是6.7名。

是美国人没有钱消费医疗服务吗？当然不是，美国医疗价格全球最高。平均每一个美国人一年需要花一万美元用在医疗上面。

但是，美国的平均寿命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和中国接近。也就是说，美国人花了最多的钱却得到了一个最差的结果。

这其中的原因是，美国对医疗服务的供给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美国医生工会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机构，他通过设置审核机制，让美国医生供给量始终保持低供给水平，用职业垄断的方式变相提高医生的工资。

当大灾难来临时，美国就面临医生不足的情况。以致于美国在最紧急时向全球呼吁，欢迎全球医生去美国执业。

更为奇葩的是，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医生审核系统，不同州的医生是不能跨州执业的。

中国可以调动医护人员跨省进行支援，但在美国即使医生自愿去支援，也需要求政府放开管制。

疫情爆发几个月后，各州政府才临时取消了这一管制。

美国的医疗看起来是全盘私有的，几乎没有多少公立医院，但是这些私有医疗机构实际上经历的管制，比中国的公立医院还要多。

比如，私有的医院要增加病床数，是需要向政府打报告的。

美国政府干预私有医疗企业的理由是，美国有大量的政府出资的医疗消费，不对这些企业进行干预，就会导致支出的不可控。

同样的问题欧洲也有，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公立医院占了绝大部分，而这些机构平时就供给不足，需要大量的排队，碰上疫情怎么可能应对。

当然这些问题，中国都有。

还是那句话，整个医疗体制，中国就是向欧美学来的。

只不过，中国的管制的严重程度是低于欧美的。

比如，中国的医院本质接近于国企，有扩大生产创造利润的动力，而欧洲的公立医院是全额财政承担机构，是政府部门，根本不搞生产扩大。

再比如，中国民营医疗机构的数量其实是超过了公立的，只不过市场占比还不够。

中国医疗服务的市场化水平远超美国和欧洲，这才使得中国的人均收入虽然比不欧美，但海外的中国人却抢着回国治病。

中国的教训

在疫情刚发生时，政府的应对失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毕竟，未知是很难应对的。

但是，很多地方官员和部会官员对市场的理解远远不够，这就造成了不小的灾难。

在武汉，是不是医疗资源不够呢？是不是医院病床不够呢？

当然不是，武汉是一个大城市 ，大城市的医疗资源本来就多于小城市。

武汉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在武昌，每千人病床数量达到了15张，超过了全球第一的日本全国的平均水平。

2020年，武汉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6585个，总床位数高达9.77万张。每千人床位数7.1张，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每千人医生达到3.45人，也超过了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

那怎么会面临医疗挤兑呢？我们为什么会在抖音上看到医院里人头攒动的画面呢?

这个问题出在对传染病的认知路径依赖上。

在中国对传染病的管理中，阻止病毒的传染成为第一要务，这一原则压过了其他的原则。

所以武汉采取的管理方式是，设置定点医院，也就是虽然有这么多医疗资源，但是，不能全部用于传染病的救治。

从一开始的金银潭医院，根据病患数量，再增加到八家定点医院，最后在“应治尽治“的指导原则上，才大量增加医院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大量的乱象。

各种网上的哭诉，其中最重要的诉求就是有病治不了病。从客观上来看，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各大医院空荡荡，少数医院被挤爆。

大量的医生护士根本没有参与到救治病人中去，使得医疗资源大量浪费。

这种传染病的管制方式，是由政府来设计资源总量来预估病患数量，结果是预估错误导致大量损失。

就比如现在的方舱，真是放开，还采取这种方式，方舱会够用吗？必然挤爆。

而在全球其他国家，极少采取这种方式。

而是不论什么医院，只要有医生有病床，就可以收治。

如果欧美国家也采取这种定点收治模式，以当时的感染量，恐怕是大街上都没人收尸了。

定点医院就是一种人为地控制供给的模式，这是当年非典的经验。

但非典的传染指数远低于新冠 、毒力远强于新冠，这种传统路径的依赖，导致武汉灾难更加严重。

这一教训，一直未能得到重视。

在病毒传染期，各大城市依然在管制中爆出各种因为人为阻断导致的看不上病的事故，而当时的医院其实是冷清的，医生数量是足够的。

防止感染和传播原则高于救治原则，这是中国传染病防治体系中的一个大问题。

过于严格的封控导致的很多问题，本质上来源于这一原则。

在经历了这些事故后，只有在原则上进行调整，让救治原则高于防感染原则，才能解决医疗挤兑问题。

相信市场的力量

医疗，和其他消费没有区别。医疗生产和供给也与其他商品是一致的。

如果生产一件衣服也要审批，那结果必然是衣服越来越贵，过年才买新衣服的时代会重现。

控制供给端，必然导致价高质次。

全世界政府都对医疗这个领域施加了诸多管制，这一领域是全世界最不市场化的地方。

因为，人们都认为医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都有一种希望政府管一管的心理。

但是管制带来的恶果必然是供给减少，你看到中国医院人头攒动，排队时间长，但却不会在复杂的工业品里看到需要排队。

你买一台比医疗生产复杂一百倍的手机，京东下个单，明天就到你家了。

但在欧洲、加拿大等地，做个CT，让你等三个月都算是正常的。

是CT的产能不足吗？不是，如果有市场需求，生产端可以疯狂生产，一家医院有一百台也不奇怪，CT也不过就是一个工业制成品罢了。

真正的问题就出来各国政府对医疗领域的管制中。

这些管制来源于错误的观念。

这些观念认为，买不起苹果最新款手机我能接受，但我得享受一样的医疗服务。

不能有钱人可以用优质医疗服务，我却因为没钱治而早死；

这些观念认为：医疗生产人命关天，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把把关，不能什么人都能做，各种审批是必须的，必须严格，最好象FDA那样，审个十年八年；

这些观念还认为：医生不是人，他们是神，我可以赚钱，但他们不能赚钱，我生病时，他们应该义务帮助我，不能以利润为目标，为钱救我，他们的良心就坏掉了。

这些错误的观念是一切管制的来源，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有一种痛苦，那就是医疗太贵，病不起。

即使是“免费医疗“的国家，不过是每一个月全民不管是不是生病，都得交一笔钱给政府。

只要计算医疗总支出和寿命，就知道费效比了。没有一个地方的医疗能成为市场化的标杆。

放开在即，这些观念要破除很困难的。

很多人宁愿看着排队看病人挤人，也不愿意看到私营机构可以为了救你而赚钱。这是世界上最为悲哀的一件事，人们用自己错误的观念，亲手把自己过早地送入坟墓。

这个世界的疫情死亡数据中，有多少是因为管制而死的呢?已经说不清了。

只有在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中，病死率的数据才有意义。

病毒也许杀伤力只有这么大，但管制的杀伤力可比病毒要强得多。

中国政府应该发挥抗疫物资市场化生产的经验，汲取武汉前期混乱管制的教训，在放开期，让市场更加自由，让大量的供给者进入生产，甚至开放国外的执业医生和机构进来，给世界做一个医疗自由市场应对疫情的典范吧。

我相信，在更自由的市场中，医疗挤兑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需求，允许市场主体来服务于需求，你还担心供给不够吗？

我真正害怕的，依然是管制供给端，希望犯过的错，不要再犯。别人踩过的坑，就不要再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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