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预知的未来与自由的赢面

将这些趋势的判断外延到可预见的未来，触目所及，赢得自由的机会显得格外渺茫。这样的悲观预测，只存在一个问题：

多年以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

这句话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上世纪6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偶然翻阅到一期50年代初出版的《大众科学》杂志。这期杂志专门预测了70年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里面有一张图片：妻子和小孩站在公寓楼的屋顶上，向爸爸挥手告别——他乘着一架单人座迷你直升机去上班！

据我尚存的记忆，作者提到了诸如彩色电视、各式新型家电、能替我们干大部分家务活的机器人，还有乘坐喷气式飞机进行商业旅行等等。然而，没有提到的是个人电脑，还有它带来的通信、知识和职业革命。当这一期《大众科学》刊物出版时，计算机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微电子芯片。

在让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部件被人类创造出来以前，作者的想象力无论再怎么丰富，也无法预见一场世界性的技术革命。我们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知识，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我们倘能够预测明日的知识及其潜力，那么我们今天就已然知晓一切——而且知道自己全知全晓！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走势。1900年，大多数人都预测国际和平发展的时代将在20世纪到来。1911年，英国自由贸易与和平倡导者诺曼•安吉尔（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大幻觉》一书中写道，战争的财政开支和浪费破坏是如此代价高昂，欧美列强再沿着战争这条路走下去是非理性的。

可就在1914年，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一打就持续了四年，至少夺去了两千万士兵宝贵的生命，耗费巨资三万亿美元。而在“大战”前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略占上风的世界，被毁坏得面目全非。

整个20世纪，是现代史上血腥味最浓、破坏性最烈的时代，其源头正是政治经济集体主义的兴起（以纯粹公有制、中央计划、法西斯、纳粹和干预型福利国家等等形态为代表）。集体主义所带来的冲突在过去百年间导致了2.5亿人丧生。可在1900年，没人能预料到事态的这种转变。

当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大学本科生时，第一堂经济学课上指定的教材，正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七版）》（1967年）。这本书是当时处在前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教科书。

书里有一张图表，跟踪了美国和苏联从1945年到1965年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萨缪尔森然后预测了本世纪余下时间里美、苏的GNP。他预计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GNP会和美国持平，到了2000年肯定将超越美国。注意到他隐含的预言，即2000年还会存在一个苏联。可实际上，苏联于1991年12月就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The fall of USSR

我们当中有谁真的预料到，我们会在有生之年见证苏联的终结，既没有发生核灾难，也没有爆发一场毁灭性的血腥内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往往能够见微知著的法国社会评论家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出版了《民主政体如何消亡》。书中担心西方知识分子和其他许多人丧失了对自由的伦理和意识形态忠诚，意味着苏联领导下的公有制在全球获胜的可能极大。结果恰恰相反，苏联的乌托邦帝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有谁会在1990年1月预料到萨达姆•侯赛因在那年8月将要入侵科威特，之后又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导致了美国两次入侵和对伊拉克的十年侵占？

在2000年，又有谁会预料到，克林顿的八年执政，现在回想起来，比起之后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政府开支和干预的爆炸式增长（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开支又进一步剧烈增长——编者注），还算是个政府规模相对受到抑制的时代？

今天又有谁知道整个21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推荐答案：没人知道。

美国伟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已故的罗伯特•尼斯贝特有言：

1914年之前，全球数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和根植于市场的繁荣时代，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其余时期的战争和破坏就是不可能的。而苏联乌托邦、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优势，也并不意味着自由就走到了穷途末路。尽管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倡导者当中，某些最有见地的人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日子写下的书籍和文章都带有深深的绝望和恐惧，认为极权主义是未来不可避免的浪潮。

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目前持续之中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恢复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思想是一场白日梦幻。

人世间的事件是人行动的结果。我们的行动是我们观念的产物，也是我们执行这些观念的决心和意愿的产物。只要我们允许，只消我们接受意识形态对手的观点：干预主义福利型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大政府的绝对控制只会势头不减。

也就是说，对于过去数十年间按编年表顺序观察到的政府权力不停扩张而言，只要我们接受了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果律决定，在人间事务川流中不可避免，那么现有趋势就会延续下去。

同样道理也可以适用于人类的奴役。有史以来，没有哪种机制，像人拥有人的奴隶制那样，在世间如此根深蒂固。人人在法律面前应自由平等，这个提议放在过去，也不过是场大梦罢了。

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人被赋予生命、自由和诚实所得财产不可或缺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不可被任何凡人剥夺。奴隶制，亚里士多德眼中某些人的自然状态，在19世纪结束以前，通过观念的力量和人道的目的走向终结。

在18世纪，重商主义（18世纪版本的的中央计划）被当成国家繁荣必要和理想的条件。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也认为，重商主义观念对人的思想和行动影响控制力太强，自由贸易无论如何都无法取胜。然而1790年亚当•斯密去世后，贸易和创业自由不受束缚的体系，首先在英美两国建立起来，然后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步步实现。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个人权利政治哲学的兴起，这种哲学主张在人际关系中消除暴力和压迫，并在局部取得了胜利。

03

自由能赢的想法就在眼前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自由会如何战胜我们目前家长式的联邦政府，就如同许多人在1940年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德国纳粹、苏联乌托邦或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趋势能够也将会改变，就像过去一样。今天我们不可能全然知道自由之友明天将会想象和有力表达怎样的论点，以结束政府对我们生活的控制。但是，这些论点就在那里，等待着更清晰的阐述和更充分的呈现，就像早些时候自由之友对奴隶制和重商主义切中要害的驳斥一样。

1951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

因此，唯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耐心、坚韧、相信观念的力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明确的辩护，将为我们许多人实现心中渴望的自由社会提供最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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