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够“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问题源于⻢克思主义的⽣产⼒发展观。⻢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时间到了,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种社会形式在它能拥有的⼀切⽣产⼒全部发展出来之前,是不会消亡的;只有到那个时候,它才会被另⼀种更⾼的社会形式所取代。在资本主义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前,社会主义不会承接它的遗产。
⻢克思主义喜欢将社会⾰命与出⽣相提并论。早产是失败的;它将导致新⽣物的死亡(原注:参⻅考茨基《社会⾰命》pp.13.ff.)。从这⼀⻆度出发,⻢克思主义者质疑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是否为时尚早。⻢克思主义者将⼀定程度的资本主义⽣产⽅式及重⼯业的发展视作社会主义出现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先在⼩农国家俄罗斯,⽽不是在⾼度⼯业化的⻄欧或美国,取得了胜利。如果问题是某个⽣产部⻔是否已经发展成熟到可以社会主义化,那么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提出这⼀问题的⽅式,通常是这样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承认,社会主义化企业的产出要低于私有企业,因此,只有那些不会因⽣产效率较低带来重⼤不利影响的特定⽣产部⻔才应当社会主义化。因此,矿⼭尤其是煤矿,被认为已经⾜够成熟,可以社会主义化。显然,⼈们认为经营矿⼭⽐经营时尚⼯⼚容易;采矿仅仅涉及利⽤⾃然的恩赐,就算最笨拙的社会主义企业都能经营得好。还有些⼈认为⼤型⼯业企业最适合社会主义化,其出发点是⼤型企业⾥已经存在⼀定的官僚机制,如此,社会主义化的组织前提条件已然存在。但其实⼤谬不然。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化的必要性,光证明其没有危害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其管理运作⽐私营企业更差,它们也不会失败。⼀个⼈如果不相信社会主义化能提升⽣产效率,那基于前后⼀致的逻辑,就不得不认为社会主义化是⼀个错误。
许多作家都认为战争让社会发展倒退,因此要进⼀步推迟社会主义实现的时间。这⾥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隐含承认了在社会主义秩序下经济⽣产率较为低下。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即现代⽂明社会的普遍福利,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带来的⽣产⼒⼤发展,通过它创造并集中于资本家阶层⼿中的巨⼤财富,才成为可能。⼀个国家如果通过⽆意义的政策,也许是⼀场失败的战争,挥霍了这些财富,那么从⼀开始它就没有为财富在各个阶层快速传播提供有利的出发点。(原注:参⻅考茨基《⽆产阶级专政》第⼆版(维也纳:1918)p.40.)”然⽽,任何⼈——像考茨基——如果期待社会主义能带来⽣产率的⼤幅提升,将不得不看到另⼀个加速社会化的理由:由于战争,我们变得更加贫穷。
⾃由主义者在这⽅⾯逻辑上前后更加⼀致。他们不期待另外⼀种⽣产⽅式也许是社会主义⽅式,让这个世界为⾃由主义做好准备;他们认为,⾃由主义⽆时⽆地不适⽤,因为,通常毫⽆例外,⽣产资料私有制和⾃由竞争更具优势。
国家和地⽅市政的公有化措施清楚地表明了企业社会主义化的⽅式。甚⾄可以说,德意志国家和城市的⾏政管理艺术还不如这种多年以来⻓期遵循的做法为⼈所知。就⾏政管理技术⽽⾔,社会主义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各处落地⽣根的社会主义政府,除了继续前辈们在国家和社区社会主义中已经做过的事情,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当然,新的掌权者和他们的选⺠都不希望听到这些。今天,强烈要求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普罗⼤众,想象社会主义是和国家、市政公共企业的延伸完全不⼀样的东⻄。的确,他们反复从他们的领导⼈那⾥听说,这些公共企业与社会主义毫⽆共通之处。然⽽,社会主义化如果不是国家和市政所有,那它究竟是什么,没⼈能说清楚。(原注:恩格斯(《科学⼤变⾰》第七版[斯图加特:11910],p.299n.)提到”⽣产资料以及运输、通讯⽅式的发展超出了企业的掌控,国家所有权由此成为经济上的必须“,国家所有权不仅意味着经济进步,还意味着经济发展“到达了新的阶段,社会本身占有了所有的⽣产⼒”)数⼗年来,社会⺠主党⼀直致⼒于蛊惑⼈⼼的⽇常政治,⽽不是坚持为了最终胜利有原则的政治。今天,它⾃⻝其果。它先前培育的⼀切,现在反噬⾃身。事实上,很⻓时间以来,社会⺠主党已经放弃了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在⽇常政治上,它变得越来越⼯团化,⽤⻢克思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化”。现在⼯团主义提出了⾃⼰的需求,它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纲领有着不可调和的⽭盾。
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和⼯团主义共同之处在于都希望让⼯⼈再次成为⽣产资料的所有者。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希望让全世界的全体⼯⼈阶级,或者⾄少⼀个国家的⼯⼈阶级成为⽣产资料的所有者;⽽⼯团主义则希望让个别企业或者个别⽣产部⻔的⼯⼈阶级成为他们所使⽤的⽣产资料的所有者。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理想⾄少是可以讨论的;⼯团主义的理想如此荒谬,以⾄于⽆需废话。
⾃由主义的伟⼤思想之⼀在于它完全⽆视⽣产者利益,消费者利益成为唯⼀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法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任何⽣产都不值得保留。没有⽣产者有权反对⽣产条件的变化,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产者的利益。所有经济活动的最⾼⽬标就是以最低的成本、同时最⼤程度地满⾜消费者需求。
这⼀⽴场遵循了令⼈信服的逻辑:所有的⽣产都是为了消费⽽进⾏的,⽣产从来不是⽬的,它始终只是达成⽬的的⼿段。指责⾃由主义只考虑了消费者、蔑视劳动⼒的观点,是如此愚蠢,⽆需辩驳。反⾃由主义的特点是将⽣产者的利益置于消费者利益之上,这意味着⼈为地保有那些由于技术进步效率低下的⽣产。这样,⼩群体的特殊利益受到了保护,特权的⼀⽅作为⽣产者获得的利益要超过作为消费者损失的利益,这样的制度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把它上升为⼀个普遍原则,这将变得异常荒谬,因为这意味着,个体作为消费者的损失将⽐作为⽣产者的收益要多得多。⽣产者利益战胜消费者利益,意味着背离理性的经济组织原则,阻碍⼀切经济进步。
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对此了然于胸。它与⾃由主义⼀起对抗传统的⽣产者特权。它从这⼀观点出发:社会主义社会⾥完全不存在⽣产者利益,因为每个⼈都会意识到,只有消费者利益是值得考虑的。这⼀假设是否正确,这⾥不予讨论;显⽽易⻅的是,如果这⼀假设不成⽴,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是它所宣称的那样。
⼯团主义刻意将⽣产者利益放在⾸位。在使⼯⼈群体(实际上)成为⽣产资料所有者的过程中,它并没有废除私有制。它也没有确保平等。它确实消除了⽬前分配体系中的不平等,但是引⼊了新的不平等,因为单个企业或者⽣产部⻔投资资本的价值与雇佣⼈数并不匹配。企业或⽣产部⻔⽣产资料价值越⼤,⼯⼈⼈数越少,每个⼯⼈的收⼊就越⾼。⼯团主义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各个⼯⼈团体将会成为资本的所有者。⼯团主义让重构⽣产模式不再可能;它没有为经济进步留下任何空间。就其性质⽽⾔,它适合农⺠和⼿⼯业者的时代,彼时经济关系相当稳定。
尽管卡尔·⻢克思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曾经⼀度征服了蒲鲁东(Proudhon)(译注:蒲鲁东(1809年1⽉15⽇——1865年1⽉19⽇)是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政府主义奠基⼈之⼀。)和拉萨尔(Lassalle)(译注: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1825~1864),普鲁⼠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运动指导者、社会主义者。德国早期⼯⼈运动著名领导⼈),但最近⼏⼗年发展过程中,它被⼯团主义⼀步步逼退。两种主义之争,表⾯上体现为政治政党组织和⼯⼈联合组织之间的⽃争,幕后呈现为知识分⼦领袖和⼯⼈阶级领袖之间的⽃争,最终以⼯团主义的完全胜利⽽结束。党的领袖的理论与著作仍然穿着中央集权主义的外⾐,但是党的实践⼯作逐步转向⼯团主义。在群众的意识⾥,⼯团主义思想独占鳌头。中央集权主义的理论家缺乏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他们希望避免像法国那样两种主义公开决裂——坚决反对⼯团主义政策;如果他们⿎起勇⽓反对⼯团主义,⽆疑他们会落败。很⼤程度上,他们直接推动了⼯团主义思想路线的发展,因为他们在与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发展做⽃争。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是为了与专制国家的⽴场划清界限,另⼀⽅⾯,由于国家和市政所有制导致的经济失败如此⼴泛和普遍,可能会危及普罗⼤众追随晦涩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热情。如果⼈们⼀再指出,国营铁路和城市照明⼯程绝不是实现未来国家的第⼀步,那么就⽆法教育群众⽀持中央集权社会主义。
由于⽣产⽅式改进,⼯⼈开始失业,⼯团主义试图摧毁新机器。蓄意破坏是⼯团主义的;归根结底,罢⼯也是⼯团主义的;要求实⾏社会保护性关税也是⼯团主义的。总之,社会⺠主党因为害怕失去对⼯⼈阶级的影响⼒⽽不愿放弃的各种阶级⽃争⼿段,只会激发群众的⼯团主义——⻢克思称作“⼩资产阶级”——本能。如果今天中央集权社会主义还有任何追随者,这不是社会⺠主党⿎动的成果,⽽是国家主义的成绩。国家和地⽅社会主义通过将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宣传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学院派社会主义为其提供了⽂学宣传。
今天我们眼前的,既不是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也不是⼯团主义;它根本不是⽣产组织,也不是销售组织,它完全是对现存消费品的分配与消耗、对现存⽣产资料的破坏与毁灭。任何仍在⽣产的,都是仍然允许存在的⾃由经济的残余部分⽣产出来的;今天被社会主义完全渗透的地⽅,已经不存在任何关于⽣产的问题了。这⼀过程发⽣的形式多种多样。罢⼯让企业关⻔;仍在⽣产的企业,由于蓄意怠⼯,产出微不⾜道。通过⾼额税收以及强制向⼯⼈⽀付⾼薪,企业家被迫消耗⾃⼰的资本。通货膨胀也朝着这⼀⽅向努⼒。正如前⽂所述,通胀掩盖并助⻓了资本消耗。⼯⼈蓄意破坏,政府⼲预⽆能,摧毁了⽣产体系,完成了战争和⾰命未竟的⼯作。
在⼀⽚破璧毁珪之中,剩下的只有农业,特别是⼩型农场。但它同样损失惨重,⼤量流动资本正在或已经消耗殆尽。⼤型农场被社会化,甚⾄拆分成⼩型农场。除了资本损耗,它们的⽣产⼒也因此受损。尽管如此,与⽇益恶化的⼯业⽣产体系相⽐,农业的破坏相对轻⼀些。
社会合作精神的逐渐消亡是眼前正在发⽣的社会⾰命进程的本质。它必然会在⼯业、运输和贸易领域——简单说,也就是城市——产⽣不同于农村的后果。劳动分⼯和劳动协作的开展都基于社会合作精神。没有它,铁路、⼯⼚、矿⼭⽆法运营。农业则不然。如果农⺠退出交换体系,退回到
⾃给⾃⾜的家庭经济中,他可能⽐之前⽣活得要差⼀些,但⽆论如何,他可以继续⽣存下去。因此我们看到,农⺠越来越倾向于⾃给⾃⾜,他们⼜开始⽣产⼀切家庭⽣活所需物品,同时缩减为满⾜城市居⺠需要⽣产的物品。(原注:这尤其适⽤于奥地利的德意志地区。德意志帝国的情况暂时有所不同。)
这对城市居⺠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了然。德国和奥地利-德意志地区的⼯业在很⼤程度上失去了国外市场;现在它正在失去国内市场。等到⼯⼚复⼯,农⺠将⾯临这样⼀个问题,购买国外更便宜更好的产品,对他们是否更有利。德国农⺠将再次成为⾃由贸易者,就像他们在四⼗年前那样。
很难想象这⼀进程在德国会不受⼤的⼲扰持续进⾏下去。因为它确实预示着德国都市⽂化的衰败,意味着数百万德国城市居⺠逐步陷⼊饥饿。
如果⾰命⼯团主义和破坏主义不局限于德国,⽽蔓延⾄欧洲甚⾄美国,那么我们将⾯临⼀场可与古代⽂明世界崩坍相提并论的灾难。古代⽂明同样也是建⽴在⼴泛的劳动分⼯和劳动协作基础之上;其中,同样——即使受到限制(原注:同样,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由竞争”。)——⾃由主义原则带来了物质和精神⽂化的巨⼤繁荣。当联结这个社会系统的⾮物质纽带——社会合作精神消失以后,所有这些也都随之消失。罗⻢帝国衰亡过程中,城市⼈⼝锐减;没有⼟地的⼈陷⼊困苦;⼈们移居乡村以摆脱饥饿(原注:罗⻢晚期法律资料中⼤量⽂件显示了这⼀点。)。接着,随着货币体系的严重紊乱,货币经济逆转回易货经济,交换经济转变为⽆需交换的⾃给⾃⾜经济。现代进程与古代⽂明衰落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过去数个世纪发⽣的事情,将以⽆与伦⽐的加速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