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你批评郑智化，可是人家是消费者，难道消费者就不能抱怨一下商家的服务吗？说好的消费者主权呢？郑智化也并没有呼吁神龙出面啊，你反对管制，凭什么批评他呢？怎么能说消费者抱怨一下，就是推动公有化呢？可以抱怨，没问题。我也经常抱怨有些商家服务差，而且作为消费者，我以后就不去了。这是我作为消费者的主权。但是不要忘记，人有多重身份，郑智化在吐槽深圳机场的时候，不仅是普通消费者，而是还有另一重的“知识分子、舆论领袖”的身份。我们暂且不论他的夸大其词成分，就说他对机场对残疾人服务的不周的吐槽，非常明确的，他是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肢体残疾的歌手，即残疾人和有些“文明人”的代表在发言。他能够引发舆论对此事的广泛关注，并可能最终推动政策的改变。看看他的流量和底下的留言就知道了。如果深圳机场是私营的，假若它为了更好地树立自己的商誉，赢得更多长久利润，它会增加残疾人服务设施，假定消费者需求曲线不变，带来的成本增加将减少企业利润；如果这种特殊人群的种类更多、增加的设施成本大，则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即只有提高机票价格，才能覆盖这些成本。也就是，由坐飞机的人共同支付这些代价。将逻辑推演到极致，民主社会下，任何人都可以找出自己与常人不同的特殊性，放大这种特殊性，那么则必须照顾所有人的特殊需求，增加所有特殊设施，它将使机场这种商业模式都不成立了，所有人都坐不起飞机。假如深圳机场是国有资产，那么就是“按闹分配”，谁声音大、更能引发公众声援，谁就分配得多。投入的成本，则由纳税人来买单。也就是，纳税人来出钱，来满足一部分特殊人群的需求。我们可以根据经济学理论进行一个推演，如果是在纯私产的情况下，要增加这些特殊设施、满足极少数人群的需求，私有产权人必然进行经济计算，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投入成本的情况下，他才会投资。他的正常做法必定是：面向大多数正常人群进行设计和投资。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商业行为的必然做法，除非他办一个慈善机构，不怕亏损。而在公有的情况下，则“简单”多了，直接根据舆论就“断案”了，它没有经济计算，代价直接由纳税人来支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私产社会，将是一个歧视骤然加剧的社会——注意这是好事，因为私产即自由，其本身即排他的、歧视的；由产权人设定规则，根据经济计算结果权衡利弊，决定其财产向谁开放。为各类特殊人群提供周到的服务，不计成本，谁都能来，恰恰本身就是公有化的结果——这就是少数人群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因为他们可以将从他人口袋掏钱照顾自己，包装成自己的一种“权利”。让我们始终记住大卫·休谟和米塞斯的洞见：政策和历史走向，并不是枪炮决定的，而总是观念和公众舆论决定的。而观念是谁发明的呢？是知识分子舆论领袖发明的，大众并没有自己的哲学，他们总是在知识分子创造的观念中选择，并最终决定了政策和历史的走向。知识分子——创造和传播观念的人——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是决定性作用。那你说，难道知识分子就不能就有关问题吐槽抱怨了吗？当然也不是。我也算知识分子，是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而是说，知识分子、舆论领袖有强大的影响力，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所带来的后果负责。并且，极端重要的是，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进行审视，知道它是在推动公有化、奴役化，还是在推动私有化、自由化。这需要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才能知道。可悲的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懂经济学，或者本来就是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知识分子直接说：这事情国家得管一管，才叫呼唤神龙出面。而是要看到背后的因果关系：他的呼吁会通过舆论，导致政策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的言论未经严格的经济学审视，其结果是改变公众舆论，并最终改变政策走向，那么作为舆论领袖，你就必须接受经济学的批评，并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你不能因所谓“言论自由”而免责。况且，即便你可以抱怨，认为这是消费者主权，是“言论自由”，我怎么就不能对你的抱怨提出批评，也“言论自由”一下呢？蕾切尔·卡逊，对环境和生态问题极为关注，写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她“只是”抱怨了一下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杀虫剂问题，由此推动了严格的环保立法，被阿尔·戈尔和格雷塔这种人视为圣母，难道她不能被批评了吗？我们批评她批评错了吗？
厄普顿·辛克莱写了一本书叫《屠场》，“抱怨”了一下屠宰场里美国肉类加工业的卫生问题与移民工人生存困境，他也只是想要更加安全的肉类食品“而已”，但最终推动了美国食品安全立法和FDA这种超级强权和反市场的机构的诞生，是不是也不应当被批评呢？我们猛批她，有什么问题呢？
舆论领袖们只是说，现在孩子们教育负担太重了，农民好可怜，柴静只是说雾霾好讨厌，有些经济学家只是说“把钱花光为国争光”，还有人只是在说996太内卷了，淘宝京东把实体店搞倒闭了，他们可能都没有呼吁强制力直接出面，只是不懂得经济学的因果关系，那是不是也应当免受批评呢？难道我批评这些人，你会说“人家又没让神龙出面，只是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吗，会说我“站队”站错了吗？
这种例子可以不断地举下去，我们可以在任何公共的、福利的政策出台的背后，都找到若干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的身影。
甚至，再进一步，你凭什么批评老马呢？他只不过是抱有对工人的“巨大同情心”，说他们都“异化”了，生存在“工资铁律”之下了，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你怎么能批评他呢？
如果我们的认知，还停留在“普通人的抱怨”、消费者主权这个层面，而不往舆论决定政策这个层面更进一步，要经济学干什么呢？经济学不就是进行长逻辑链条推理、揭示常人看不到的因果关系的科学吗？
最后，我再次声明，我严重关切残疾人、和一切弱势群体的处境，希望他们都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准，被所有人温柔以待，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必定为残疾人提供帮助。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归根结底只在于要告诉人们：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达成更好地帮助残疾人的目的。其答案就是：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
任何把我的观点歪曲为对残疾人冷漠和无情，不应当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的说法，以及认为我为国有的机场洗地的说法，都是天真和荒唐可笑的。
想想看，即便是要搞再分配去帮助弱势群体，那也必须有市场创造的财富，才能搞啊，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所以任何侵犯私有财产和反市场的做法和呼吁，其实都是在恶化弱势群体的处境，他们是最脆弱的、最经不起折腾的人群，若市场遭受破坏，最先遭受损害的就是他们。
“文明人”不要光顾着表演，而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手段才是对残疾人最好的帮助，最终打造一条通往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