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掉富人，这句口号为什么会在美国流行？

摘要

当某个导演数年前拍的文艺片突然被另类解读且千万播放时，我想到的是美国近年来的一个舆论口号，叫吃掉富人。

“吃掉富人”的口号从18世纪的法国断头台穿越到21世纪的TikTok，它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贫富差距的愤怒宣泄。本文试图剥开这层愤怒的表象，揭示隐藏在流行文化、阶级复仇电影和社交媒体审判背后的真正机制。我们或许正忙着审判那些抢到救生艇的人，却忽略了那个在驾驶室里让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真正敌人——美联储与其货币炼金术。

引言：

2022年的华盛顿特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属于帝国晚期的倦怠与焦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克里斯蒂安·斯莫尔斯走进了白宫。这位亚马逊工会的领导人，并没有穿着华盛顿特区那千篇一律的深蓝色西装，也没有佩戴象征体制内顺从的红蓝领带。相反，他身穿一件红黑配色的飞行员夹克，背面赫然印着三个巨大的白色单词：“Eat the Rich”（吃掉富人）。

这一幕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仿佛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行为艺术。斯莫尔斯是去见乔·拜登总统的，而这件衣服上的口号，在几个世纪前，通常与将统治者的头颅挂在长矛上的血腥画面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这句口号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权力的核心。拜登总统似乎并未感到冒犯，甚至可以说，在这场政治剧场中，这种愤怒被巧妙地吸纳了。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劳工权利的时刻，更是一个文化符号的转折点。

这句曾经属于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在恐怖统治时期向巴黎公社咆哮的誓词，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种流行文化的图腾，一种印在快时尚卫衣上的宣言，甚至成为了联邦调查局（FBI）反恐简报中的注脚。

截至2023年，FBI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备忘录中指出，虽然该短语与“无政府主义暴力极端主义”（AVE）有关，但仅仅使用它并不构成犯罪。

这种官僚式的谨慎恰恰反映了某种深层的恐慌：一种古老的、关于再分配的饥饿感正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复苏。

但是，当我们高呼“吃掉富人”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真正的饥饿，还是某种更复杂的、被误导的社会情绪？

这句口号在美国的重新流行，不仅仅是对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或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个人财富的嫉妒，它是一个巨大的症候群，标志着社会契约的断裂。

然而，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探讨的那样，在这场喧嚣的愤怒中，人们或许正如堂吉诃德一般，正在向错误的风车发起冲锋。

一）卢梭的幽灵

要理解这种愤怒的纹理，我们必须回溯到这句咒语的源头。

虽然流行文化将其归功于让-雅克·卢梭，但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1793年10月14日，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肖梅特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引用的。

据传，他说：“卢梭也是平民出身，他说：‘当人民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就会吃掉富人。’”

这句话在当时并非隐喻。

在18世纪末的法国，粮价飞涨，货币贬值（是的，这是一个将会反复出现的主题），饥饿是物理性的痛感。

吃掉富人，是对生理生存极限的各种野蛮回应。

它不仅是对贵族的诅咒，更是一种绝望的逻辑推演：如果你们垄断了面包，我们只能以你们的血肉为食。

两个多世纪后，这句话穿越了大西洋，在号称自己为资本主义的美国找到了新的共鸣。

但语境已经发生了剧变。

今天的美国穷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没有东西吃”——事实上，肥胖率与贫困率往往成正比——他们面临的是一种“资产饥荒”。

这种饥饿感不再源于胃部的空虚，而源于对未来的失控感。

当伊丽莎白·沃伦的支持者在2019年的集会上高呼这一口号时，他们并非真的想要肢解亿万富翁，他们想要的是财富税，是全民医保，是那个日益遥不可及的“美国梦”。

然而，这句口号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模糊性。正如FBI所困惑的那样，它既可以是工会谈判桌上的筹码，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肖恩·费恩在底特律向通用和福特发出的战吼；

也可以是南非土地党在2021年选举中的政治纲领。

它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任何感到被剥夺的人都可以往里面填充自己的愤怒。

这种模糊性是危险的。因为它将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简化为一种原始的二元对立：我们对他们，食草者对食肉者。

这种简化论虽然在政治动员上极具效力，却往往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当我们忙着在想象中“烹饪”富人时，我们或许忽略了那个在幕后悄悄拿走食材的真正大厨。

二）好莱坞的阶级复仇审美

如果说1793年的“吃掉富人”是街头的血腥现实，那么2020年代的“吃掉富人”则首先是一场屏幕上的美学盛宴。

文化总是先于政治嗅到空气中硫磺的味道。

在过去几年里，好莱坞仿佛突然达成了一种默契，批量生产以“阶级复仇”为主题的电影。

从《寄生虫》中那个弥漫着半地下室霉味的首尔，到《小丑》中哥谭市燃烧的街道，再到《利刃出鞘》系列中对老钱家族的精妙嘲讽，屏幕上的富人不再是令人羡慕的偶像，而是被解构、被嘲弄、最终被毁灭的猎物。

2022年的电影《菜单》或许是这一趋势的巅峰之作。

在这部黑色喜剧中，一群超级富豪支付天价去一个孤岛餐厅享用晚餐，最终发现自己才是菜单上的主菜。

电影的高潮并非某种暴力的革命，而是主厨揭露这些食客——美食评论家、科技新贵、过气明星——是如何通过他们的虚荣与贪婪毁掉了“吃”这件单纯的事情。

这恰恰是当代“吃掉富人”运动的缩影：它充满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快感。观众在电影院里看着富人们在银幕上惊慌失措、受尽折磨，获得了一种替代性的宣泄。

这种“复仇色情片”式的消费，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社会安全阀。

它并没有激发布尔什维克式的行动，反而让愤怒在爆米花和可乐的陪伴下被消化了。

这种审美化甚至反噬了运动本身。

当《玻璃洋葱》在Netflix上热播时，那些最热衷于讨论它的观众，往往正是电影所嘲讽的那类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后现代讽刺：美国人在流媒体平台上订阅着昂贵的服务，用着最新的iPhone，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着嘲笑资本主义的梗图。

“吃掉富人”不再是一句革命口号，它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品牌，一种用来标榜自己“清醒”的时尚单品。

就像切·格瓦拉的头像印在T恤上一样，这句口号也被商品化了。

三）数字时代的雅各宾派

这种愤怒的庸俗化在TikTok上达到了高潮。

大约在2019年，随着Z世代成为网络话语的主力军，#EatTheRich 的标签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病毒式传播。

然而，与18世纪法国农民对贵族的定义不同，数字时代的“富人”定义被无限下放，甚至变得荒诞可笑。

在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一位年轻的用户严肃地指出，如果你家里有“第二个冰箱”（通常放在车库里用来装饮料或冷冻食品），那么你就是阶级敌人的一部分。

在另一场网络辩论中，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出国留学费用，或者不愿意分享Spotify家庭会员密码的人，也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社会现实：

在经济停滞和通胀高企的年代，贫富差距的感知已经发生了微观层面的扭曲。

对于一个背负着巨额学生贷款、在零工经济中挣扎的20岁年轻人来说，拥有一个装满Costco冷冻食品的车库冰箱，确实代表着一种难以企及的财务安全感。

这就是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所目睹的美国景象。

当失业率飙升，人们被困在狭小的公寓里时，这句口号的使用量激增。社交媒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全景监狱，每个人都在审视他人的生活。

那些在这个时期哪怕展示出一丁点舒适生活迹象的人——比如在后院烤肉，或者展示居家办公的宽敞书房——都可能招致网络暴民的围攻。

这是一种“向下兼容”的阶级斗争。

由于真正的亿万富翁——那些拥有私人飞机和离岸账户的人——生活在绝大多数人的视野之外，愤怒的矛头便转向了那些“稍微过得好一点”的邻居。

这种同类相食的局面，恰恰是真正的统治阶级最乐意看到的。

正如在这些荒诞的TikTok视频中所看到的，当“富人”的定义变得如此宽泛和随意时，这场运动就失去了它的焦点。

它变成了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文化战争，而不是关于经济结构的严肃探讨。

四）显性消费与隐性焦虑

如果你漫步在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或者滑动浏览Instagram的“探索”页面，你会发现财富在21世纪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能见度”。

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在一个多世纪前创造了“炫耀性消费”一词，用来描述镀金时代的暴发户如何通过挥霍来确立社会地位。

然而，凡勃伦未曾预料到的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在今天，财富的展示不再局限于纽波特的豪宅舞会，它变成了一种全天候、全球性的数字广播。

当一名打工人在通勤的地铁上，通过一块破碎的手机屏幕，看到凯莉·詹娜展示她为两岁女儿购买的爱马仕书包时，一种化学反应发生了。

这种反应不仅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刻的认知失调。

现代“吃掉富人”情绪的核心，并非源于对财富本身的仇恨——美国文化传统上是崇拜白手起家的——而是源于财富与其道德合法性的脱钩。

在过去，洛克菲勒或卡内基虽然垄断，但他们同时也建立图书馆、大学和铁路，他们的财富被视为一种带有某种公共责任的“工业王权”。

但在今天，大众眼中的富人形象发生了质变。

它变成了加密货币投机者、出售空气的网红、或者是那些仅仅因为持有资产而坐享其成的食利阶层。

这种财富看起来是“无重力”的，它不再与汗水、工厂或创造就业机会挂钩，而是与算法、运气和继承有关。

这种“不平等的剧场”产生了一种毁灭性的心理后果：相对剥夺感。

这种愤怒并非因为人们真的在挨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一场狂欢之外。

当通胀悄悄偷走工薪阶层购物车里的肉制品时，富人们却在社交媒体上直播他们的“OMAKASE”（厨师发办）奢华晚餐。

这种视觉上的巨大反差，将原本抽象的基尼系数变成了具体的、令人作呕的视觉冲击。

于是，富人不再是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个体，他们变成了行走的挑衅。

那一辆辆停在代客泊车区的兰博基尼，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对那些背负助学贷款者的嘲讽。

在这种视线下，“吃掉富人”成为了一种恢复心理平衡的本能反应：既然我看不到希望，至少我可以毁掉你的优越感。

五）零和博弈的错觉

然而，在这种情绪宣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危险的经济学谬误，我称之为“零和博弈的错觉”。

“吃掉富人”的口号隐含着一个简单的算术逻辑：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拿走了本该属于穷人的东西；只要我们将亿万富翁的财富没收并重新分配，社会的所有问题——从破败的基础设施到资金不足的学校——都将迎刃而解。

这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叙事，但它在数学上往往经不起推敲。

根据《福布斯》的数据，如果美国政府没收所有美国亿万富翁的全部财富（不仅仅是收入，而是他们所有的股票、房产和游艇），这笔钱大约能维持联邦政府运行几个月？

答案可能令人震惊：仅仅不到一年。

面对高达34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每年数万亿的财政赤字，即便是彻底的“打土豪”，也只是杯水车薪。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分配问题，更是生产率停滞和债务黑洞的问题。

但是，对于在大选年中寻找替罪羊的公众来说，这种复杂的宏观经济分析毫无吸引力。

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贫困是因为杰夫·贝佐斯建造了一艘太大的游艇。这种思维定势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财富是如何被创造的”转移到了“现有财富该如何被瓜分”。

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里，比如二战后的美国，做大蛋糕的承诺掩盖了分配的不公。

人们相信“水涨船高”。但在一个经济停滞、阶层固化的社会里，社会心态迅速退化为一场在泥潭中的搏斗。

当人们认为蛋糕不再变大时，邻居盘子里多出来的一块，必然意味着自己盘子里少了一块。这种零和思维是社会信任的腐蚀剂。

它让每一次政策辩论都变成了生死攸关的部落战争。在这种心态下，任何人的成功都被视为对他人的掠夺，“吃掉富人”便从一种激进口号，变成了一种看似合理的“自卫”逻辑。

六）替罪羊的制造

如果不谈论政治投机者在这场戏剧中的角色，我们对“吃掉富人”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

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曾提出过著名的“替罪羊机制”。

他认为，当一个社会内部积累了过多的紧张和冲突时，它会本能地寻找一个受害者，通过牺牲这个受害者来宣泄集体的暴力，从而暂时恢复社会的团结。

在21世纪的美国，富人成为了完美的替罪羊。

对于左翼政治家来说，攻击亿万富翁是动员选民最廉价的方式。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有名言：“亿万富翁就不应该存在。”

这种言论在道德上令人振奋，在选举策略上极其有效。它为选民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敌人，一个可以被命名、被羞辱、被征税的对象。

有趣的是，这种策略并非左翼独有。右翼民粹主义者也在玩着同样的游戏，只不过他们攻击的“富人”换了一副面孔——他们攻击的是“沿海精英”、“全球主义者”或“觉醒资本”。

在某种程度上，史蒂夫·班农和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虽然处于政治光谱的两极，但他们都在利用同样的愤怒：一种认为“体制被操纵了，而有一小撮人在幕后获利”的叙事。

这种政治操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成功地转移了视线。

当国会举行听证会，严厉质询科技巨头的CEO们时，这无疑是一场精彩的表演。但这种表演掩盖了真正的房间里的大象：谁在控制货币的供应？谁在制定导致资产泡沫的游戏规则？

只要公众的怒火集中在马斯克或是扎克伯格身上，那个真正决定普通人购买力的机构——美联储，就可以继续在华盛顿的埃克尔斯大楼里，安静地、不受干扰地运作。

政客们乐于看到“吃掉富人”的口号流行，因为这意味着选民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

这就好比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在争吵头等舱的菜单是否公平，而完全忽略了船底那个正在疯狂进水的巨大破洞。

我们正忙着审判那些抢到了救生艇的人，却忘记了去问：是谁让这艘船撞上了冰山？

七）货币幻觉

在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上，有一座名为埃克尔斯大楼的建筑。

与喧闹的国会山不同，这里通常安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然而，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杰夫·贝佐斯的游艇上，决定美国阶级命运的真正剧本正在被书写。

2020年3月，当世界因新冠疫情而停摆，当数百万美国人因为失去工作而恐慌时，美联储做了一件在人类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在几周之内，他们通过敲击键盘，无中生有地创造了数万亿美元。

这被称为“量化宽松”，一个听起来像某种复杂瑜伽姿势的无聊术语。实际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货币炼金术。

如果你观察数据，你会发现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曲线：货币供应量（M2）的垂直拉升与股市的V型反转几乎完全同步。这并非巧合。

大众的愤怒往往集中在“贪婪的企业家”涨价上。当沃尔玛的牛奶价格上涨时，我们指责沃尔玛；当房东提高租金时，我们指责房东。这是一种直观的、符合直觉的归因。但这是错误的。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货币幻觉。当美联储向系统中注入海量货币时，货币本身的价值被稀释了。这就像是一个无良的酒保在威士忌里掺水。虽然杯子里的液体变多了，但酒精的含量却下降了。

对于持有资产（股票、房产）的富人来说，这无关紧要，甚至是一场盛宴，因为他们持有大量的债务，因为资产价格会随着货币贬值而水涨船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实体经济一片狼藉的2020年，亿万富翁们的财富却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对于那些靠工资生活、将积蓄存在银行里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一场隐形的抢劫。

你的每小时工资没有变，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没有变，但你的购买力被悄悄偷走了。这是一种没有窃贼指纹的盗窃案，而当你醒来发现自己变穷时，你只会本能地咒骂那个卖给你面包的人。

八）坎蒂隆效应

如果说货币超发是一场洪水，那么重要的是要理解，洪水并不是均匀地漫过所有人的脚踝。它有一个源头，有一个流向。

18世纪的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发现了一个至今仍被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刻意淡化的秘密：金钱并非中性的，它进入经济体的位置至关重要。

这就是著名的“坎蒂隆效应”。

美联储是一条软管的喷嘴。当新钱被喷射出来时，它首先流向哪里？它不会直接流向俄亥俄州工人的口袋，也不会流向布朗克斯区的杂货店。

它首先流向华尔街。它流向一级交易商，流向大型商业银行，流向对冲基金，流向拥有大量信贷额度的跨国公司。

这就在社会中创造了一个残酷的时间差。

在这个时间差里，也就是在“新钱”刚刚进入系统、物价尚未普遍上涨的这段黄金窗口期，距离印钞机最近的人（金融精英和资产持有者）可以使用这些新钱，以旧的价格购买资产、股票和服务。他们享受了货币扩张带来的所有红利。

等到这些钱层层渗透，最终以工资或社会福利的形式流到普通大众（距离印钞机最远的人）手中时，游戏已经结束了。此时，所有的资产价格、商品价格都已经暴涨。

这就是为什么“吃掉富人”的口号虽然响亮，却充满了悲剧性的讽刺。当你在TikTok上愤怒地抨击某个科技新贵时，你其实是在抨击坎蒂隆效应的受益者，却忽略了那个制造效应的机器。

富人之所以越来越富，并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工作更努力，甚至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更贪婪，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了货币流动的上游。他们是在洪水淹没村庄之前，就先喝到了水的人。而这套系统，正是由国家背书的中央银行体系所精心维护的。

九）阶层的固化

这种货币政策带来的最深远的社会后果，是对“储蓄”这一传统美德的系统性摧毁。这导致了阶层的彻底固化。

如果你穿越回1980年代，告诉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只要你努力工作，把收入的20%存入银行，复利会让你在退休时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不仅是建议，这是那个时代的真理。

但在今天，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恶意的玩笑。

由于美联储为了维持资产价格泡沫而长期实行的低利率（在某些时期甚至是实际负利率）政策，储蓄者实际上是在接受惩罚。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通胀会像白蚁一样，每年啃食掉你财富的5%到10%。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冷酷地提出要实现“食利者的安乐死”。

而在现代美国，我们目睹的是储蓄者的安乐死。

为了避免财富缩水，普通人被迫变成了投机者。你不能再仅仅做一个牙医或教师，你必须被迫成为一个业余的基金经理。你被迫将辛苦赚来的钱投入股市、币圈或是房地产市场，去参与一场你并不了解规则、且庄家已经作弊的赌博。

这就造成了阶层的物理性隔离：

有产者： 他们乘坐的是资产价格的电梯。每一次货币放水，都将他们推向更高的大气层。

无产者： 他们走的是工资的楼梯。无论他们跑得通过么快，都追不上电梯上升的速度。

这种结构性的断裂，才是“吃掉富人”情绪的真正根源。并不是因为人们嫉妒富人的游艇，而是因为人们发现，通往中产阶级的传统桥梁——储蓄和劳动——已经被炸断了。

当劳动无法增加实际购买力，当储蓄意味着亏损，社会契约就崩溃了。年轻人看着房价在这个由廉价货币堆砌的泡沫中变得遥不可及，他们感到绝望。这种绝望转化为愤怒，而富人，作为这个资产泡沫最显眼的受益者，自然就成了那个被挂在路灯上的靶子。

但这只是表象。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个在Instagram上炫耀跑车的富二代，而是那个在华盛顿特区，决定将你的积蓄化为乌有的、看不见的货币政策。

十）被剥夺的一代

如果不谈论房子，任何关于美国阶级愤怒的讨论都是避重就轻。

对于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来说，房产是他们财富积累的压舱石，是美国梦的物理载体。但对于千禧一代和Z世代来说，房产变成了一面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高墙。这种代际的撕裂，是“吃掉富人”运动最核心的燃料。

让我们回到那个“第二个冰箱”的TikTok视频。

那个视频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共鸣，并非因为年轻人真的在乎冷冻披萨的储存空间，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空间的主权。在资产价格暴涨的今天，拥有空间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奢侈。

当美联储将利率压低至接近零，并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向房地产市场注入类固醇。但这并不是为了帮助首次购房者。

相反，廉价的资金让贝莱德这样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横扫郊区的独栋住宅，将它们变成永久性的租赁资产。

这就创造了一种新封建主义。

年轻人发现自己在和一个拿着无限筹码的庄家玩牌。他们在Zillow上刷着那些价格每三个月就跳涨一次的房子，感到一种窒息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并非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他们通常比父辈拥有更高的学历和更长的工作时间——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收入被资产价格的通胀远远甩在了身后。

在这种背景下，“吃掉富人”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是被剥夺者的一声惨叫。当一个年轻人意识到，无论他怎么存钱，都永远买不起他长大的那个街区的房子时，社会契约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张废纸。他不仅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也失去了对现行体制的所有尊重。

于是，这种绝望转化为了对现有秩序的全面否定。

既然我无法拥有资产，那么我就要毁掉资产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激进左翼思潮在美国年轻一代中蔓延，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激进，而是因为在这个赌场里，掀翻桌子似乎成了唯一理性的选择。

十一）这不仅仅是经济学，这是道德危机

美国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货币危机，更是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

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再基于生产、创新和承担风险，而是基于谁离印钞机更近、谁能获得政府救助时，社会的道德纤维就开始断裂。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那些因贪婪和鲁莽而搞垮经济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拿着纳税人的钱（TARP法案）获得了巨额奖金。而在2020年，当小企业主被迫关门歇业时，拥有游说能力的巨头企业却获得了数以亿计的PPP贷款。

这种“私有化收益，社会化风险”的模式，是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大的侮辱。

它告诉大众：规则是为你们制定的，而不是为我们制定的。

“吃掉富人”这种充满暴力的语言，实际上是对这种双重标准的镜像反应。如果精英阶层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公共财富而不受惩罚，那么底层民众为什么要在意文明的礼节？

这是一个危险的滑坡。当金钱失去了道德中立性，变成了特权的代币，人们就不再相信努力工作的价值。社会开始分裂为两个阵营：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信任——这个经济运行最昂贵的润滑剂——干涸了。

在这样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每一次政策讨论都会演变成阴谋论，每一次选举都会演变成部落战争。因为没有人相信对方是在公平竞争。这种道德上的虚无主义，比通货膨胀本身更具破坏力，因为它腐蚀的是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信念。

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1793年，肖梅特高呼“吃掉富人”，随之而来的是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断头台起起落落，许多富人的头颅滚落篮中，但这并没有给巴黎的面包店带来更多的面粉。法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依然在动荡和贫困中挣扎。

历史在警告我们：基于复仇的再分配，从来都无法解决生产和系统的问题。

今天，当美国年轻人再次高呼“吃掉富人”时，美国危险了。

毫无疑问，在货币滥发下，就是马太效应，因为他就是某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财产，这种只有少数人生活水平提高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那些在TikTok上发泄愤怒的年轻人，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他们的焦虑是合理的。但是，他们的诊断是错误的，因此他们的药方也是无效的。

如果美国人真的“吃掉”了富人——没收了马斯克的股票，拆分了贝佐斯的公司——这或许能带来瞬间的快感，就像在《菜单》那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

但等到第二天早晨醒来，美国人会发现：美联储依然在通过通胀稀释我们的储蓄，国债依然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裙带资本主义依然在华盛顿的走廊里运作。

真正的敌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无论他多么富有或多么令人讨厌。

真正的敌人是一个被扭曲的货币体系，一个鼓励债务、惩罚储蓄、并通过隐形通胀将财富从穷人向富人转移的机制。

只要美国人还沉浸在“我们对他们”的身份政治叙事中，只要美国人还满足于在推特上审判亿万富翁而不是去审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美国人就依然是在对着风车冲锋。

这场新的“吃掉富人”运动，如果不将矛头转向那个房间里真正的大象——即不受约束的法币体系和与之伴生的金融特权——那么它注定只是一场喧嚣的狂欢，一场为了掩盖更大规模掠夺而上演的杂耍。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最激进的革命行动，或许并不是穿上一件印着口号的夹克，而是去理解货币是如何运作的，并要求回归一种诚实的、不再被随意操纵的金钱。

因为只有当美国人消灭了货币滥发的权力，他们才能夺回被窃取的未来。在那之前，正如卢梭所预言的，美国人很有可能将继续在痛苦中，互相吞噬。

社会风潮，有时往往是全球性的，其爆发原因，其实往往也基于相同的机制。

货币滥发，是这个世界上各种经济灾难最大的元凶，汲取教训吧。

停止印钞吧，否则，本可以越来越繁荣的生活，不要被滔天的怒火，烧成了灰烬。

现在还来得及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