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界限制了人们的思维
我们脑子里都有一堵墙，墙的名字，叫国界。
这堵墙有时候是铁丝网，有时候是界碑，但更多时候，它什么都不是，就是地图上一道人为画出来的细线。
可就是这道线，比世界上任何实体的墙都厉害，它能把人的脑子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
在墙内，我们用一套逻辑思考；一到了墙外，立马换成另一套，两套逻辑甚至能互相打架，还打得理直气壮。
这套精神分裂的玩法，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对待人和货物的态度上。
你看，在一个国家里，比如从鸟不拉屎的乡下跑到北上广深打工，这叫什么？这叫“劳动力自由流动”，是盘活经济，是给年轻人机会，是光荣的奋斗史。
教科书上都这么写，谁敢说个不字？谁要是提议在广州边界修个墙，检查江西人的“进入许可证”，那简直是脑子进水了，会被当成历史的笑话。
我们打心底里觉得，大家都是一国人，你家劳动力过剩，我家正好缺人，串个门，挪个窝，天经地义，你好我好大家好。
可一旦这个想挪窝的人，他家恰好就在国界线那边，那完了，整个故事的画风就全变了。
一个越南的年轻人，想来广东的工厂打工，他的想法和一个从广西来的年轻人能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想多挣点钱，让家里人过得好点吗？
他能提供的劳动力，对那个工厂老板来说，和广西来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都是一双手两条腿，干活吃饭吗？
一个顶尖的德国工程师，想跳槽到上海的车企，他脑子里的知识，会因为护照的颜色而打折扣吗？
不会的。
但在我们的思维里，这事儿就大了。国内的流动叫“资源分配”，跨国的流动就成了“移民问题”。
各种吓人的词儿全冒出来了：“抢饭碗”、“拉低工资"、"挤占福利"、"文化冲击"。奇怪不奇怪？
一个从甘肃来的建筑工，在北京盖楼，没人说他抢了北京本地工人的饭碗，因为我们默认这是一个大市场里的内部竞争。
可一个缅甸工人来云南的工地上干活，性质就变了，他成了"外人"，成了威胁。我们担心他会不会使用我们的医保，会不会让我们的城市变得不"纯粹"。
这些担忧，听起来冠冕堂皇，可你把它放到国内的省际流动上试试，马上就显得荒谬可笑。
一个外省人来到大城市，他就不需要坐地铁、逛公园、去医院了？他对本地的低技能岗位就不会产生竞争压力了？当然会。
但我们为什么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我们脑子里有个更大的概念，叫"国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相信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能慢慢摆平这一切，长远来看，人动起来，整个国家的经济才有活水。
我们把所有人都算作"我们自己人"，所以短期的摩擦可以忍。
国界线一划，这份宝贵的共情和理性就瞬间蒸发了。
我们拒绝承认，地球其实也是一个大市场，那个想跨过边境的外国人，和那个想跨过省界的同胞，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完全一样的个体。
我们对"他们"的恐惧，盖过了经济学最朴素的常识：让想干活的人去到有活干的地方，全世界的蛋糕才能做得最大。
有经济学家算过一笔疯狂的账：要是全世界的人都能自由迁徙，全球的GDP能翻一番。
翻一番是什么概念？是我们今天所有关于贫穷、发展、援助的扯皮，都可以瞬间变得无关紧要。
但我们宁愿不要那块巨大的、能让所有人都吃饱的蛋糕。
为什么？
因为国界线在我们脑子里装了个开关，它告诉我们，线这边的人的幸福，比线那边的人的幸福，天然就更重要。
哪怕为了这点"重要"，我们要付出让全球一半人继续穷下去的代价。这条线，被我们赋予了神圣的光环，仿佛它划开的不是土地，而是两个物种。
这套精神分裂的玩法，换到贸易上，更是可笑。
在国内，谁搞地方保护主义，谁就是全民公敌。假如说，上海市政府宣布，为了保护本地的汽车厂，所有外地牌子的汽车进入上海都要额外收一笔”进沪税“。
这消息要是传出来，全国上下估计都得炸锅，经济学家会排着队地上电视骂这是开历史倒车，是经济上的自杀行为。
大伙儿都门儿清：你保护了本地那些没竞争力的企业，坑的是谁？坑的是全体上海的消费者，他们被迫要花更多的钱，买更差的东西。
这不是蠢事是什么？让各地做自己最擅长的事，然后大家交换，这点小学水平的道理，谁都懂。
这不就是亚当·斯密老爷子二百多年前就在《国富论》里苦口婆心讲的”分工“嘛。
可一旦这贸易跨过了国境线，同样的蠢事，立刻就披上了”爱国“的黄金甲，闪闪发光。在本国省份之间收税叫”壁垒“，在国家之间收税就叫”关税“，听起来都高级了不少。
在本国，这叫保护落后；在国际上，这叫”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反对国内地方保护主义的那些理由，一碰到国际贸易，好像全哑火了。
其实那些理由从来没哑火，只是我们的耳朵被国界线给堵上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有个毛的区别？无非就是把分工的场子，从一个国家扩大到了整个地球村。
戴维·李嘉图搞出一个叫比较优势理论，简直是天才般的发现。
他说，就算你这个国家干啥啥不行，样样都比别国成本高，也没关系。你只要专心做你那些烂摊子里，相对不那么烂的一件事，然后拿去跟别人换，你们俩照样都能过得更好。
这个理论，把那种”做生意就是你死我活“的古老想法，彻底送进了垃圾堆。
它告诉我们，贸易不是打架，而是合作做蛋糕。不管是当年英国的布换葡萄牙的酒，还是今天美国的芯片换中国的袜子，背后的逻辑从来没变过。
而关税，这个被政客们玩出花的工具，它的本质，就是公开向李嘉图的伟大发现叫板。
它逼着一个国家，非要把钱和人，投到自己根本不擅长的领域去。这就好比硬要让姚明去练体操，让一个外科圣手去种地，结果只能是所有人都跟着倒霉。
有个叫巴斯夏的法国鬼才，写过一篇堪称史上最尖酸刻薄的经济学段子——《蜡烛制造商的请愿书》。他说，法国的蜡烛商们集体上书国会，请求立法，要求全国人民把门窗都堵死，白天也得拉上窗帘。
为啥？为了抵制来自太阳的”不正当竞争“。
因为太阳免费提供光源，把他们蜡烛行业的生意都给搅黄了。
这故事听着荒唐，但它精准地戳中了所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命门。
外国的便宜货，对我们本国的老百姓来说，不就跟太阳光一样吗？那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一种福利。它让我们花更少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省下来的钱，可以去买别的东西，去旅游，去看电影，又能催生出新的工作岗位。而关税，”保护“的到底是谁？
它保护的，恰恰是那些本该被市场淘汰的、效率低下的蜡烛制造」，而牺牲的，是全国人民享受免费阳光的权利。
巴斯夏还有个说法，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关税保住了一个看得见的、衰落的旧工作，却毁掉了无数个我们看不见的、本可以诞生的新机会。
但国界这堵墙，太厚了。它让我们对这种巨大的、实实在在的损失视而不见。
美国人至今还沉浸在”贸易逆差就是我吃亏了“这种几百年前的重商主义迷梦里。
他们只看得见进口货冲击了国内某个厂子，却看不见美国的出口商因为别国的富裕而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更看不见，每一个普通美国人，因为能买到物美价廉的进口货，他的真实工资其实是上涨了。
我们天真地把国家当成人，觉得国家和国家之间是在拳击台上肉搏，却忘了贸易的真正主角，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
所谓国际贸易，根本不是中国在和美国做生意，而是中国的某个袜子厂老板，和美国的某个家庭主妇，在进行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换。这场交换如果对任何一方没好处，它压根就不会发生。
这就奇怪了，国界这道人画的线，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我们把这么简单的道理，像垃圾一样扔掉？
这就得往历史的深处刨了。在没有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古代，人们效忠的对象乱七八糟，可能是某个家族、某个教派、某个封建主子，但很少是对一个有着清晰边界的国家。
那时候的人和货物流动，主要障碍是山高水远，是土匪横行，而不是什么海关和签证。后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签，现代国家这套玩法才算定了下来。国家，有了明确的地盘、统一的老大和共同的身份，成了人们思考世界的默认设置。
为了让这套玩法深入人心，一种叫民族主义的东西被发明了出来。它用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故事（不管真的假的）、共同的敌人，在国界内的人们心里，培养出了一种”我们“的感觉。
有了”我们“，自然就有了”他们“。这个”我们vs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是国界这堵墙的心理地基。
美国搞关税战，五大湖铁锈州的诉求并不会针对加州、得州。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还是一伙的。他们针对的是，中国，欧盟、日本。
因此，这又叫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问题一旦掉进这个模式里，就全变味了。它不再是关于效率和福利的计算题，而是关于民族荣誉和国家安全的政治题。
限制”他们“进来，保护”我们“的产业，听起来就无比正确，充满了道德上的优越感。政客们最喜欢玩这套了，把国内的失业问题、经济转型的阵痛，一股脑全甩锅给外国人，成本又低，又能骗选票，何乐而不为？
亚当·斯密、李嘉图这些老前辈，他们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脑子里，压根就没有那堵墙。他们思考的是人类的财富，而不是英国的财富或法国的财富。
他们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像万有引力一样，是普适的，它才不管你护照上盖的是哪个国家的戳。
当然，今天有人会说，时代变了，现在有了福利国家。要是放开边界，穷国的人都跑到富国来享受福利，那富国不就破产了吗？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比民族主义更硬的理由。但这恰恰说明，我们的脑子被国界捆得有多死。
即使存在福利制度，难以修改，但我们依然把福利看成是一个封闭俱乐部的会员福利，而不是一个可以设计、可以改进的制度。
我们很少去算一笔大账：一个移民的涌入，他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和他消耗的福利，到底哪个更大？
很多研究的结论可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前者往往远大于后者。我们甚至不敢去想象一个更开放的世界里，国家之间会为了吸引人才而展开制度竞争，从而搞出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公共服务。
福利困境，是反对移民的原因，但与其说是反对开放的铁证，不如说是我们想象力枯竭的证明。哪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崩溃不是源于劳动力的短缺呢？那你为什么还阻止外来劳动力呢？
这不是奇怪的么？
说到底，国界是历史的产物，但当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永恒的、神圣的真理，并让它格式化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时，它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思想牢笼。
它让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情，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只因为它发生在线的这一边或那一边。它让我们对一种全球性的、低效且不公的隔离制度，坦然受之，而同样的制度如果发生在国内，我们早就把它骂翻了天。
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米塞斯，他们留给我们的，不是什么发财秘籍，而是一把把锤子，用来砸碎我们脑子里那堵墙。
他们用冷静的逻辑告诉我们，人类合作的潜力是无穷的，自由交换和自由迁徙，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
今天，我们的货物、资本、信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球流动，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却还被牢牢地锁在国界之内。
我们住在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却用一颗越来越分裂的脑子去理解它。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诞。
说到底，那条线，与其说划在地球上，不如说刻在我们心里。
它困住的，哪里只是人和货物，它困住的是我们的想象力，是我们本可以拥有的、那个更象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