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又出现了大规模的街头骚乱。这让人很担心，当年那场针对华人的屠杀，会重现吗？
这就需要回到当年的历史，重新理解一次当年那次惨烈的事件。
话说天下事，最怕的不是明刀明枪，而是深入骨髓的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平时看不见摸不着，跟空气似的，但等风暴一来，它就能变成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1998年印尼那场大火，烧掉的是华人的商铺和家园，但点燃那场大火 的，却是一颗在南洋的土地上，被精心培育了好几百年的毒种子。
这颗种子，就叫“华人是外人，是只认钱的经济动物”。
这事儿，咱们得从大航海时代说起。
那时候，一群红头发、高鼻梁的荷兰人，坐着大船来到了这片叫“荷属东印度”的群岛。
荷兰人是来干嘛的？搞钱的。他们人又不多，要统治这么大一片地方，几千个岛，上亿的人口，怎么办？靠自己那几杆枪，累死也管不过来。
于是，这些第一代殖民者，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也绝顶恶毒的办法——分而治之。
他们把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用一把叫“身份”的尺子，清清楚楚地分成了三六九等。
最高一等，毫无疑问，是他们自己，欧洲白人。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是牧羊人。
最下面一等，是广大的“土著”，也就是后来的“原住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被统治者，是羊群。
但这中间，还缺一个角色。牧羊人懒得亲自去剪羊毛，也懒得跟每一只羊去算账，他们需要一个帮手，一个既能干，又听话，还得不到羊群信任的“二管家”。
这个角色，简直就是为当时的华人量身定做的。
从明清开始，就有大量的华人，主要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因为家乡地少人多，活不下去了，就“下南洋”讨生活。
这些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活下去，赚点钱，光宗耀祖。他们不关心谁当皇帝，不掺和本地政治，他们吃苦耐劳，精于计算，天生就是做生意的好手。
荷兰人一看，这不就是天赐的完美工具人吗？
于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结构就这么定下来了。
荷兰殖民者，把一些在他们看来“脏”和“累”，但又能捞到油水的活儿，比如收税、放贷、垄断某些商品的贸易权（比如鸦片和食盐），都外包给了华人。
这个设计，简直是天才之作。
你想想看，对于一个普通的爪哇农民来说，他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一个真正的荷兰总督。
但他每天要面对的是谁？是那个来收他人头税的华人税吏，是那个在他青黄不接时借给他高利贷的华人债主，是那个垄断了米盐生意，让他不得不高价购买的华人商人。
久而久之，一个极其稳固的观念，就在土著社会里形成了：剥削我们的，不是远在天边的白人老爷，而是眼前这个天天打着算盘的“唐人”。
他们和白人是一伙的，是殖民者的走狗，他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榨干我们的血汗。
看到了吗？“华人是经济动物”这个观念，不是华人自己选的，而是殖民者强行给他们贴上的身份标签。
华人，从一开始，就被从这片土地的社会结构中“摘”了出来，成了一个悬浮在中间的、纯粹的经济符号。
荷兰人通过这个设计，成功地把阶级矛盾，转化成了种族矛盾。
每当社会有什么风吹草动，民怨沸腾的时候，他们只需要把手轻轻一指，指向华人社区，羊群的愤怒，就找到了最方便的发泄口。
历史上，早在1740年，荷兰殖民者就在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对华人进行过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史称“红溪惨案”。
这颗“仇恨”的种子，就这么被种下了。它在殖民时代的土壤里，吸收着嫉妒、隔阂和误解的毒汁，生根发芽。
时间快进到二十世纪中期，印尼独立了。
荷兰人走了，苏加诺总统上台了。按理说，殖民者建立的那套种族隔离体系，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但吊诡的是，这套体系，或者说，这套“观念”，并没有死。
因为它太好用了。
苏加诺之后的下一位强人，苏哈托，更是把这套观念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苏哈托将军是踩着印尼共产党的尸骨上台的。
那场大清洗，杀了至少五十万人。当时，因为新中国是共产主义大本营，很多印尼华人，又被不由分说地扣上了“共产党同情者”的帽子，跟着倒了大霉。
这是在旧的“经济剥削者”的标签上，又贴了一张新的“政治不可靠”的标签。
苏哈托上台后，建立了一个叫“新秩序”的时代。他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搞经济。
要搞经济，谁最会？还是华人。
于是，历史仿佛又轮回了一次。
苏哈托几乎是完整地继承了荷兰人的那套玩法，只不过，把最高层的“牧羊人”，从荷兰总督，换成了他自己和手下的将军们。
他给华人定下了一套规矩，堪称“黄金鸟笼”政策。
这个鸟笼，是用真金白银打造的。
苏哈托对华人说：你们可以尽情地去做生意，去赚钱，我给你们提供保护和方便。印尼经济的绝大部分领域，都向你们敞开。
但这个鸟笼，也有几根冰冷的铁栏杆。
第一，政治，你们绝对不许碰。不许参政，不许当官，不许进军队。
第二，文化，你们必须忘掉。中文学校全部关闭，中文报纸不许办，连过年舞狮子都得偷偷摸摸。所有华人，必须取一个印尼化的名字。
这个设计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他要从根本上，剥夺掉华人作为一个“族群”的政治和文化属性，让他们彻底原子化，变成一个一个纯粹的、只会赚钱的“经济人”。
这个政策，从观念塑造的角度看，简直是“红溪惨案”的现代升级版。
它用国家法令的形式，向全体印尼国民，反复强调和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华人，不是我们“印尼民族”的一份子。
他们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异类”，是功能性的存在，他们的价值，就是用来发展经济的。
于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画面出现了。
一方面，在苏哈托的“庇护”下，诞生了一批像林绍良这样的华人超级富豪，他们控制了印尼70%以上的私人财富，他们的商业帝国，从水泥、面粉到银行、地产，无所不包。
但另一方面，一个普通的华人小店主，可能因为在店里挂了一副春联，就会被警察敲诈勒索。
一个华人孩子，在学校里，会因为他的单眼皮、黄皮肤，而被同学嘲笑为“Cina”（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
这种巨大的经济成功和彻底的政治无权，形成了一个极其扭曲的共生体。
华人的财富，不再被看作是他们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而是被看成是他们与苏哈托这个腐败独裁者进行“魔鬼交易”的产物。
在普通原住民的观念里，这个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这么穷？ -> 因为国家的财富，都被贪官污吏和奸商拿走了。
谁是最大的贪官？ -> 苏哈托和他的将军们。
谁是最大的奸商？ -> 那些开着奔驰、住着豪宅的华人老板。
结论是？ -> 他们是一伙的！华人靠着勾结腐败的权力，才变得那么富有，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吸血鬼！
看到了吗？从荷兰人种下的那颗“经济剥削者”的种子，到了苏哈托时代，经过几十年的精心施肥、浇灌，终于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毒树。
这棵树的每一片叶子上，都写着两个字——“原罪”。
华人的财富，成了他们的原罪。他们的成功，成了他们勾结权贵的证据。他们的存在本身，成了解释这个国家所有不公与苦难的最佳理由。
这套观念体系，已经打造得如此完美，如此深入人心，它就像一个装满了炸药的仓库，只等着一根火柴，就能引爆一场焚毁一切的滔天大火。
而那根火柴，很快就要出现了。
二）赌桌上的华人筹码
如果说，殖民时代和苏哈托时代，成功地在印尼人的脑子里，把华人塑造成了一个“非我族类、专事剥削”的靶子，那么接下来长达三十年的所谓“经济奇迹”，就是一场把这个靶子越做越大，越做越显眼，直到让所有人都眼红的过程。
这就要说到经济学里一些很有意思，但也很要命的“观念”了。
苏哈托和他手下那帮在美国留过学的“伯克利黑手党”，他们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可以像一部机器一样，被设计和操控的。
只要有一群足够聪明的精英，坐在雅加达的办公室里，画好蓝图，按下电钮，这个国家就能按照他们设定的轨道，高速前进。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诱人，对吧？它满足了人类对秩序和确定性的渴望。
但它从根本上，就搞错了一件事：一个国家的经济，它不是一部机器，它更像一个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里，有成千上万种动植物，它们自己生长，自己竞争，自己协作，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
你不可能规定哪棵树该长多高，哪只猴子该吃哪个果子。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远比任何一个园艺师能设计出来的花园，都更复杂，也更有生命力。
经济也是一样。
它的活力，来源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每个街角的小贩，每个工厂的老板，每个办公室的白领，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极其琐碎的本地信息（比如今天哪个菜市场的西红柿更新鲜，哪个港口的船运更便宜），做出自己的买卖决策。
无数个这样的决策，通过一个叫“价格”的信号系统，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的自发秩序。
而苏哈托他们干的事，就是想当这个热带雨林的“总园艺师”。
他们觉得，不能让这些花花草草乱长，必须由我来统一规划。
怎么规划呢？他们的核心工具，就是“信贷”，也就是银行的贷款。
在正常的市场里，银行里的钱，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储蓄。利率的高低，反映了社会上到底有多少真正的闲钱可以用来投资。
利率高，说明大家手头紧，投资就得谨慎；利率低，说明储蓄多，就可以多上一些新项目。
但苏哈托的中央银行，不信这个。他们认为，利率不是市场决定的，而是我们这些精英手里的一个“阀门”。
我们想让经济快一点，就把阀门拧松，让银行放出大量便宜的贷款；想让经济慢一点，就把阀门拧紧。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油价下跌，国家财政吃紧之后，他们就把这个“阀门”，拧到了最松的位置。大量的货币，被凭空创造出来，注入到银行系统里。
这就等于，在整个经济雨林里，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用兴奋剂勾兑的倾盆大雨。
这场大雨，在市场上释放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信号。
它让所有的企业家都产生了一个幻觉：现在社会上的真实储蓄，多得不得了，钱跟大水一样，随便用！
于是，一场信贷推动的投资狂潮，开始了。
谁在这场狂潮中，冲在了最前面？
毫无疑问，还是华人企业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个国家里，商业嗅觉最敏锐，执行力最强的一群人。
更重要的是，在苏哈托设计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下，他们是离那个“信贷阀门”最近的人。一个普通的印尼原住民，想从银行贷点款做小生意，比登天还难。
但一个有军方高官做“后台”的华人财阀，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数以亿计的、利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贷款。
于是，大量的资金，就这么被引导着，流向了特定的领域，喂养出了一个个庞大的商业怪兽。
这些钱，都投到哪里去了呢？
投到了那些最光鲜亮丽、最能彰显“经济奇迹”的领域：雅加达市中心一栋又一栋的摩天大楼，巴厘岛上一片又一片的豪华度假村，以及各种被政府“钦点”的、号称“民族工业”的垄断项目，比如苏哈托小儿子的“国产”汽车。
这在经济学上，叫“资本的错误配置”。
这是由于货币超发导致的资源错配。
这座塔，看起来确实宏伟壮观，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印尼的GDP增长率，连续三十年冠绝东南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印尼当做“模范生”，天天表扬。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名叫“奇迹”的豪赌中，相信这座塔可以一直盖到月亮上去。
但这场豪赌，从观念上，进一步加剧了华人的“原罪”。
因为这座宏伟的巴别塔，它的设计师是苏哈托，但具体施工的包工头，几乎全是华人。
那些让普通人目瞪口呆的财富神话，主角也几乎全是华人。
当一个普通的雅加达市民，每天挤着破旧的公交车，看着路边华人富豪的别墅区，再抬头仰望那些由华人财团投资兴建、自己却永远消费不起的豪华商场时，他脑子里的那个“观念”就会被再一次激活和强化：
“看啊！这个国家的繁荣，跟我们没有关系！所有的好处，都被他们拿走了！他们用我们的钱，盖起了自己的天堂，而我们，却活在地狱里！”
这个逻辑，当然是错误的。
因为驱动这一切的，是错误的信贷政策和腐败的政治结构。
但对于一个不了解宏观经济的普通人来说，这个逻辑又是那么地直观，那么地有说服力。
华人的财富，成了所有社会矛盾的焦点，成了所有失意者嫉妒和怨恨的投射对象。
他们就像是被推上赌桌的巨额筹码。
赌局顺利的时候，他们是庄家（苏哈托）炫耀战绩的资本；可一旦赌局崩盘，他们就会成为庄家用来赖账、安抚其他输光了的赌徒的第一个牺牲品。
而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豪赌，它那建立在沙滩上的地基，已经开始松动了。1997年，一阵来自泰国的金融小风，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足以摧毁一切的超级飓风。
当巴别塔开始晃动，当盛宴的音乐即将停止，那个被精心塑造了几百年的靶子，终于要被推到广场中央，接受最后的审判了。
三）用仇恨支付经济崩溃的账单
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像一个表面强壮，实则靠打兴奋剂续命的虚胖子。而华人，则成了这个胖子身上最亮眼、也最招人恨的“脂肪”。
1997年，那针打了三十年的兴奋剂，突然断供了。
泰国那边闹起了金融危机，国际上的热钱，就像一群受惊的鸟，呼啦一下全飞跑了。印尼盾的币值，一落千丈，从2400兑一美元，跌到了一万多兑一美元。
这场经济上的大地震，瞬间就把那座华丽的巴别塔，震成了一片废墟。
过去三十年里，印尼经济繁荣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是靠借来的、便宜的外国钱（主要是美元），在国内投资。
现在印尼盾一贬值，等于所有欠了美元债的公司，他们的债务在一夜之间，翻了五六倍。
这就好比你贷款10万美元买了个房子，本来折合24亿印尼盾，你咬咬牙还能还。现在一觉醒来，这10万美元的贷款，变成了100多亿印尼盾，你怎么还？只能破产。
于是，企业成片成片地倒闭，工人成群成群地失业。更要命的是，印尼的很多生活必需品，比如大米、豆子、药品，都依赖进口。货币一贬值，物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往上涨。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一下子就从“奔小康”掉进了“吃不饱”的深渊。
这下，火山要爆发了。
人，是一种需要为自己的苦难寻找解释的动物。当千百万人同时陷入绝望时，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
这时候，那个被精心培育了几百年的“观念”，就派上了用场。
苏哈托政权，这个危机的始作俑者，开始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甩锅操作。他们通过控制的媒体和军方的情报网络，向民间释放出两个核心信息：
第一个信息，叫“囤积居奇论”。
他们说：为什么商店里的东西这么贵？不是因为货币贬值，而是因为那些没有良心的华人奸商，故意把货物囤起来不卖，想发国难财！他们宁愿让东西烂在仓库里，也要把价格抬上去！
这个说法，技术含量很低，但杀伤力极大。因为它完美地契合了普通人脑子里那个“华人是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的旧观念。
它把一个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简化成了一个“好人”与“坏人”的道德故事。老百姓一听就懂，一听就来气。
第二个信息，叫“资本外逃论”。
他们说：印尼为什么会缺钱？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那些对国家不忠诚的华人，早就把在印尼赚的钱，偷偷转移到新加坡、香港和美国去了！他们掏空了我们的国家！
这个说法，更是诛心之论。它直接挑动了最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把华人描绘成了一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卖国贼。它再次强化了那个核心观念：华人，永远是外人。
这两个信息，挑动了印尼社会最脆弱的伤口，把里面积攒了几十年的脓血，全都搅动了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1998年5月，那地狱般的一幕。
当暴徒们冲进雅加达的草埔，冲进一家家华人店铺时，他们的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已经不是抢劫了。那是一种“正义”的执行。
他们砸开仓库，抢走大米和食用油，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在“惩罚囤积居奇的奸商，把本该属于人民的东西拿回来”。
他们焚烧华人的银行和公司，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在“消灭勾结权贵的吸血鬼，清洗这个国家的污泥”。
他们甚至在施暴的时候，高喊着“Pribumi”（原住民）的口号。
这个词，在那个时刻，成了一张施暴的许可证，一道区分“我们”和“他们”的血色界线。
这场暴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观念的审判”。它审判的，不是任何具体的罪行，而是华人这个群体本身的存在。
华人的财富，成了他们罪证。华人的商铺，成了审判庭。而暴徒们，则自封为法官和行刑人。
在这场审判中，经济学的逻辑，被彻底抛弃了。
一个理性的社会会明白，价格飞涨，是因为政府印了太多的钱，导致货币不值钱了。解决办法，是稳定货币，恢复生产。
但在一个被仇恨观念主导的社会里，人们会认为，价格飞涨，是因为卖东西的人心太黑。解决办法，就是把卖东西的人肉体消灭。
一个理性的社会会明白，经济的繁荣，来自于每一个人的创造和交换，无论他的肤色和种族。
但在一个被嫉妒和隔阂撕裂的社会里，人们会认为，一部分人的富裕，必然是建立在对另一部分人的掠夺之上。
苏哈托政权，这个玩弄观念的纵火犯，最终也引火烧身。他本想通过牺牲华人来平息民愤，保住自己的权力。
但他低估了火山的能量。这场暴行，让他的政权在国际上声名扫地，在国内也彻底丧失了民心。
几天之后，他被迫下台，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然而，强人倒了，但那个被植入到民族记忆深处的“观念”幽灵，却并没有随之消散。
它依然潜伏在社会的角落里，等待着下一次社会危机，下一次经济动荡，再一次浮出水面。
街头政治，你是难以判断，最后他会将谁当作敌人的。
其实上一次暴乱，也是始于四名参与和平示威的学生，被军方狙击手射杀。
这一次的暴乱，则扩大于一个快递员被警车压死。
最后暴乱会走到哪一步，会指向真正的敌人，还是会在煽动家的影响下，去攻击替罪羊，我不知道。
但，错误的观念，其实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小型的屠杀或羞辱，随时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