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动科学

1950年秋天，纽约市。

在纽约大学商学研究生院的课程表上，赫然印着一门名为“干预主义与利润制度”的课。对于大多数翻阅选课手册的学生来说，授课教授的名字十分陌生。只有寥寥几名学生为了凑够时间表上的学分，随手选了这门课。

当他们走进那间简陋的研讨室时，看到的是一位69岁的奥地利老先生。他身穿笔挺的正装，站在讲台前。接下来，他将用极其严密的逻辑告诉这些学生，他们以前学过的几乎所有经济学知识，全都是错的。

这位老先生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在纽约大学教了整整24年书。64岁那年，他在这里上了第一堂课。直到88岁高龄，他才上完最后一课。

但令人震惊的是，在这长达24年的时间里，纽约大学没有付给他一分钱工资。他的薪水完全由一家名为“威廉·沃尔克基金”的私人机构代为支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学虽然乐意让他来教书，但前提是绝对不能花学校一毛钱。

他的妻子玛吉特几乎参加了每一场讲座。而每到夜晚，围坐在那张研讨桌旁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有亨利·黑兹利特，他当时已经写出了那个世纪最畅销的经济学普及读物。

还有二十多岁的默里·罗斯巴德。他做笔记时那种疯狂的劲头，仿佛是想用在这个房间里打下的地基，去建造一座宏伟的学术大教堂。这里还有伊斯雷尔·柯兹纳，他将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把米塞斯在这里传授的只言片语，扩充成一整套完备的企业家理论。

就在两英里之外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们正在痴迷地运行着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而在大西洋对岸，整个经济学界都在为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欢呼。

主流学界正在自信满满且步调一致地向前狂奔。但米塞斯心里非常清楚，他们走上了一条彻底错误的道路。所以，他选择继续留在这间毫无报酬的教室里，坚持教书。

一个公理，推演出一整门科学

米塞斯的代表作是《人类行为》。这本书之所以能与所有其他经济学著作拉开差距，全凭一个核心论点。他认为，经济学理论的整个宏大结构，都可以从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中推导出来。

这个真理就是，人类总是会有目的地行动。

米塞斯将其称为行动公理，并且对它的含义给出了极其精准的界定。这里的“行动”绝不仅仅是指普通的行为动作。一块石头从空中掉下来，这不是行动。一只狗在挠痒痒，在经济学意义上也不能算作行动。

真正的人类行动，是指为了达成某个目标，而有意识地去调动各种手段。也就是说，你深思熟虑后选择了一条路，放弃了另一条路。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你判断这条路能让你从“不太满意的状态”，走向“更满意的状态”。

这个公理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收集数据去测试的经验之谈。你永远无法用现实数据去证伪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任何试图证伪它的企图，本身就是你为了反驳别人而采取的一种“有目的的行动”。

从这唯一的起点出发，米塞斯依靠纯粹的逻辑开始向外推演。首先，行动意味着稀缺性。假设资源毫不稀缺，你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选择。

既然有稀缺，就意味着有成本。因为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必须放弃其他的备选项。而在各种备选项之间做选择，就必然存在排序，这意味着行动者在心里把某些目标看得比另一些更重要。

这种排序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规律。那就是，价值是主观的，而且只能排序，不能被客观测量。从这里开始，整个经济学的大厦拔地而起。

交换、劳动分工、作为信号的价格、作为延迟消费的资本、作为时间价格的利息、以及作为最易流通商品的货币，全都顺理成章地涌现出来。这一切，都是从“人类有目的地行动”这单一前提，一步一步严密推导出来的。

米塞斯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为人类行为学。在他的理论框架里，经济学其实就是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在金钱交换条件下的行为。

经济学的定理绝对不是从过去观察到的数据中总结出来的规律。相反，它们是像几何学一样严密的逻辑推导。只要有人类行动的地方，这些定理就永远适用。

米塞斯描述了人类每一次行动必经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安。你感到不满意，这种不适感催生了你想要改变现状的冲动。

第二阶段是认知。你开始盘算，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才能缓解不安，改善处境。第三阶段是替代。你正式做出选择，用一个自己更喜欢的状态，去替换掉那个不太喜欢的状态。

你做过的每一笔交易，面临的每一次抉择，甚至是每一个计划的制定和执行，都完美符合这个结构。一个早上醒来觉得饿，决定去弄点早餐吃的人，是这样。

一个发现市场空白，决定创业赚钱的企业家，也是这样。甚至是一个向某群人征税去补贴另一群人的政府，依然是这样。这一切，全都是人类行为学。

冰冷的方程式，抓不住活生生的人

到了1949年《人类行为》出版的时候，经济学已经在向一门数学学科疯狂转型的路上一去不返了。保罗·萨缪尔森正在用“约束优化”的概念重写这门学科的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也正被打包塞进一个个复杂的方程式里。计量经济学，也就是对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在成为严肃学术研究的最高标准。经济学界似乎急于借用物理学那种光环与威望。

但米塞斯对这种发展趋势毫不买账，甚至感到十分警惕。

他指出，数学化经济学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把“地图”错当成了“真实的世界”。一个方程式或许能描绘出一种均衡状态。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所有的计划都完美契合，所有的市场都被出清，所有的信息都是完全透明的。

但方程式真正无法模拟的，是达到这种均衡的过程。它无法代表那个突然发现了一个没人知道的赚钱机会的企业家。它也无法代表消费者突然改变主意的那一瞬间。

真实世界里，海量的信息随着价格实时流动。这些信息是由千百万个人的独立决定产生的，并且随着情况的改变而在不断更新。方程式根本抓不住这种动态的洪流。

真正的经济，绝不是一个趋向于某种可用计算机算出来的“最优解”的死机器。它是一个充满躁动、不断创新且永远没有终点的过程。它是人类在面对真正的未知与不确定性时，所做出的一次次行动。

企业家并不是在解一道已知所有变量的数学题。他们是在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进行下注。他们依靠的，有些是只可意会的默会知识，有些是局部的零散信息，还有些纯粹是靠经验打磨出的商业直觉。

他们的行动会产生新的信息，从而改变了所有人的处境。这就要求其他人做出进一步的行动，进而产生更新的信息。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停止，也永远无法被固定在一个公式里。

市场产生的信息，在人们采取行动之前，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些基于历史数据建立的模型，仅仅记录了人们在过去某种特定条件下做了什么。

它几乎无法告诉你，在新的条件下人们会做什么。因为新环境会催生新知识、新偏好和新机会，这些都是过去的数据永远无法预测的。

这种学术错误的后果，绝不仅限于象牙塔之内。当政府官员们掌握了这些数学模型后，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致命的自负。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其实根本不存在的知识。

他们幻想着能够去管理、优化和微调整个经济。但实际上，经济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它所依赖的海量分散信息，是任何中央机构都无法获取，也无法复制的。

每当有技术官僚站出来宣称，自己算出了“正确”的利率、“合理”的汇率，或者是“最优”的政府支出水平时，他们都在违背经济学的常识。《人类行为》早就证明，这种认知从根本上就是错乱的。

米塞斯在1949年就把这些道理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当时的经济学界是怎么回应他的呢？他们转身去构建了更加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然后更加彻底地无视了他。

那个保存了经济学火种的房间

这正是纽约大学那间研讨室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米塞斯完全被主流学术界边缘化了。

他太老了，带着太浓重的欧洲做派。他毫不妥协，对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充满敌意。最要命的是，他坚决反对当时学界大佬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所有理论。

他没有大学的体制支持，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生。他拥有的，仅仅是一间借来的房间，几个自愿来旁听的学生，以及长达24年风雨无阻的无数个夜晚。

但是，看看这间屋子里最后走出了些什么人吧。默里·罗斯巴德，他在《人，经济与国家》一书中，从第一性原理出发，重建了整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体系。米塞斯本人甚至称赞这是一项“划时代的贡献”。

这里还有伊斯雷尔·柯兹纳，他将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打造成了现代经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不仅如此，这里还走出了一整代杰出的学者。他们创立并运营了像经济教育基金会、卡托研究所和米塞斯研究所这样的智库。正因为有了这些机构，在主流学界对奥地利学派不屑一顾的漫长岁月里，这套理论的火种才得以延续。

1962年，沃尔克基金会停止了对米塞斯的工资资助。但很快，其他的基金会接过了接力棒。他一直坚持教书，直到1969年。

1973年10月，米塞斯与世长辞。而就在他去世之时，一场被称为“滞胀”的经济灾难正在席卷西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信誓旦旦地说，滞胀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现实却每个月都在无情地证明，那些主流大佬们错得一塌糊涂。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掌管国家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们，手里攥着精美的数学模型。他们拥有政府的高官厚禄、诺贝尔奖的加冕，以及整个学术界不遗余力的支持。

但他们唯一没有的，恰恰是米塞斯所拥有的东西。那就是一套关于真实经济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正确理论。这套理论，诞生于一间没人付钱的研讨室，传授给了十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却最终彻底改变了20世纪末的思想版图。

时至今日，《人类行为》仍在不断重印，从未绝版。而那些曾经被吹捧为能将这本书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数学模型，却在现实的屡屡打脸中，被迫不断地修改、打补丁，最终一个个被悄无声息地抛弃。

但米塞斯的行动公理，却从未需要任何修改。当他在1949年写下它时，它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在今天，它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本文为 《奥地利经济学究竟是什么？》系列文章的第 7B/27 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