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在货币飞贬和物资紧缺中生活的?

战争是把国家变穷的最快办法。无论多富裕的国家，只要陷入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不变穷是不可能的。

战争还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原本富裕的阶层，可能转眼就变成赤贫阶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们。

民国教授原本有着优厚的工资。比如鲁迅先生，一个月可以拿到400块钱，每月还有2百块稿费，家里雇得起几个佣人。那时候，上海滩技术熟练的纺织工人和机械技工的工资是40块钱，没有技术的普通体力工人月薪大约20元。工程师、律 师、医生收入大约100到200元，他们的工资远低于鲁迅先生。

但是，即便工人月薪20到40元，上海依然吸引大量的年轻人来做工，因为这在中国也算高薪，很多小县城，工资不到上海的一半。在上海若能混成个技术工，一个月工资可以回家买一亩地，几年混下来就是一个地主。

鲁迅先生作为大学教授，真是富裕阶层。如果把普通个人工资做对比，鲁迅相当于今天月薪十几万的阶层。鲁迅若是省钱买地，也可以成为拥田千亩以上的大地主。

鲁迅死得早，没赶上大学教授穷困潦倒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了打仗，民国政府就得敛财。除了各种捐献、税收，最快敛财的办法就是印钞票。到了1942年，通货膨胀开始飞升。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

对于当时的物价和收入，有人记录:1942年，学校教职工，工资从100到600元之间不等。而物价是什么程度呢?大米均价7块，蔬菜均价9块，牙膏18，房租 22元一平，也就是说一个教授，一个月只吃大米蔬菜，不刷牙，不买衣，不付房租，都不一定够。

闻一多教授多年喝茶成瘾。自从到了昆明，因为没钱买茶，实在忍不住跑去好友那里，将人家泡过的不要的茶叶渣子给 要了过来，回家泡茶解馋。

吴晗教授生活艰难，把家里的大批珍贵藏书抵押给当铺换钱。

校长梅贻琦的工资也不足以过上好日子，校长夫人做糕点上街叫卖，挣点钱补贴家用。

与这些文科教授相比，理工科的教授懂科技，发挥特长各显神通。

物理系教授赵忠尧为了挣钱，亲自做肥皂卖。

航空系的王德荣和化工系的谢明山，自己研发了墨水去卖钱。

生物系的教授开发酒精，卖给医院挣钱。

朱自清教授有一次路上被乞丐拦住求乞，他无奈之下说了一句:「我是教授」，乞丐就走了。因为那时候的教授，虽然 衣冠楚楚，可是真的没钱。

教授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吃公粮的。教授要加工资，需要开会，审批，再调整。战争时代的国家真的没钱，教授工资的上调也很慢。但是外面的物价是市场经济，等教授(也包括其他吃公粮的)工资上调，市场物价早已涨了好十几倍。

反而是那些打零工的「灵活就业人口」，他们的工资是一天一变，完全按照市场价，所以收入反而高于教授。梅贻琦夫人做糕点上街叫卖，就是个好例子——因为糕点的价格是市场价。

西南联大的教授如此贫困，学生当然更加贫苦。大多数人都是长期吃不饱，「四个菜八个人吃二顿」。

他们买不起课本，只能几个人到图书馆合借一本书，再自己抄录。

很搞笑的一件事是:当年西南联大要设计一座宿舍楼，由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妻设计。这二位建筑学名师的设计图最后被 扔在一边，因为设计得太好，根本没钱造。西南联大甚至把铁皮屋顶也拆了卖钱，改为茅草屋顶——因为茅草是免费的。

如今的北大、清华的人均经费已经远远超过哈佛、剑桥、牛津、麻省理工学院这些顶级名校，与当年的西南联大比何止富裕千倍。但是他们拿得出手的「大师」们，却大多数出自西南联大那个「教授比乞丐还穷」的年代。

抗日战争年代，西南联大所在的云南确实是很苦，因为战争切断了物资的运输，毁掉了大量的经济产业。有钱人也不敢投资。当然也有人趁机囤积紧俏物资，奇货可居，趁机大发国难财。

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昆明一样穷。比如上海就是个例外。抗战时期的上海甚至比以前更富裕了，被称为「孤岛经济」。

上海是经济重地，是中国的聚宝盆。在1927年北伐战争的时候，虽然北洋军阀都在北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率先攻打上海。因为当年上海的税源占全国的一半，只要占据上海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经济后援。蒋介石占领上海后，各路 军阀就已经是穷途末路——以北方的贫瘠，无法抵抗上海的富裕。

日本人当然也要把上海当做大钱包。1942年以前，上海依然保持独立于日军统治。1942后，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在抗战时期，上海作为孤岛，吸引很多富人进入上海避难，导致房价和物价很高。

此时的人民似乎都已经麻木了，根本就没有了忧国忧民的心思，反而是纸醉金迷。

上海依然是繁荣一片。人们建造了很多房屋，形成了新商业区，娱乐场所也更加火爆，舞厅、餐厅、电影院、酒吧都空 前繁荣，到处都是昂贵的高端酒楼，繁华程度超越前。

但是富人的繁荣并没有提高底层人的收入。富人有各种资源，有诸多投资挣钱渠道，挣钱的观念、能力、人脉都远超底 层人，利用孤岛环境大发横财。而底层人面临的是各地涌入上海的穷困外地人和他们竞争低薪职位，收入更低。

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虽然享受口粮配给制，不过这些都是一些难以下咽的杂粮和碎米。如果想要吃好的米就需要去黑市花大价钱购买，他们买不起。

当年的上海富人，穿时尚的西装旗袍，出入各种高端场合，讲究文化品位，品咖啡，泡酒吧，听唱片，进舞厅、演唱 会，这形成了后来的上海滩「老克勒文化」。但是底层人甚至连买衣服保暖的钱都没有。

为了维护上海这个经济中心的秩序，作为源源不断的钱财来源，日军很重视秩序维护。因为日军人手不够，就从东北调来一批「满洲国」的军队。

但是这批「满洲国」军队原本都是被收编的土匪，匪气依然，看到底层民众老实可欺，经常敲诈、勒索、抢劫。

当时上海的明星也属于高薪阶层。比如周旋原本工资月薪50，1937年演出「马路天使」爆红，月薪立即加到200。李香兰月薪150。大明星胡蝶和阮玲玉收入大约1000大洋。

小演员真正挣钱的地方是在富豪出入的舞厅，点唱一首歌六、七块钱，一晚上就有几十块，一月也能上千。所以小明星、校花之类，经常在舞厅唱歌挣大钱。

要了解当时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最好资料，莫过于当时的市民日记。一份五金店职员颜滨的私人日记被整理出版，《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真实记录里当时的市民生活。

从日记记录看，当时的上海本地人并没有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与那些外地来上海避难的难民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上海这种相对养尊处优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接下来就是飞速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1947年，由于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内战而推行失败的经济政策，滥发钞票。从上海开始，全国发生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至2月8日，上海物价指数是战前的1.2万倍。人民纷纷抢购美元、黄金，以抵御通货膨胀。

到了1948年，人们清明上坟，烧的也不是纸钱而是千元大钞，吃一碗米饭，要第二碗时已经从2万一碗涨价到2万5000元 一碗。

上海人的月薪都是几百万起。发工资都是大叠大叠的。乞丐拒收千元面额的钞票。

 在这样的物价飞涨的日子，谁还能有安全感呢?

1949年以前，战乱中的中国大多数生活极其艰难。昆明和重庆这种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虽然物资紧缺、生活艰难，好歹还是有稳定的生活，人不至于饿死。河南之类的地方，那就是水深火热。

中原地带历来都是战火蔓延之地，早在抗战之前，河南已经是军阀混战、土匪林立，河南一个省的土匪数量一直维持在几十万。这些土匪原本也都是贫苦百姓，很多人仇大苦深，没饭吃了就只能上山当土匪。土匪少的几十人一股，多的上 万人，甚至可以抢劫整个县城还绑架几百人回去当人质。

从抗战挖开花园口「水淹日军」开始，河南就进入悲惨2.0版。黄河水东奔西窜，走到哪儿毁到哪儿。淹死的淹死了，没淹死的也慢慢饿死，逃荒路上也累死病死一大群。尤其是1942年到1943年，河南饿死300万，逃荒死在路上的据说还有一百多万。

电影《1942》，展示的就是当年河南的悲惨日子。与1942年的河南比，「教授比乞丐穷」的西南联大也算得上是好日子。当时很多人还可以花天酒地的上海滩，更是与河南形成鲜明对比。

河南的常德、长沙，都因为「焦土抗战」而烧为废墟。南京更是遭遇又一次大屠杀。

东三省的「满洲国」，从GDP指标看一枝独秀，但是这些GDP都是日本企业的GDP，这些钱最终落入日本财团手中，又在军国主义的战争中耗费得干干净净，既没有变成普通东北人民的财富，也没有变成日本人民的财富，即便是日资企业残留的物资设备，最终大量被苏联运走。

这些是最极端的例子，大多数普通地区没那么糟糕，也没那么富裕。比如浙江的宁波、温州，就是典型的例子。

以温州为例，虽然三次沦陷，却也没有大规模的战斗，所以损失不算太惨重。由于上海「孤岛效应」的影响，温州也曾经有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虽然与上海比还是相差甚远，比如温州的地皮郊区一亩地几十块大洋，市区几百块，而上海租界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温州的地价和上海法租界还上千倍的差距。

到了1947年、1948年，温州也和上海一样，陷入通货膨胀大恐慌。

温州老人经常给我讲当年的趣事:「麻袋当钱包，衣橱装钞票」。说的是发工资钱太多，要装在麻袋，雇个人力三轮车运回家。钱多得没地方放，只能把衣柜改为钱柜。上街买菜，有人把钱放在装米的布袋，有人把钱装在篮子里，那时候 也没人抢篮子里的钱，因为一把钱也就只能买一斤米。

当年温州的四顾桥和大南门，相聚几百米，各有几家米店。有人拿了钱去四顾桥，大米涨到1万一斤，觉得太贵，掉头去大南门，发现大南门价格1万2，觉得还是四顾桥便宜，回到四顾桥发现已经涨价到1万3。

这就诱发了抢购潮，任何人只要一拿到钞票，就马上去换成各种生活用品。紧俏物资的抢购会非常恐怖。

在温州这种小地方，金条和美元只有少数富人才有，普通人是没有的，所以稻谷就代替钞票变成硬通货。

当时温州民间契约，无论借多少钱，都不写钱数，而是写「xxx斤米」或「xxx斤谷」。比如修建房子，张三为李四修一堵墙，这堵墙的价格就是「300斤谷」。甚至私塾学费也是按多少斤谷来计算。

百元大钞和千元大钞最后的用途就是糊墙。温州民间的很多木房子是板壁，有人就把钱用浆糊一张张贴在墙上当墙纸 用。

到最后，最大的面额已经是500万一张。

西南联大时代的物资奇缺，一方面是战争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产业链，另一方面是日军的封锁禁运，导致物流困难。当时从缅甸到云南的运输线，成为最重要的补给。

最近各地防疫期间，很多事情让我想起过去的事情。

比如说，物资奇缺。

更多的人买大冰箱，冰柜，就为了囤货。

另一个问题是菜价飞涨，各种「黑市」，甚至救援物资被高价出售。

这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很普遍。陈嘉庚先生当年回到中国大陆，发现很多新加坡南洋商会华侨资助的物资，竟然在店铺里高价出售，就对蒋介石表示无法理解，后来蒋介石严厉处置了几个不法商人。

当时由于涨价快，很多商人搞到生活物资后不会马上出售，而是奇货可居，继续囤货发国难财。1942年有一首歌《你这个坏东西》 就是谴责这种情况。

未来的几年会怎样呢?人们猜想不一。有些人觉得未来诸事不宜，留着现金好好过日子，免得现金流断了逼到跳楼。

也有人是另外的想法，比如我有几位随酷圈的朋友，不惜代价借钱买房。

有人说，防疫就是一次战时全民大动员的演练。若是发生战争，或许生活会更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