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知，大多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拥趸

写一篇让粉红看了难受，让公知看了吐血的文章吧。

小粉红天天骂公知，要全盘私有化，但他们可不知道，很多公知其实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铁粉。

比如，那些呼吁免费医疗的公知，其实是计划经济的拥趸，他们害怕市场经济中的人人自我负责，将其污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依然渴望当年的国企式的生活方式，提出三免费，住房、医疗、养老，要将这些领域的生产由国家进行指令生产，然后由国家来分配。

在他们描绘的这幅乌托邦图景中，似乎只要政府大包大揽，人间便是天堂。然而，这不过是对一段已被全球实践证明为灾难的历史的招魂。他们所迷恋的，本质上是一种披着“福利”外衣的指令型经济。

到底什么是计划经济？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曾经历过一段时期，但很多人对它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表象。

计划经济，绝非简单地拥有国有企业或制定发展规划。它的核心是 “指令型生产”与“指令型分配” 。

在这种模式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这三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不由千千万万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和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来决定，而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或类似的权力中心说了算。

在纯粹的计划经济里，企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行政指令下的一个生产车间。它不需要考虑原材料成本，因为资源是上级“调拨”的；不需要关心产品销路，因为产品生产出来后要上交，由上级进行“统配”。

更不需要计算利润，因为盈亏都由财政统收统支。

企业负责人的核心任务不是创新和满足市场需求，而是完成上级下达的产量指标。

货币在这里的功能被极大弱化，它仅仅存在于极小范围的消费品分配领域，作为一种结算符号。与之配套的，是粮票、布票、肉票、自行车票……这些票证，就是个人在分配体系中所占份额的凭证。

你的房子、工作、甚至生病时能吃到什么药，都取决于你在这个行政等级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你与资源分配者的关系。

好了，理解了计划经济的本质，我们再来看那些公知极力鼓吹的“三免费”——医疗、住房、养老的“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

他们天真地或别有用心地以为，只要把这几座大山从市场上搬走，交给国家统一生产、统一分配，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但他们看不到，或者故意不提，这种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普遍存在，并且正在制造着巨大的灾难。

是的，你没有听错，西方国家正在大搞计划经济。

以医疗为例。那些被公知奉为圭臬的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免费医疗”体系，本质上就是医疗领域的计划经济。

政府作为单一的买单人和分配者，对医疗服务进行定价，对医疗资源进行调配。医生看一个病人的收入由政府规定，医院采购设备的预算由政府审批，病人看病的排队顺序由政府制定的规则决定。

这里没有价格信号，病人不需要为一次门诊支付任何费用，医生也不直接根据服务质量获得市场化的报酬。

一切靠计划。

那么，这场医疗计划经济的实验结果如何？是灾难性的。

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下，病人排队等待手术的时间之长令人咋舌。

非紧急手术等待半年、一年是家常便饭。眼科手术的等待名单动辄数十万计。有人白内障拖到几乎失明，有人关节坏死等到肌肉萎缩。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供给不足吗？

当价格机制被取消，需求无法被抑制（反正不花钱），而供给又被僵化的计划预算限制时，排队这个非价格的配给手段就必然出现。苏联时代人们排长队买面包，今天的英国人排长队做手术，逻辑完全一致：脱离了价格，就无法正确生产和分配。

再看住房。如果把住房也纳入免费分配的计划体系，那就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人类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城市住房计划分配实验：一次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次是苏联和东欧。结果有目共睹，住房极度短缺，几代人挤在狭小的筒子楼里，人均居住面积极低，且房屋质量低劣，毫无设计和舒适度可言。

因为没有价格，建房子的单位不知道应该建什么户型、什么标准，反正建好了由领导分。因为没有利润，没有市场竞争，建筑行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千楼一面，质量堪忧。

更可怕的是，分配的权力滋生了巨大的腐败和不公。你想分到房，就得求领导；你想换大一点的房，还得求领导。这哪里是福利，分明是套在普通人身上的新枷锁。

那些鼓吹免费住房的公知，难道是想让我们回到那个一家三代挤在12平米、为了分房给领导送礼的年代吗？

他们把这种权力支配下的生存状态美化为温情脉脉的“国企式生活方式”，却对当时人们为了一个床位、一间婚房而熬尽青春、耗尽尊严的现实视而不见。

放眼全球，凡是试图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分配来彻底解决医疗、住房问题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陷入了低效率、高浪费和供给短缺的泥潭。

瑞典等北欧国家曾以“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闻名，但其医疗系统的排队问题和住房市场的僵化同样饱受诟病，不得不一次次进行市场化改革。

这是因为我前面强调过的，计划经济的致命硬伤，不在于管理者的能力，也不在于人性的自私，而在于 “经济计算”的不可行。

那些公知，他们真正恐惧的，正是市场经济中这种人人自我负责”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你的收入、你的住房、你的医疗水平，很大程度上与你自身的努力、选择和价值创造挂钩。

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的公平，而不是由某个权力中心划定的、僵死的平均。他们害怕这种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不能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

于是，他们将这种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污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用温情脉脉的免费二字，掩盖其回归大锅饭、回归权力分配的本质。

他们怀念的，是那个一切由单位包办、但也一切由单位控制的时代。

那个时代里，没有跳槽的自由，没有创业的风险，但也没有发展的空间，没有选择的可能。你的房子由单位分，你的工作由单位定，你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管。

你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被关在一个名为单位的牢笼里，享受着低水平的安稳，代价是交出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和自由。

说白一点，每一个福利型公知，都心里有一个当国企职工的梦。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辉煌成就，恰恰是从打破这种计划经济的迷思开始的。

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释放了亿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有了今天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相对完善的住房、医疗体系。

医疗被公知们骂为赚黑心钱，却因为部分市场化机制，让中国成为了全球医疗供给没有短缺、不用排队的国家。

虽然医疗、住房等领域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但解决的方向绝不是退回到那个由政府指令生产、指令分配的计划经济老路上去。

如果真的走向西方计划经济那一套，那短缺就在眼前。

那些公知，他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老遗少。

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的逻辑，也不愿接受市场的挑战，便企图用“免费”的诱饵，把整个社会拖回那个早已被证明是死胡同的过去。

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搞医疗的计划生产，结果就是排队和短缺；搞住房的计划分配，结果就是蜗居和不公。

这是披着理想外衣的贫穷与倒退。

中国绝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因为市场经济释放的创造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

任何试图用免费的迷魂汤来麻痹我们、让我们放弃自我负责、重返计划经济的企图，都成功不了。

因为，没有人愿意用选择的自由，去换取一个排队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