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需要世界上可用人力中的一小部分,就能够生产所有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在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系统中,这一事实必将导致失业。
技术进步在将人类从大部分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成为我们当前不幸的罪魁祸首。”所以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逻辑上最简单也是最大胆的方法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中的消费品的制造与分配都是由社会进行的。这基本上就是如今苏联所尝试的方法。
技术进步往往导致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为所有人减轻工作负担。赢利动机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结合起来,共同导致资本积累与使用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萧条。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并摧残了个人的社会意识。
我确信,要消除这些危害严重的罪恶只有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配之以社会目标导向的教育体制。在这一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由社会本身所有,并采用计划的形式加以利用。使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计划经济,将在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当中分配工作,并确保所有男人、女人、孩子的生存需要。
看起来,天文学与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基本方法论方面的差别: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针对特定范围内的现象发现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规律,以求尽量清晰地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实际上确实存在方法论上的差别。由于看到的经济现象经常受许多难以分开进行评估的因素影响,发现经济学领域的一般规律变得很困难。
我坚信,世界上的财富无法促进人类发展,即使它掌握在那些仍想达到此目标的人手中也无济于事。唯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人物为榜样,才能引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生。金钱只能滋生人们的自私自利,并使其不能自持地加以滥用。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者甘地像卡耐基那样腰缠万贯呢?
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却又明显地缺乏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接触,这两者形成了奇怪的反差。
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谬误,直接导致了经济政策中一些最严重的错误。
如果有人咨询我是否应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肯定会坚决反对。因为,诺贝尔奖授予了一个人一种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的经济学权威。
在涉及人的问题时,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态度,不能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也不应该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在影响社会组织问题上发表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