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温州朋友聊天喝茶，有人说，温州正在东北化。

什么是东北化？东北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大家总结一下，现在说的东北化，是指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营商环境变差，经济持续低迷，资金和产业外流。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风火火，到现在人均GDP浙江省倒数第一。大批企业家外流。温州的营商环境，可谓极差。

第二个标志是房价长期不涨。

温州在2001年的时候，房价是高于上海的。一直到2011年以前，温州房价都是中国第一。但是2011房价腰斩后，一直没有大涨。2023年的温州房价，和2010年一样。

第三个标志是年轻精英人口持续外流。或者去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或者出国。

第四个标志，是风险创业变少，年轻人不再热爱创业当个体户，而是热衷考公务员。

如今的温州青年，也都和山东人一样热爱考公务员。爹妈也喜欢孩子考公。

第五个标志，是教育过剩，即便是大学毕业生都只能去做毫无技术含量的普工。

这五个「东北化」标准，温州都符合。

三十年前的温州，是一个很别致的地方。

那时候，温州人到北京上海杭州读大学，并不总想留在大城市，很多人都要回温州。一个原因就是温州挣钱更容易。无论是上海人、北京人、杭州人，都比温州人穷。

那时候温州人喜欢当公务员的人并不多。当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自动是「干部身份」，档案放在组织部。但是很多人离开体制，去私企打工。

一些原本已经是公务员、甚至有个一官半职的，停薪留职去当个体户做生意，或者「寄人篱下」去私企打工。

私人工厂大多数都在乡下。温州人对这类私企有一个名称，叫「乡下老板厂」。乡下人比城里人富裕。为啥呢？因为乡下容易办工厂。

乡下人房子大，房子外面还有大院子，晒谷场，后面还有菜园。家里摆几台机器，就可以接单做产品。随便搭个棚子，就可以扩充厂房。需要大场地，就可以让村里批准一下，把农田变成厂房。

有人在家里摆车铣刨磨全套机加工。有人放仪表车床。有人做冲床。有人放注塑机。有人放线切割机床。有人做钣金。有人做铝合金。有人摆放电镀槽。有人做电控箱、校验台。有人做喷砂。有人做线圈。如果一个镇家家户户都摆上这么几台机器，一个汽配摩配的基地就出来了。

有些村家家户户摆上织袜机、织带机，很快就有很多客商来采访。

场桥镇的产业是横机织羊毛衫。水头镇的产业是皮革加工。龙港镇的产业是塑料包装制品印刷，全国各地的校徽、毕业纪念册大多出自此地。柳市镇的产业是低压电器，德力西、正泰、人民电器之类的都是从柳市建起来的。桥头镇有世界上最大的纽扣市场。

这些产业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投资吗？是引进外资吗？

都不是。不需要一分钱的政府投资，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外资。都是本地人在村子里干起来的。

那时候，年轻人不需要到一线城市找工作，发财机会主要在乡下。

那时候温州暴发户多，有很多奇怪的高物价。

在温州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人从欧洲进口了一批名牌衬衫，标价一千元，结果无人问津。

店主一怒之下，在价格后面加一个零，变成一万一件。结果衬衫被一抢而空。

一千元的衬衫不能代表身份。一万元的衬衫就是一个标签。

那时候温州城还有一个高价物品，叫本田王。也就是本田CB125摩托车。摩托车不贵，贵的是车牌。有多贵？九万。

九万人民币在1989年的温州城，可以买一套房子。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也可以买一套房子。九万块钱买个车牌合算吗？合算。因为摩托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也是身份标签。开着本田王摩托车走街串巷，或者拉着一袋打火机零件去送货，本身就是成功个体户的标志。

本田王在温州也成为乡下土老板女儿结婚的嫁妆标配。

本田公司有个统计：中国的本田CB125一半都在温州。而温州人对其他车型的摩托车似乎没有兴趣。

为什么呢？因为其他车型还没有形成共识。李笑来有一句名言：「傻逼的共识也是共识」。本田王就是温州共识。

后来，本田王被另一款交通工具代替——桑塔纳。当时的温州道路狭窄，桑塔纳并不太方便。温州的出租车很别致，清一色的菲亚特。菲亚特微型车开出租，全中国80%都在温州。因为温州道路实在太窄，桑塔纳这种大车根本不适合。

本田王和桑塔纳虽然先后在温州成为身份标签，却不是天价车。

从1995年开始，连续十几年的时间，温州最贵的车，是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有多贵？一个牌照可以卖到十几万，甚至卖到二十多万。

记者当时调查了2003年的三轮车市场价，乐清卖到了19.5万元，龙湾是17.5万元。

上个年代的温州人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一辆警车后面拖挂着十几辆三轮车，像一条巨龙，浩浩荡荡穿过街市，拉到派出所去。那是警察在没收大街上没有合法牌照的「白卵车」。

这个三轮车为何可以这么贵？

它虽然不是炫耀阶级地位的坐骑，却是生产资料，还是稀缺资源。

在温州，一辆有牌照的三轮车在市区载客，一天可以挣到二百五十元。一辆车租给别人，每年可以收租金3万元。

26万买一辆车，年租金三万，投资回报率12%。价格平均每年涨2万。总体算起来，年回报率接近20%。

这样高的投资回报率，堪比巴菲特。你说炒三轮车的人不理智？

除了三轮车，温州人也开始到全国各地炒出租车。

2004年5月，瑞安总共有918辆营运出租车，5月牌照价格突然飙升，仅仅一两周的时间就从65万元一直涨到了75万元。

这些炒车牌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收购出租车，然后等涨价。在浙江杭州、宁波等地，出租车价格至少是50万元，而温州更是高达130万元，最高纪录为146万元。

当年的温州是个乱糟糟的地方。大部分人都在干一些不入流的职业——个体户，乡镇企业员工，推销员。挣钱发财很容易。经常发现自己身边的熟人不知不觉已经腰缠万贯。

那是个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年代。没有谁苦等工作，没有谁去抱怨。你努力，不怕苦，动脑筋，多多少少能挣到钱。

那时候穷的是公务员。一个公务员工资还不如制造厂的流水线工人。一个熟练鞋厂钳帮工的收入是公务员三倍。

公务员当然不是不是人间烟火的圣人。很多公务员家里办企业，也有些公务员在企业里有「暗股」。有些公务员有点贪，但是努力帮企业办事，老板们会给他奉献一点。比如关上门打牌，让出纳去提一万现金，在牌桌上输给几个公务员。

这样的社会，公务员的收入不是靠那点工资，而是和企业密切相关。

我一位好友的父亲，是一位老党员，也是一位「乡镇企业」老板。他在酒桌上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谆谆教导：

我那时候年轻，对这话总是不以为然。过了三十年再想想，越想越觉得这位老一辈说的有道理。

怎么让他们服务大家，让大家都能挣到钱？其实道理很明白：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一致。

有人总结了温州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得出一个结论：温州的繁荣，总是和政府的「不折腾」相关。只要政府不管，就会自由发展。根本不需要什么政府投资。即便的修铁路，修机场，办大学，都可以让民间出钱。

但是只要是某个领导要「整顿治理」一下，温州的经济就会陷入低谷，甚至大衰退。尤其是2010到2011的年代，大拆大整，环保整顿，市容建设，拆除违章建筑，搞得鸡飞狗跳，又配合上面要整治温州的「连环担保」，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收回去，却不许再贷出来。短短几个月，温州六千家企业倒闭，无数企业家逃亡躲债，更有一些企业家上吊、跳楼。那几年，温州房价也从中国第一跌倒全国第n。

温州是个创造力十足的地方。温州人会想办法。1956年，全国搞人民公社，温州人搞包产到户。后来包产到户一整顿，就没了。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人在安徽搞包产到户。

温州曾经是极大的海上贸易基地，韩国的布料，日本的西铁城精工双狮表，各种三洋松下索尼的收录机，香港的电子表毫无计算器，邓丽君和齐豫的磁带，都是大批从温州进来。

但是一整顿（打击走私），这繁荣就没了。

温州曾经是私营企业大本营，发明了「挂靠经营」的模式，早在1979年，柳市镇的街道企业「反修工艺社」年产值就上亿。但是一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抓捕八大王，抓捕1500私营个体户，一年时间GDP对折了。

在这以后的日子，温州也都是这个规律：一放松就活力无限，一管理就死气沉沉。

然后回到上面的话题：温州的人力三轮车为什么可以卖26万？

因为市场需要这种车型。但是政府限制牌照数。最终，原本只需要600元的人力三轮车卖到26万。

为什么温州的非法人力三轮车每年要扣押好几万辆？

因为市场就在那里，人民需要消费三轮车，但是被政府限制数量。三轮车苦力踩白卵车一个月就能挣六千，即便每个月被警察没收一次，都是合算的。

有些东西的高价，对政府其实很有利，比如一辆本田王摩托车车牌九万，这是白送给政府的钱，又是民众自愿的。但是三轮车限制，对政府并没有啥好处，真不如多放一点出来，比如一个三轮车牌照也卖9万。

温州的「东北化」其实是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通病。

茶桌上几个朋友认为，东北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年轻人想考公务员的太多。或许公务员的待遇太好了。

有人说，最美好的时代，应该是三十年前的温州，公务员工资比工人更低，这样公务员就不得不靠做生意和到企业拿红包过日子，他们靠企业和与经营环境吃饭，而不是靠财政工资吃饭。

还有人说，公务员考试应该换个方式，如果爹妈和兄弟姐妹都不是办私营企业的，就不许他当公务员，只有家里办私企的人才可以考公。这样公务员们想出来的各种政策，都是有利于企业运营的。

总之，要解决「东北化」的终极问题，就是要降低公务员工资，并且和当地企业利润率挂钩。

假设公务员每月只有一千保底工资，其他收入和全国私企的利润挂钩。企业挣钱多了，公务员个个年亲百万。企业若是都亏损，公务员就每月只有一千。

这样或许可以避免「东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