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北欧童话（6）
我问你，什么叫一个“健康的社会”？
可能你会说，经济繁荣、环境优美、人民幸福。
这些都对。
但我们往深了想一层。
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
外表的光鲜，不代表内里的器官就一定健康。
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有机体，它内部的“细胞”和“组织”必须是充满活力的。
这个“细胞”，就是“负责任的个人”。
这个“组织”，就是由个人自愿结合而成的“社群”，比如家庭、邻里、教会、俱乐部等等。
正是这无数个充满活力的“细胞”和“组织”，通过互相连接、互相支持，才构成了一个强韧而有弹性的社会肌体。
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能应对各种内外部的冲击。
现在，我们带着这个“健康标准”，再去审视北欧。
我们将会看到太多令人忧虑的现象：
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在替代了市场那只“无形的手”的同时，也正在系统性地、一步步地，切断人与人之间那些最自然的、有机的连接。
第一，个人责任感退化了，国家变成了“父爱如山”的机构，而公民则成为了“巨婴”
我们先从最核心的“细胞”——个人——说起。
我们反复强调，北欧模式的本质，是国家对个人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风险承包。
你失业了，国家养你。
你生病了，国家给你治。
你老了，国家给你发养老金。
你生孩子，国家给你放长假、发补贴。
这份“父爱如山”的保障，听起来无比温暖。
但它有一个巨大的、隐藏的代价：
它在系统性地剥夺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一个成年人，被默认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所以你要注意饮食、坚持锻炼、购买医疗保险。
对自己的职业负责：·所以你要不断学习、提升技能，以防被市场淘汰。
对自己的养老负责：·所以你要努力工作、积极储蓄、谨慎投资。
对自己的家庭负责：·所以你要照顾伴侣、养育子女、赡养父母。
这些“责任”，听起来很沉重，但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感。
正是通过承担这些责任，我们才从一个男孩/女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女人。
我们才与他人、与社会，建立了深刻而真实的联结。
现在，国家来了。
它像一个过于强大的父亲，对你说：
“孩子，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都交给我吧。”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轻松，很幸福。
但慢慢地，你会发现，你的“责任肌肉”，正在快速萎缩。
既然生病了有国家兜底，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既然失业了有高额救济金，那我为什么要那么焦虑地提升自己呢？
既然养老有国家负责，那我为什么要省吃俭用地储蓄呢？
既然养孩子的大部分成本都由国家承担了，那“父母”这个角色的分量，是不是也变轻了？
当承担责任的“必要性”消失后，承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也会随之消退。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民巨婴化”。
人们的心态，从一个主动的“价值创造者”，变成了一个被动的“福利消费者”。
人生的目标，从“我能为自己和家庭创造什么”，变成了“我能从这个系统里，获得什么”。
这种心态的转变，反映在一些具体的社会现象上。
比如我们之前提过的“福利欺诈”。
在北欧，想方设法地去多领、冒领福利，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一件可耻的“欺骗”行为。
它被看作是一种“聪明的”博弈。
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冰冷的、抽象的“官僚系统”。
从这个匿名的系统里多拿一点钱，似乎并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但实际上，每一次“福利欺诈”，伤害的都是那些诚实劳动的纳税人。
它是在侵蚀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
当“占系统的便宜”成为一种普遍的、被默许的“理性选择”时，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就已经被严重腐蚀了。
第二，社群的瓦解：
当国家取代了家庭和邻里
如果说，“个人责任感”是社会的细胞，那么“社群”，就是连接细胞的组织。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抵御风险，靠的是什么？
不是靠一个遥远的中央政府。
靠的是家庭、家族、邻里、行会、教会这些有血有肉的、自发形成的“中间组织”。
你失业了，你的兄弟姐妹会接济你。
你生病了，你的邻居会帮你照看孩子。
你去世了，你的教会社区会为你的家人提供慰藉和帮助。
这些“中间组织”，像一个个温暖的“缓冲垫”，把个人和社会连接起来。
它们既给予人归属感和安全感，也对人的行为构成一种“软约束”。
你不能在社区里为所欲为，因为你要顾及自己的声誉，要维系你的人际关系。
但是，福利国家这头“巨兽”，它的成长，是以吞噬这些“中间组织”为代价的。
国家用一种标准化的、非人格化的、由上而下的“福利”，系统性地取代了那种多样化的、人格化的、由下而上的“互助”。
家庭功能的削弱：·“养儿防老”？不需要了，有国家养老金。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也不那么重要了，单亲妈妈也能从国家领到足够多的补贴，一个人养活孩子。
结果是什么？北欧国家的结婚率持续走低，离婚率高企，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常年位居世界前列。
家庭这个最古老、最核心的社会单元，其凝聚力正在被前所未有地削弱。
邻里关系的疏离：你不再需要麻烦你的邻居了。家里水管坏了，可以打电话找政府补贴的维修工。需要人临时照看孩子，可以送去政府的日托中心。
邻里之间，除了点头之交，已经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往来了。
慈善的萎缩：
当国家垄断了“行善”的权力之后，民间的、自发的慈善行为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人们会觉得：“我已经交了那么高的税了，帮助穷人的事，是政府的责任，不是我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发自内心的同情与帮助，被一种冷冰冰的、强制性的财富转移所取代。
结果是什么？
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诞生了。
每个人，都像一个孤零零的原子，直接与那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国家”相连。
他们共同向国家纳税，再各自从国家领取福利。
他们之间，不再有那么多有机的、深刻的、必须去努力维K系的中间环节了。
社会变得像一盘散沙。
表面上看，每个人都“自由”了，从传统的家庭和社群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但这种“自由”，更像是一种“漂浮”。
这种“原子化”的社会结构，直接导致了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
孤独感：北欧是全世界“独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在丹麦和瑞典，接近一半的家庭是“一人户”。当人们不再需要依靠紧密的家庭和社群网络时，深刻的、持久的孤独感，就成了一种流行的“时代病”。
孤独感又导致了大量的精神健康问题。
北欧国家的抗抑郁药物消费量，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当人生的风险和责任都被国家承包之后，人生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也随之被稀释了。
那种通过奋斗和承担所获得的成就感，是任何福利都无法替代的。
最后出现了荒唐的一幕，高自杀率。
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在历史上，北欧国家的自杀率曾经高得惊人。
这与那种社会疏离感、意义感的缺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个看似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却同时饱受着孤独、抑郁和精神问题的困扰。
这难道不是“北欧神话”最大的悖论吗？
第三，移民危机
这个“原子化”的、依赖福利的社会模型，在面对一个新的、巨大的挑战时，显得尤其脆弱。
这个挑战，就是移民。
在过去，北欧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
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
那个我们之前提到的、宝贵的“新教工作伦理”和“高信任文化”，是整个福利体系能够勉强运转的“文化软件”。
大家默认，都不会去滥用福利，都会诚实劳动。
但是，当大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涌入时，这个“软件”失灵了。
很多新移民，他们来自的文化，没有那种“工作是天职”的观念。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可以“不劳而获”的慷慨系统。
于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出现了：
一方面，我们上一章讲的“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把这些语言不通、技能不高的移民，挡在了就业的大门之外。、
他们很难找到一份正式工作。
另一方面，慷慨的福利系统，又让他们觉得“不工作也能活得不错”。
结果，大量的移民，就长期地、甚至代代相传地，陷入了“福利依赖”的陷阱。
他们聚集在特定的社区，形成了与主流社会隔绝的“平行社会”。
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财政的黑洞。
移民群体对福利系统的索取，远远大于他们通过缴税所做的贡献。
这让本已不堪重负的福利财政，雪上加霜。
本地的纳税人，会越来越觉得“不公平”，觉得是这些外来者在“吃我们的福利”。
排外情绪和右翼民粹主义，在这些一向以“宽容”著称的国家，迅速崛起。
·那些被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又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年轻移民，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瑞典等国近年来急剧恶化的枪支暴力和帮派问题，与此有直接关系。
所以，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北欧的福利模式，与一个开放的、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是根本不兼容的。
它就像一个精密的、只能在无菌实验室里运转的仪器，一旦暴露在现实世界复杂的“细菌”环境里，就立刻会出故障。
我们今天看到了，那个以“集体”之名建立的福利国家，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侵蚀掉了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它用“保障”置换了“责任”，导致了个人精神的“巨婴化”。
它用“福利”取代了“互助”，导致了家庭和社群等“中间组织”的瓦解。
它最终制造了一个表面和谐、实则疏离和脆弱的“原子化社会”。
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得了“骨质疏松症”的巨人。
他外表看起来依然高大，但内部的骨骼已经变得疏松脆弱，经不起任何猛烈的冲击。
而移民潮，就是那第一次猛烈的冲击。
它让所有的裂痕，都暴露了出来。
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社会癌症”。
它不像经济危机那样，有暴跌的股指和失业率来预警。
它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一个社会的气质和灵魂。
当一个社会不再崇尚个人奋斗，当家庭不再是温暖的港湾，当邻里之间形同陌路，当不同族群之间充满隔阂与猜忌……那么，就算它的GDP再高，幸福指数的排名再靠前，它真的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向往的“理想国”吗？
神话的裂痕，已经清晰可见。
那么，北欧人自己，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吗？
他们当然意识到了。
在下一章，也是我们最后一章，我们将看到，北欧国家在撞到南墙之后，是如何被迫“回头”，开始了一场无奈的、但又极其重要的“自我修正”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