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才是城乡最大的壁垒

众所周知，我们城乡之间的土地制度是有很大不同的。

先说农民的住房。在城里，房子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可农村的住房就不一样了，它只有“半产权”，没法像城市房子那样自由流转。这就让有些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吃了不少苦。

一方面，他们要花很多钱在城市买房；另一方面，农村的房子又没法变现，没法给他们带来发展需要的钱。城市居民的房子能升值，让他们越来越富，而农民却只能守着那些没法抵押、没法流转的“死资产”，城乡之间的财产收入差距就这样越来越大。

再看土地的使用。城市的商业用地市场很灵活，商铺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经营内容，经营范围比较多。

可农民在耕地上就不同了，即使发现了更有经济价值的种植方式，也因为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而没法实施，这使得农村一些土地资源一直得不到高效利用。

城市土地可以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实现增值，而农村土地的价值却因为流转受限而偷偷溜走了。

城乡区别对待的背后，隐隐约约有这种暗示：同一个农民，比如张三，他在城市里就是完整的市场主体，默认他就是智力健全的人。可一旦回到农村，他就变成了需要被“监护”的“不完全行为能力人”。从城里回到乡村他就变得有点智障了。他在城乡来回穿梭过程中，需要经常要切换这两种身份。

这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平等原则，还在心理上可能让人们觉得“农村就是落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接受了现代启蒙，可回到农村，又要重新适应那种过时的土地管理制度，这种认知上的错位，让农村的精英人才流失得更厉害了。

所以，一面喊声嘶力竭的喊乡村振兴，一面又精疲力尽的对农村各种“保护”，为让农民变得更好的这两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好比用打断腿的方式来实现对刘翔的跨越式追赶。

这种制度困境的背后，与其说是改革红利分配的问题，不如说是对科学认知不足的问题。按一般说法，城市依赖土地财政，农村土地又有保障功能，这就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宅基地流转可能会带来资本下乡的风险，耕地非粮化又会威胁粮食安全，这些合理的担忧，最后都成了制度僵化的借口。

这些说法都不是科学，只是在理念上建构的理念类型。就拿农村和城市来说，请问农村和城市到底是什么？

人们之间彼此进行人际交换，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易频率的增加，就会出现当时当刻的社会秩序。后来的人在经验层面，总结这些社会秩序的时候，把某些特征归为农村，把某些特征归为城市。

并且后来的人也会出于自己的个性，在定义农村和城市，这样的理念类型的时候，赋予自己理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永远也不可能出现普适有效的、绝对客观标准的城市和农村的定义。

真实存在的是，人们彼此之间在进行人际交换，这个交换的秩序，在经验层面区分它是农村也好，城市也罢，在理论的一般形式层面，无所谓，不重要。但是如果把这些理念类型当真实存在，认为农村应该是怎样的，城市应该又是怎样的，并据此制定一些为了实现这些“应然类型”的政策，那效果一定是南辕北辙。

农村也好，城市也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希望获得的稀缺资源能够有胜于无，多胜于少。你管它是城市还是农村呢，只要绝大多数人能够变好不就行了。

现实是，因把理念当科学而形成的过度僵化的管制，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法外交易，农村小产权房、耕地非粮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要解决这个问题，釜底抽薪的方法是正确认识科学。当然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掌握政策制定权的精英都能认知科学。

现实只能边际改善，重新构建土地制度的价值坐标，探索建立城乡土地权利对等的机制，让农民拥有完整的用益物权。建立耕地弹性用途管制制度，允许农民探索更有价值的农业生产方式。承认农民对土地发展权的合理分享，让农村土地增值的收益真正回到农村。

让农村土地要素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配置，城乡融合发展才有可能突破目前这种权利不对等的困局。这不仅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矫正，更是对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一种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