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国家作为整体行动时,会根据环境变化做出不同选择。
这些选择意味着国家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
那过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简单探讨一下。
一,地主时代不可持续
建立新中国是一件大事,干大事就必须摇人,尤其是需要动员占当时人口88%的农民。
农民凭什么会支持你呢?很简单,给他们分地就行了。
革命成功后,4万万农民变成地主,过上了归园田居的生活。
但新生的国家要想生存下去,不能只满足于把酒话桑麻,而是要变强。
想要变强就要发展工业体系。
这时候人人有地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
因为全民变成地主,人们想要什么自己种就可以了,大家都处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对国家工业化进程完全没有贡献。
地主们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脱离有多严重呢?从下面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地主们普遍不相信,不使用主权货币。在农村小的交易一般靠欠人情债完成,大的交易则由村长见证。这也是为什么农村人特别注重人情债的原因,因为农村的人情债就是城市里的金钱。
二是地主们普遍不喜欢城市初级工业品。就算工厂生产出效率更高的双轮双骅犁,农民也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打个木架,套个牲口也一样能犁地,成本还低。只要不是革命性的产品,地主们宁愿维持以前的生产模式,也不愿意增加成本去帮你试错。
而这预示着大家的地主生活持续不了多久。
二,苏联资金
1950年6月朝鲜半岛发生内战。为了保住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战略结构,苏联和中国不得不联手互助。
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工业项目。
但好景不长,苏联认为既然我帮你援建了那么多,那么应该有权保留旅顺基地,大连特区,中长铁路等在华权利。
此外苏联为了自身远东战略,进一步提出既然中国海军和空军是苏联援建的,那么应该可以在中国领土建立联合海空军指挥机构和通讯电台。
这种涉及出让国家主权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让步。
如果想要继续获得苏联对重工业的支持,又不想当小弟,那就只能向苏联借钱发展了。
欠下的债务,靠农产品和矿产来偿还。
但无论是采矿还是种植农产品,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参与。
而此时我们人口88%的地主们还在天天在把酒话桑麻,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显然就不合适了。
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把土地收归国有,关闭私人劳动市场,所有劳动力听令于政府还债委员会。
形成的经济模式就是,
发展端依靠借取的大规模苏联外资拉动,引入人才和技术发展重工业。
债务端在劳动力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的配合下,通过农产品和矿产归还欠款。
三,苏联撤资
中国没有当苏联的跟班,加上自身的和平崛起,很快就在世界共产运动中,与苏联发生了领导权的争夺。
摩擦不断增加, 最后到了苏联完全撤资的地步。
没有苏联的帮助怎么继续发展重工业呢?只能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了。
于是中央决定对地方下放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希望能用地方的积极性和财政代替苏联资金让工业发展继续下去。
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由1957年的29%,飙升到1958年的55.7%。
可惜地方政府缺乏发展工业的经验,他们唯一能参考的就是苏联大规模投资期间高增长的数据和全民动员的模式。
所以地方政府,一方面大炼钢铁去刷经济数据,证明自己很能干。另一方面,继续搞意识形态革命运动,以保持劳动力的积极性。
由于缺乏经验,加上浮夸的攀比风气,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1960年,中央意识到必须停止这种盲目发展的风气。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炼钢动员了几千万劳动力,你现在要停止这种发展模式,怎么安排他们的就业?
没什么办法,在1961年,政府不得不动员千万失业人口到农村去种田自救。
人都跑农村里,粮食消耗本来就大,还要把农产品拿去还苏联之前欠下的债务,自然就更不够吃了。
1962年,饥饿使总人口呈下降趋势。
四,赤字扩大
1,拥抱美国资本
1970年中苏恶交,美国也需要中国牵制苏联。于是中美外交,中国经济从对苏联开放转为对西方开放。
1972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改成金融立国。实体产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流出。
为了承接西方产业转移,周总理组织了四三方案,举债向西方进口机械设备43亿美元。
1978年华主席,签订了78亿美元项目合同(约占GDP10%),赤字进一步扩大。
1979年帮美国教训了一下越南后,中国进一步依赖美国投资。
2,社会福利增长
之前为了国家工业化,社会财富拿去还苏联债务了,导致财富无法积累,劳动者长期维持在基础生存水平线上下。
新政权过度时期,领导急需合法性。需要大家的支持,于是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政策。
在城市给职工提高奖金比例,在农村提供农产品收购价格等。这导致1978-1982的5年间,人们收入翻一倍。
高福利支出进一步扩大了政府赤字。
过度投资和高福利增长,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举了那么多债,社会上货币投放量自然过多。导致了物价上涨,经济不稳。
为了遏制这种趋势,只能刹车,停一部分项目。这就造成了大量失业。
1980-1982年城市失业人口总数高达千万。
社会治安倒退回1950年。
五,经济过热
1984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价格管控的逐步放开,市场上投资需求变大。
另外,与西方接触越来越多,国内消费者的胃口被吊起来了,人们希望有更多的消费品用来攀比或改善生活。消费需求也剧增。
投资和消费需求双双旺盛,促使货币发行过多。1987年货币投放236.1亿元,到了1988年货币投放到了679.5亿元。
货币的增发加上放弃价格双轨制的尝试,引发了市场更严重的抢购潮。
1988年价格月上涨率更是一度达到26.7%。
为了给经济降温,中央出台了一些政策。
1,降低原材料价格
要求乡镇企业,原材料进口来,产品要出口,所谓的两头在外。这样一来,他们经济活动就能脱离国内市场。国内原材料价格由于需求减少而下降。
2,降低劳动力价格
减少对地方政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连续3年下降。迫使大量劳动力进城找工作。
3,提高资金成本
中央为了压制过热的消费和投资浪潮,大幅提高存款和贷款的利率。
一度存款利息达到了20%多。
这种强硬的紧缩政策,导致大家都不投资了,都把钱存到银行吃利息。市场上资金忽然紧张,导致了连环债务。
银行资金不放,销售企业拖欠生产企业尾款,生产企业拖欠零部件企业尾款,零部件企业拖欠小工坊的款。
经济增长从1987年的11.6%下降到1990年的3.8%。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85年的41.79%下降到1989年的-8.23%。
六,政府市场化搞钱
国企的KPI只考虑产量,不用考虑销售情况。
这导致国家一个劲地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却不一定能卖不出去。一旦卖不出去,就回不了款。就开始拖欠大量下游供应商,民企的钱。最终形成三角债。
1992年当务之急就是推进政企分开管理。
要想分开,当然要鼓励办民营企业。但谁有能力和资源去办企业呢?还是原来政府的那帮人。
这些有背景的民企,一年时间就开了20多万家。
南方谈话后,各地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名大规模从银行借钱投资,遍及全国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上项目热。
银行贷款不够花,有的公司就自己发行各种债券,代币券,利息甚至高达20%-40%。
至此政府从自己按计划生产的模式全面转向政府通过企业搞钱。
具体有几个方面:
1,货币贬值促进出口
1994年,本币一次性贬值57%,美金兑人民币汇率从1比5.64下跌到1比8.27。对美国来说,是全中国产品来了一次真双十一,中国出口爆发性增长。
2,裁员减少财政负担
各地政府在强推以卖为主的国企改革中,迫使数千万国企职工,买断工龄,裸体下岗。很多都没有医保和社保。据统计1995-2000年,单位在岗人员减少4800万人。
3,医疗教育产业化
政府大幅度从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事业领域退出。
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值从1990年3.04%下降到1996年的2.46%。
卫生事业占财政支出比值从1990年2.79%下降到1997年的2.45%。
但医疗和教育领域是有严重信息不对称的,产业化会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和学生支付更高额的成本。
那个年代医疗高收费,药品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是各大报纸的常见新闻。
4,分税制
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70%,现在中央与地方各一半。这使得地方财政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开始疯狂地以地生财。全面开启了臭名昭著的土地财政。
对外出口比重越来越大,这让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国际化,但同时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明显。
七,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美元加息导致市场上美元稀缺。亚洲各国货币不得不贬值导致自身购买力下降。亚洲国家购买力下降,导致中国对外出口量大幅下降。
巨大的生产能力不出口,就只能对内销售。导致商品供应远远大于商品需求。
1997年10月到1998年12月,物价指数连续15个月下降。
物价越来越便宜,企业利润下滑。
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稳定,让大家继续有活干,1998年起,中国连续12年增加国债发行,带动投资10万亿元。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01年提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
这些国家投资,在让经济增长得到保持同时,也在制造繁荣的泡沫,用未来更大的过剩掩盖当前的过剩。
历史上,美国罗斯福新政,德国希特勒新政都属于这一类。
八,房产热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形成了内需疲软,出口和投资强劲的基本模式。
国内产能过剩,内需确不足,这导致了我们经济运行对外依存度非常高,2006年到达66%(出口+进口)/GDP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国出口经济遭遇重挫。
我们同样用加强投资的方法去应对出口的断崖式下滑,2500万农民工失业。
出台4万亿,投资到社会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医疗教育,地震灾后重建等项目。
当新一轮宏观环境利好来临,地方政府加快了利用土地抵押和出让,让银行资本迅速转换成当地的政绩。
地方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城投公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建设中。
在一些城市,银行贷款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份额高达70%-80%。
此后经济高速增长,房价大涨。
九,涨价去房地产库存
地方政府通过抵押土地,从银行借取了大量资金用于基建。
为了还这些债务,政府与开发商合作盖了大量的房产项目。
如果这些房产项目卖不出去,那么就会导致债务危机。
为了防止债务危机的到来,在2015年,启动了货币化棚改,发钱让老百姓买房子。
引爆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大涨。
在这种氛围下,地方政府并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继续乘着东风,举更多的债,建更多的房子。
基建发展独步天下的同时,也房地产库存不降反而增加,为以后留下了更大的危机。
十,高科技发展
整个房地产融资的最后接盘侠是银行,一旦房地产市场下行。
银行系统是直接承压的。
中信银行在2024上半年财报中披露,房地产不良贷款上升到5.29%,相对于2022年不良率几乎翻倍。
为了让地方政府不过分依赖土地财政,而去发展高科技。
中央并没有过多刺激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化债。
而是通过金融口,不断地给科技企业注入资金。
打造出土地财政与股权财政并存的局面。
发展高科技的好处当然显而易见,可以跟美国竞争高端商品市场。
缺点是由于城投债没有及时化解,地方政府只能拖欠民营企业账款。
人们工作了却拿不到尾款,导致消费严重下滑,失业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