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微博上和孙立平、于建嵘就沙滩私有化问题发生了争论，其核心就是产权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产权就是自由。我们可以由此揭开那些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让更多的人认清他们的主张到底会通往何处。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知识分子的通病：

第一，永远崇拜终极暴力。他们看起来是“良心知识分子”，可是不论他们怎么批判现状，但是思维的边界却永远在“国家”的框架之内，他们是把现存的秩序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加以接受的。对于国家的本质，他们认识不清，思想水平离马克思都差十万八千里。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对国家的定义是什么。他的定义基本是对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承认现存国家秩序的。在他们的皿煮派话语体系里，这是“必要的恶”，所谓的“最不坏”。他们认为国家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安保、司法以及大型公共工程等服务，这些服务是私营机构提供不了的，一旦交给私营机构，穷人就没有活路。因此垄断暴力机构有其重要的正面价值，可以做许多好事，所以他们经常呼吁“管一管”。

第二，盲目崇拜美西方。只要是美西方做的事情，就是对的。例如我去法国调研了，法国的农田私有，但是用途和转让有严格的限制。例如美国有各种工会，工人待遇高，地位高。其“逻辑”是，因为美国法国是这样做的，因此这样就是对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他们以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市场经济。

第三，相信民主万能。只要民主了，政客是大家选出来的，一切就都是正义了。这就是“公意”，他们变态狂社会主义先驱卢梭的忠实信徒。基于此，他们完全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他们其实非常“爱国”，是国家主义者，将领土疆域看得比人还重要。

第四，无法做到逻辑一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就是正确的，发生在中国，就是错误的。批评中国的某些政策，他们热情支持，一旦批评美国，那就像摧毁了他们的信仰一样如丧考妣，但是两件事情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批评美国了，他们就说，你看看这边都那样了，你们怎么好意思批评美国，有没有良心？可以批评A不等于赞扬C；错误就是错误，不论发生在哪里，都应该批评。

于建嵘刚刚说完农村土地应当按照规定落实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就行了，用私有化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紧接着就说，有些资源涉及公众利益，应该有对公众开放、收费标准等附加条件和限制性规定。他从来都意识不到这里面的自相矛盾。既然落实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了，你又施加限制，那么他如何进行占用使用收益处分？

他会争辩说，农村土地属于私人事务，不是公共事务，你在偷换概念。并没有。请问你如何区分私人与公共？一片沙滩要向公众开放，因为涉及公众利益，一片农田为什么就不能开放呢，我就喜欢去农田散步，你不开放我就去不了，有没有影响公众利益？沙滩应当公共化，农田为什么不能公共化呢？再进一步，城里还有许多穷人居无定所，于建嵘的房子可不可以公共化呢？你家里的厕所平时又不用，可不可以开放让内急的人使用呢？

第五，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什么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人的利益。产业政策涉及公共利益吗？并没有，它只涉及那些产业的从业者的利益。海南的沙滩涉及公共利益吗？但是那与青海农民有个毛线关系，他们一辈子都不去海南。所以你说的公众，到底是谁？

第六，权力唯物主义。一切错误都是掌权者的，跟民众没有关系。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舆论和观念再改变都没用。

第七，把自己视为全能王，民众都是傻逼。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挂在嘴上。他们可能会批评政府，但是批评的原因是，你怎么不按照我说的去做，为什么我没有当权。

第八，最重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这让他们赢得了普遍赞誉。为什么重视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的武器就是说话和写字。他们接受税金资助，衣食无忧，说话写字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排序，远远高于经济自由。于是老百姓到底怎么想的他们不关注，只关注自己所珍视的“自由”。

第九，恨国。恨国是因为自己的主张不被当局接受，发言受到限制，处境不佳，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飞黄腾达声势煊赫。由此开始逆向种族歧视，认为中国人最差劲。这又与第六条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你认为权力主宰一切，民众怎么样难道不是无关紧要吗？

由于恨国，加上崇美，让立场和情绪占据上峰，失去了理性和逻辑。例如他们会支持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对中国经济的打压，认为把这边整得越惨越好，他们根本分不清当局和民众，不在乎这会对民众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和损失，意识不到这会将世界推向战乱和冲突，只要让自己觉得爽了就行。例如他们对中国经济发生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或者没有正确的认知，诋毁中国企业，崇拜美国的高科技。

第十，喜欢表演正义，让他人付出代价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喜欢代表老百姓，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他人。工人待遇太差了，应该规定最低工资，但是他自己不掏一分钱；环境不好，对工人身体有伤害，因此应该实行严苛的环保政策，至于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工人失业，代价有多严重，他们不管；农民处境太难了，应该给他们最低保障，因此应该向别人收税转移支付；看病难上学难，国家应该多办教育和卫生事业，钱还是从别人口袋里掏。看到有人享受医疗特权，他们的办法，不是消解这些特权，而是让大家都去享受特权，由此赢得一片赞誉。他们是福利国家，即社民主义的忠实拥趸。

以上种种，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这次争议的核心：产权。

利维坦，就是在一定领土疆域内垄断安保与司法，以强制性征敛和暴力手段维持其存续的组织。这个概念已经清晰揭示了，只要利维坦存在，就必然是侵犯产权的，它就会将所有私产，转变成法允资产——在计划机构立法限制的框架内，才能发挥产权的权能。

如果我们承认，私有产权最有利于人的尊严提升和福利增进——事实上这毋庸置疑不可辩驳——那么，任何对私有产权的侵犯，都将把一个人置于奴役状态，并减损交换双方的经济效用。一切干预措施，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在侵犯私有产权，因此首先在伦理上没有正当性，其次在经济上是毁灭性的。

所以，相信利维坦会干好事，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是乌托邦幻想。

人们看到它做了某些“好事”，那也必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只不过那些代价许多人看不到。给一部分人发福利，必然从另一部分人那里拿走财富，这是对产权的侵犯，必将打击财富创造。搞了许多大型项目，意味着民间资本减少，用于满足消费者紧迫需求的资源被抽走，带来的结果就是生产结构的扭曲，任何扭曲的生产结构，必将减少所有人的福祉。

也不能从一项服务大众都需要，就推导出这项服务必须有垄断机构提供，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市场化的安保、司法，以及铁路、机场、航海、货币供给等庞然大物，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市场提供的必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而且更加节约高效。由中央计划机构提供，必定质次价高，并且无视消费者主权。

西方国家对土地、房屋、交易、国际贸易等实施的限制和干预，都是在侵犯私有产权，它将减少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启动社会去文明化和贫困化的进程。美西方的经济衰退，就是各种对私有产权进行限制的结果。

民主就是向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就是利用公众舆论启动立法进程，“合法”地将他人的财产装进自己的口袋。一个人在这里是多数，在那里是少数，最终结果就是人人相互劫掠的动物丛林。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它的本质就是社。民主化程度越高，社的程度就越高。大众的意见并非神圣，多数人认为正确也并不意味着为真，民主所犯下的错误并不比dc少。

既然是私有产权，那就必须具有完整的权能。逻辑一致地，不能这个产权应该完整，那个因为涉及公共利益就应该限制。那就是消灭私有产权。

你的汽车，一周只能开三天，你还有完整的产权吗？你的企业，应该雇佣谁、开除谁，发多少工资，自己说了不算，不能按照契约办，那就只有名义的产权；你的房子，假如每年征收5%的房产税，你的产权就不完整；自己的房子，流浪汉住进去了不能赶，那就不是你的房子。当一项财产你只保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如何使用和处分要听从中央计划机构的命令，这项财产实际上就变成了公有。

如果你认为法国对农民的土地使用和转让施加限制是正确的，那么逻辑一致地，对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权利实施限制就也是正确的。因此主张农村土地应当有完整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有对产权行使施加的限制，都是在侵犯产权本身，都是在启动公有化的进程。它必定造成财产的资本价值下降，人们的未来预期降低，财富生产动能的减弱。

所有打着集体之名的所谓公众利益，结果都是用一部分的财产补贴另一部分人，这同样是侵犯私产。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表演自己的道德，将自己打造成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侵犯私产，自己不用承担代价，满足自己的愿望。

他们也不理解言论和学术自由。唯一的权利就是产权。并没有什么抽象的言论和学术自由，有的只是产权。如果印刷厂、电视台、大学都是国有，你谈所谓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就是一句空话。

至于说，私有化了，民众就没活路，根本就不值一驳。这既是经济学的无知，根本不了解市场规律是产权人将竞相以物美价廉的商品争取消费者青睐，否则他们的财产就不保；也是对历史的无知，越是产权明晰化，人们的生活就越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已经证明了一切。

这些社民派知识分子，基本都处在经济学无知状态，他们根本搞不懂产权的原则，就是自我所有权、先占先得和经契约同意的转让。

反驳他们，不是为了跟他们争高下，在他们骄傲的眼神里，自己又是清华又是社科院的，我这样一个民科根本就不值得重视。但是正确与否，我们相信的是理论与逻辑，而不是相信身份与名气。而是因为，政策是由观念决定的，而观念就是这些影响力巨大的知识分子输出的，因此必须对他们错误的观念进行严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