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想象力都无法想象未来的黯淡

所有想象力都无法想象未来的黯淡

可二编译 廌无言校对 摘自《全能政府》结语

I

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人性的完美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被赋予了领会复杂推理含义的能力。因此，他们都将理解经济和社会哲学的义理；他们将意识到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所有个体与由个体组成的所有群体被正确领会（亦即长期）的利益才能完全不冲突。人类将进入自由的乌托邦。人类正处于持久繁荣和永久和平时代之前夜，因为理性从此会至高无上。

这种乐观主义完全建立在这样的断言上：所有种族、民族和国家的人民的热忱都足以使他们理解社会合作问题。老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断言。他们坚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启蒙运动的进步和正确思想（sound thinking）的传播。这种乐观主义的背后，是阿伯拉罕·林肯的自信：“你不能永远愚弄所有人。”

自由主义学说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是无法被驳倒的。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最伟大的先驱——卡莱尔——将这些经济学的义理描述为“沉闷的科学”，但是一百五十多年来，所有不顾一切地证否这些义理的努力都可怜地失败了。所有那些想当然的经济学家都无法撼动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或有关政府胡乱干预市场经济之后果的义理。所有试图反对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中不可能有经济计算”之论证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在市场经济中，“正确理解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冲突”，这一点是无法被驳倒的。

但是，所有人都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吗？如果他们没有呢？这是自由主义呼唤和平合作的自由世界时的一个弱点。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主义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民缺乏吸纳健全的经济学原则的心智能力。大多数人都太驽钝，无法理解复杂的推理链条。自由主义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人的智识能力不足以胜任这种理解任务。

指望不久的将来情况会有所变化，这种希望很渺茫。人们有时甚至不明白最简单、最明显的事实。没有什么比战场的胜败更容易理解的了。然而，还是有几千万德国人坚信德国，而非协约国才是一战的胜利者。没有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承认德军在1914年和1918年两次都败于马恩河畔。如果这样的事情对德国人来说都是可能的，我们怎么能指望印度人——那些神牛的崇拜者——会领会李嘉图和边沁的理论？

在民主世界中，即使是社会主义计划之实现，也有赖于大多数人认可它们的好处。我们暂且抛开对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一切怀疑。为了便于论证，让我们假设社会主义者对其社会主义“计划”的自我表扬是正确的。马克思沉溺于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的神秘主义（Weltgeistmysticism），他坚信在人类状态的演化中有一些辩证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推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走向社会主义（当然，是挂着他自己招牌的社会主义）。他隐隐地假定，社会主义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会理解它。曾经在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教授的弗兰兹•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说：“个人经常在关注自己的利益时经常出错；而从长期来看，一个阶级绝不会出错。”

近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这些形而上学的幻想。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政治信条，但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却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已经了解到，存在着许多招牌不同的社会主义，有许多社会主义政党彼此互斗。他们不再期望某种单一模式的社会主义会受到多数人的支持，也不再期望自己的理念会受到无产阶级的全体支持。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深信，只有精英人物才拥有足以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福音的智识能力。他们总结道，这些精英——他们自诩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而非无产者群氓——身负暴力夺权、铲除一切对手和建立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神圣职责。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与沃纳·桑巴特、斯大林与希特勒完全一致。他们只是在“谁才是精英”这个方面意见不一。

自由主义无法接受这个解决方案。他们不相信少数人——即使他们是真正的人类精英——能够持久地使大多数人闭嘴。他们不相信可以通过胁迫和镇压来拯救人类。他们预见到，独裁统治必然导致无休止的冲突、战争和革命。稳定的政府需要被统治者的自愿认可。专政——即使仁慈君主的专政——也不会带来持久和平与繁荣。

如果人们无法认识到什么才最有利于他们的福祉，那么就没有任何可行的补救方法。自由主义之所以无法落到实处，是因为大多数人仍然太过蒙昧，无法领会它的意涵。在老自由主义者的推理中，存在着一种心理学上的错误。他们既高估了普通人的智识能力，又高估了精英让不那么有见识的同胞转向健全合理观念的能力。

II

当今国际问题的根本议题可以概括如下：

（1）持久和平只有在完美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才可能实现，迄今为止，人类尚未在任何地方完全尝试和彻底实践过资本主义。在无阻碍的市场经济的“杰斐逊世界”中，政府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暴力和欺诈之侵犯。法律、行政机构和法院同等对待本地人与外国人。不可能发生国际冲突：因为不存在引发战争的经济原因。

（2）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劳动生产力趋于相同，从而使全世界的工资率也趋于相同。如果人口相对过剩国家的工人试图以移民壁垒维系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人口过剩地区工人的利益。（而且，从长期来看，他们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3）政府对实业的干预和工会主义政策联手提高国内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国内工业的竞争力。因此，如果没有辅以移民壁垒、对国内生产的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出口产业的垄断，即使从短期来看，这些干预政策也无法实现其目的。由于对外贸的任何依赖都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控制国内实业的权力，干预主义必然以闭关自守为目标。 

（4）当社会主义的运作没有达到世界性规模时，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依赖海外进口，并因此仍然必须为市场销售而生产，那它就是不完美的。无论它不得不购进和售出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重要。社会主义也必须以闭关自守为目标。

（5）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意味着歧视外国劳工和资本。它们不仅降低了人类的生产力，从而降低了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而且也造成了国际冲突。

（6）有些缺乏足够自然资源的国家，无法以本国资源让本国人民吃饱穿暖。这些国家必须通过征服才能寻求自给自足。对他们来说，好战和贪图侵略是他们坚持国家控制主义原则的产物。

（7）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阻碍了人们对其本国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它就伤害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自然资源丰饶的国家的经济落后，伤害了所有那些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改善自身处境的人们。

（8）国家控制主义的目标是国内收入平等。但是，另一方面，它导致历史形成的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不平等会持续存在。那些将某国大众推向收入平等政策的考虑，同样会驱使人口相对过剩国家的人民趋向针对人口相对不足国家采取侵略性政策。他们不会只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对占领自然条件更优越的地区不曾那么上心，而一直忍受相对贫困的处境。“进步主义者”在国内事务上断言，对穷人来说，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只是一场骗局，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收入平等。“资源贫瘠”国家的发言人在国际关系事务上，用的也是这一套说辞。在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眼中，只应该考虑一种自由：Nahrungsfreiheit（免于进口食物的自由），也就是说，要让他们国家能够在本国境内生产足以满足本国人民享受其他最有利条件国家之生活水平所需的所有食物和原料。这就是他们的自由与平等观。他们称自己为革命者，他们是在为捍卫本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与诸多获得既得利益的反动国家而战。

（9）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也能消除人口相对过剩与相对不足国家公民之间历史上形成的不平等。然而，那些挫败了老自由主义者清除阻碍劳动力、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力量，同样会强烈反对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世界性管理。人口相对不足地区的劳工不可能情愿放弃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工人不可能接受一个在很长的过渡期内会降低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并让仅仅让自然条件不利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政策。西方国家的工人指望社会主义能够立刻提升他们的福祉。他们会强烈地反对任何建立实行民主制度的世界政府的计划，在这个制度中，面对没有天赋自然优势的绝大多数民族，他们的选票必将寡不敌众。

（10）联邦政府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才能运作。如果没有贸易壁垒将各加盟国区隔开来，国家控制主义会依赖于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化政府。因此，目前的世界联邦计划，或者仅只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联邦计划都是幻想。如果人民拒绝放弃国家控制主义，那么，除了将所有权力将所有权力交给一个统一的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或统一的超国家的民主国家联盟之外，他们将无法逃脱经济民族主义的诅咒。但是，不幸的是，强大的压力集团的既得利益者反对这种放弃国家主权的做法。

沉溺于遐想是没有用的。政府对实业的控制导致了冲突，这些冲突无法和平解决。阻止手无寸铁的人和商品越境是很容易的；阻止军队尝试这么去干就困难得多。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国家控制主义者有能力无视经济学家的警告，或者让他们闭嘴。但是，他们无法无视大炮的轰鸣和炸弹的爆炸声，无法让大炮和炸弹闭嘴。

全能政府的所有拥护者的滔滔雄辩，都无法推翻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一种制度有助于实现持久和平，那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政府控制导致了经济民族主义，从而制造了冲突。

III

许多人安慰自己说：“战争一直都存在。未来也会有战争和革命。自由主义之梦是虚幻的。但是，没有理由惊慌。尽管存在着持续的争斗，过去，人类也一直相处得很好。在不如自由主义者描述的乌托邦那么完美的处境下，人类社会也会相当繁荣。在尼禄或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下，很多人很幸福；在蛮族入侵和三十年战争的年月，很多人很幸福。生活依然会继续；人们会结婚生子、会如常劳作、会庆祝节日。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毕生身处窘境，并未能阻止他们的创作。现在与未来的政治问题，都不会阻碍下一代人完成伟大的事业。”

然后，这种想法有一个谬误。人类不能随意地从较高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繁荣阶段重返较低的阶段。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现在地球人口比资本主义纪元前夜要多得多，生活水平也高得多。我们的文明建基于国际分工。它无法存活于闭关自守的世界。美国和加拿大遭受的损失或许会比其他国家少，但即使对它们来说，经济隔绝也会导致繁荣程度大幅下降。欧洲，无论它自己是联合还是分裂，在各国经济自给自足的世界中，都注定要灭亡。

此外，我们不得不考虑持续备战的重负，持续备战是这种经济体系的要求。例如，为了能击退亚洲人的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必须转变成军事营地。他们的全部人口——不到1千万——几乎不可能成为一支强大到足以捍卫他们的海岸线，直至其他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援军靠岸的军队。他们不得不采用仿自旧奥地利军事边界（Militärgrenze）体系和旧美国边疆政策，还要适应复杂得多的现代工业化条件的制度。但是，那些英勇地击退了土耳其，捍卫了哈布斯堡帝国，从而保卫了欧洲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是农民，他们在自己的家园中经济上自给自足。美国的边疆拓荒者也是如此。当他们不得不警戒边境，而不是耕地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小型的灾难；他们不在家时，他们的妻儿要照看农地。工业化社区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运作。

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只要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好防御准备，就意味着沉重的负担。不只是经济，道德和政治状况都会受到影响。军国主义将会取代民主；无论在哪里，军事纪律必须至高无上的话，公民自由就会消失。

上个世纪的繁荣是以资本积累的稳步和快速进步为条件的。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走上了资本消耗和资本流失的老路。其他国家也会紧随其后。这会导致分裂和贫困化。

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西方还没有体验过劳动分工的倒退，或可用资本减少的后果。我们所有的想象力都不足以想象未来的图景。

这场灾难主要会影响欧洲。如果国际分工瓦解，欧洲只能养活目前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生活标准还会低得多。被正确理解的日常经验，会教育欧洲人说，他们的政策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他们会吸取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