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老贾的直播，这周已经进行到第6期。每周聊一聊读书遇到的问题，不知不觉已经一个多月了。
老贾是个认真的阅读者，也是一个很好的聊天对象，他提出的问题我都需要认真思考准备一下。
他对我的回答，也能够迅速抓住重点，进一步梳理自己的思路，这很难得。昨天聊知识产权的话题，他基本上也是第一次挑战自己的原有思维，我提出的几个关键点，他都能准确 get 到。昨天一开始，关于知识产权话题，我就做了一些铺垫，说这个话题很容易引起争议，结果果不其然，直播过程中有朋友直接愤而取关。一言不合就取关，这倒是很常见，不过直播还是要继续，下周五晚七点，我们继续在直播间来一场轻松的聊天读书会，将会是第7期。今晚老贾又发来两张图片，跟我讨论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的一段历史。我跟他做了简短的交流，这里重新梳理分享一下。
聊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本书，米塞斯的《理论与历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还没有在大陆翻译出版，但这本书的价值不容忽视。
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区分理论和历史，理论和历史是不一样的，理论并不是简单地从历史数据中总结提炼的，历史也不是简单的史料对齐。
相反，往往是先有理论，然后才会有选择性地去使用历史数据。也就是，认识历史的过程，是一个用理论去看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从历史中总结规律。
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没有善恶观念之分，那么他看到一个小偷偷东西，他未必会觉得是坏事。只有这个人先有了善恶是非的观念，他才会对一个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
对于经济学也是如此，当你有了产权意识，知道了价格理论，知道了管制的危害，等等吧，只有你从理论上厘清了这些问题，再去看历史，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会得到不一样的历史观。
老贾分享的两页书，是建国初期关于上海经济保卫战的一段历史，其中涉及到三个历史人物，陈毅、陈云和顾准。
其中重点讲述了上海经济保卫战的三大战役，银圆大战、纱布大战和粮食大战。
从正史的角度看，史书把这个叫作稳定物价，“使经济回到正轨上”，觉得这是经济战役的伟大胜利。但是从经济学和产权的角度来看，这其中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对产权的侵犯，有对契约和市场规律的不尊重。中国后来走了一段计划经济的道路，跟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定位也有一定关系。我摘抄几段书上的原文，同样一段历史，不一样的理论观念，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解读。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所有的银圆炒卖活动顿时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对上海来说，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意味着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将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关于纱布大战：
数招并下，投机商两面挨打，资金和心理防线同时崩塌，顿时溃不成军，不得不派出代表要求政府买回他们吃进的纱布，两陈乘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经过这番交手，上海的商人元气大伤，有人血本无归，有人因应付不了“日拆”而跳楼自杀，有人远遁香港。
关于粮食大战：
正月初五一到，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
老贾问我，这是不是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政府治理，算不算是政府与游资之间的“商战”？
我说，凯恩斯主张是政府花钱刺激经济，但也没有主张这么个搞法。这也不算是什么“商战”，属于是举全国之力对民间资本的碾压。碾压的结果便是，资本家背负了历史的骂名，有的人载入了历史的史册，成为英雄。这恰恰是历史的吊诡之处。顾准是当时上海财税局局长，他非常聪明，又是会计行业的高材生，所以管理财税这点问题，在他看来重要的就是严征严管。所以他的指导思想或者目标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而他采取了重要的“三大试验”，第一是重建征税制度，实行“轻税重罚”，并借鉴苏联经验，设计了财税专管员，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这套税务专员制度至今仍在沿用。顾准的第二个试验，是重构上海的产供销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从1949年10月起，中财委就着手建立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简单来说，这就是垄断国企的雏形。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私人企业均不得从事流通业，违反者被视为“投机倒把”。而“投机倒把”作为一项刑事罪名，直到1997年才从刑法中摘除。顾准的第三项试验，是驱赶所有的外资公司。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冬至1951年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
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看得出，当时的顾准，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充满热情和自豪的。而需要知道的是，把这些外企外资赶走之后，再次把他们请回来，来华投资，那可就是三十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事了。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对顾准这类错误的纠正，只是这个纠错的事件跨度，长达三十年。而今天，我们仍然在坚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减税和放权。至少，我们是这么说的。这一来一回，历史好像不经意间开了一个玩笑，却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书上有句话比较刺眼，“对投机商人的清算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众所周知，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超发，这才给了投机商人以机会。投机商人是价格的发现者，是信号的传递者。因为价格高，因为传递了不好的消息，就把信使给杀了，大概就相当于是因为嫌天气热，就把温度计给砸了一样，这对于改变天气（经济）来说，都无济于事。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价格高也不是什么坏事，没有那么可怕，涨价才会刺激供给，摁住价格才会出问题。物价重要的其实不是稳定，重要的是产权人自己的决定权。保护产权更重要，而不是稳定物价。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的意思是，对产权有充分的预期和信心。物价打压下去了，破坏了人们对产权的信心，实际上并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这个道理今天如此，昨天和明天同样如此，这就是理论的先验性，不因时间地点，也不因具体的人或物而改变。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对这句话是有怀疑的。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撑，历史恐怕就是用来骗人的小姑娘。感谢老贾的提问，我跟老贾的聊天读书会，下周五继续，欢迎点击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