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对了什么？
文 风灵
一
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要解释中国四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必须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但答案并不是太复杂。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涉及方方面面，经济上最有成效的却只有一条，那就是重视投资，特别是重视海外资本的直接投资。
有人认为，中国奇迹来自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同样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在投资环境未得到改善之前，没有足够的资本与这些劳动力相结合，廉价劳动的优势就无从发挥。
有人强调，县域竞争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动力。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竞争主要是吸引投资的竞争。改革开放初期，各地都竞相提出各种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如免费提供土地，减免税收，还授予投资者各种荣誉，等等。招商引资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绩。后来，这种竞争转向打造综合性的营商环境，如各地大力建设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完善配套政策，创建文明城市、国际大都市等。
对于缺乏资本的后发国家而言，资本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宣扬。如他所说：“要使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一样繁荣，唯一缺少的只是一样东西：资本——当然还有在市场规则而不是政府规则下使用资本的自由。那些国家必须积累国内资本，而且也必须让国际资本流入本国成为可能。”
中国恰恰做到了这点，虽然谈不上完美，而且地域差距明显，但至少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大体上做到了想方设法吸引投资，并给予资本以足够的自由。
二
资本首先带来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道理很简单，在单位时间内，一名工人采用先进的机器所生产的产品比手工劳动或使用老式工具要多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孔雀东南飞》里写道：“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一匹布相当于40尺，五匹布是200尺，用老式的织布机三天能织出200尺布，这已经很不简单了。但如果使用现代技术织布，不过是片刻之间的事，而且产品质量会大大提高，花色品种也会丰富得多。
其次，资本可以迅速扩张产业，短时间内就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记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一些新兴的有特色的餐馆都是藏在街巷深处，店堂狭窄，独家经营，别无分店。但现在，只要有一个稍好的项目，瞬间就会在全国铺开大大小小的连锁店，或至少是装修得富丽堂皇的高门大院。这都是资本投入的结果。而如果没有外部资本，从白手起家的小店发展到全国连锁，即使一切顺利，也可能需要几年乃至几十年。
第三，资本可以投入研发创新，广告宣传，以及周边配套的建设，相应的，这又会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以上只是显而易见的几点，其实还可以列举很多。总之，只要有充分的投资，就可以让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在短期内就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三
在此我们还没有区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而只是泛泛而谈资本的好处。但中国吸引投资主要是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资企业。海外资本不但要进行投资，还要直接举办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国际直接投资除了会带来资本外，还至少有特别重要的两点：
第一，国际直接投资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投资的领域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也就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中国由此而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这既避免了投资的浪费，又指明了中国产业发展的方向。正是因为有外资企业的带动作用，后来大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纷起效之，中国才成为了制造业大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现在，对外贸易仍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块基石，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突破30万亿人民币，仅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就高达近4000亿美元。而如果中国闭门造车，自行决定产业发展方向，如当初的大炼钢铁，或坚持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导向，往往都会以失败告终。
第二，国际直接投资还带来了新技术、新信息、新的管理方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一点很早就被提出来，并作为引进国际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且，海外投资来源不同，经营管理的风格不同，中国在学习借鉴时，正好可以比较鉴别，择其善者而从之。早期，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日韩港台等地擅长的就是投资经营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中国影响匪浅。近些年来，中国向高科技产业升级转型，则更多地向美国的科技巨头汲取经验。
国际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十分重要的资本来源，现在占比虽然下降，但仍有四两拔千斤之效，对中国的产业结构、消费习惯乃至社会面貌都有持续且深入的影响。比如在一线或新一线城市的SHOPPING MALL去走走，和美日香港等地也没有太大不同，都是被各种国际品牌所包围。
四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开放促改革。其实，更确切地说，改革是服务于开放，服务于吸引资本。实践中最有效的改革措施都是那些能便利投资，便利资本与其他劳动要素结合的措施。
资本需要与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发挥效用，这就需要有可以自由雇佣的劳动力和自由流转的土地。中国虽然没有废除户籍制度，但允许农民脱离土地，外出打工，由此产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释放出数亿劳动力进入市场；解除外资和民营企业雇工的限制，不再将雇佣劳动视为剥削；中国土地不能为私人所有，但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变通方式，设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让土地进入市场流转；打破单位用人的铁饭碗制度，鼓励自由择业、创业，也就是鼓励人们发扬企业家才能，“当老板”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尚。
而中国除了缺资本以外，其他条件都相当出色。
劳动人民普遍勤劳肯干，只要能挣到钱改善生活，不怕苦不怕累，加班加点更不在话下。而且勤俭节约，储蓄率非常高，储蓄又转为了资本进一步扩大了投资。并不是每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比如我亲身经历，东南亚国家，即使像印尼这样贫穷的国家，当地人都比较懒散。而据说非洲等国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的择业范围，也就是人为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使得中国低端劳动力长期保持了较为充足的供给。而在其他国家，没有户籍制度，可以自由迁徙，经济发展后，低端劳动力便陷入短缺。在美国纽约，送一份外卖要十几美元，如果天气恶劣，还要另加小费，折合成人民币，是中国外卖员酬金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而外卖员已经算是中国低端劳动里报酬较高的行业了。此外，中国虽然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并没有强大的工会，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也是非常有吸引力之处。近几年许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危机，但实际上，如果不是户籍制度的话，中国可能早就出现了严重的低端劳动力短缺了。
需要声明的是，本文主要是探讨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尽量不涉及价值判断，更不代表作者本人赞同户籍等制度。
中国人普遍比较实际，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唯利是图。绝大多数人都时刻睁大了眼睛，希望抓住任何发财的机会。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不是好事另当别论，但对于发展经济而言，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意味着敢为人先，这不是说做生意的人多么勇敢，而是说他赚钱的欲望很强烈，为此愿意承担风险；企业家精神意味着不拘一格，以利润为导向，没有太多顾忌，各种商业模式都能开发出来；企业家精神意味着积极学习，在国内外某个地方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很快就有人引入、模仿和改进；企业家精神意味着关注消费者需求，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到，只有想不到，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办不到的事。
至于土地，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土地往往会以非常优惠的条件提供给投资者，而且对土地的使用限制较少，很多在国外不能进行的项目，中国都乐于引进。环保主义者也请暂时不要抬杠，我只是陈述事实，而不是赞同或认为这是可取的方式。
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后，中国市场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吸引投资的因素。中国贫富差距大，但人口基数也大，就算只服务于1%的富人，也有1300万人口，如果是5%，则有6500万人口，超过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全国总人口。
总而言之，中国不缺人，不缺地，不缺企业家精神，不缺市场，缺的只是钱，也就是资本。在此情况下，大力招商引资，就是抓住了最关键的一点，中国经济腾飞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还有一点，中国内地的海外投资很大部分来自港台地区，而港台地区与内地除了政治制度外，基本不存在隔阂，企业管理制度、营销模式可以照搬，上游供应链，下游销售网络都可以无缝衔接。与香港毗邻的深圳及珠三角所增加的地理（运输）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其他要素的价格却低廉得多，珠三角因此发展得最快最早。
五
重视投资，特别是海外资本的直接投资，这看起来非常简单，真的就是中国奇迹的密码吗？
我们来看看其他经济体的例子。
正面的例子是二战以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经济体的政治制度不同，有的是战败国，有的是殖民地或前殖民地，有的是新独立的国家，文化背景不同，经济政策也有差异，但共同特点是对投资特别是西方投资持开放态度，仅此一点就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过，在迈入高收入行列后，资本便转而寻求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方，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便发生了产业转移。
最近的例子是越南。越南仿效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同样是在没有发生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情况下，经济持续迅速发展。除了近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外，2002年以来，越南的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6%左右。
反面的例子是印度和拉美。印度与中国的自然禀赋有很多相似之处，在80年代初，两国的人口、GDP总量、人均GDP和增长率都处于同一水平。不同之处仅仅在于，1978年以前，中国和印度对资本都保持排斥态度，但随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改变了对资本的态度。直到八十年代末，弗里德曼考察印度拍摄《自由选择》系列片的时候，印度的经济仍处于非常封闭的状态。古老的村庄仍然使用着和莫卧儿帝国时代差不多的手摇纺车，辛苦劳动的产品却价高质次。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印度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严加限制。九十年代以后，印度逐渐走上了市场化改革之路，对外国投资的管制也逐步放松，但相比中国，印度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仍然较多，对引进资本也不够积极。到2021年，印度人均资本量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
下图是印度和中国外国直接投资额（FDI）的对比，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
由图中可见，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虽然也有明显增长，但每年仍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结合前面谈到的资本的作用，可以看出，这正是中印经济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拉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受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影响，没收和限制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衰退。经历了失业率持续增长、个人收入减少、金融动荡、资本流失、低储蓄率和高通胀率。巴西和阿根廷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每年通货膨胀高达几千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下降了30%。而墨西哥则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无法偿还欧美银行的贷款，国内资本枯竭。来自国际机构的报告显示，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无奈之下，拉美不得不放弃了极端的民族主义，但对外资仍然不够友好，这使得它们的经济发展仍然面对诸多困难。
六
中国国内的产业差异和地域差异也可以用资本来解释。
中国的改革起源于农村的承包责任制。但是，承包责任制只是优化了原有的生产要素，而没有引入外来资本，这使得农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迄今为止，由于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并没有资本化市场化，极大地妨碍了农业投资。虽然农业和粮食安全一直备受重视，政府也制定了许多发展农业的促进政策，但投资不畅仍然农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又比如东北塌陷的问题。东北是传统的重工业基地，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良好，但“投资不过山海关”，不能吸引足够的投资，这些优势就难以发挥了。推而广之，北方许多地方的经济问题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点。
而另一方面，投资比较自由管制较少的行业，比如数码产品和电子商务，吸引了天量的资本投入，发展极为迅猛，各种创新令人目不暇接，短短数年间就翻天覆地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其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食品安全，等等，就投资而言，不少行业至今尚不能自由投资，比如医疗和教育，这是看病难，上学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即使存在这些问题，总体而言，中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地区，仍然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吸引了大量投资。我们已经反复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这正是中国做对了什么的最重要答案。
七
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突破110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万元人民币，按年均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
GDP的增加，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资本重要性的下降。因为持续不断的投资，仍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快捷的方式，也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不断创新的必要前提。只不过随着国内资本的积累，海外资本的重要性将相对降低。
但是，近年来，有一些不利于投资的因素正在浮现。
一是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和劳动力的短缺。社保等成本上升过快，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日益明显，使得这一趋势几乎不可避免（虽然如前面分析，其实靠户籍制度等已经延缓了多年）。我在日本实地访问发现，日本经济最大问题就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化，即使大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也无法弥补。而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不久就会超过日本，届时资本将会寻求劳动力更加丰富便宜的地方投资。
二是近年来朝野对资本态度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不便深谈，其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评估。不过，虽然存在某些制度性歧视和突发事件，也时不时有局部抵制，但尚无大规模国有化和征收之虞，因此对已有的投资影响有限（落地生根的直接投资也具有相当的粘性）。所谓的产业链转移主要不是已有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的撤出（很多投资都已是沉没成本），我们要注意的是新投资的动向。抛开劳动力因素不说，中国还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发达的基础设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广阔的市场，很难有经济体能在短期内成为对中国具有实质威胁的投资替代国，但即使如此，也并不能高枕无忧。世界历史上，不乏富国返贫的例子，津巴布韦、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南非……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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