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信：一个民粹君王的泰国悲歌

所有这些政策，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它们，都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再分配”。

它们，是把从城市的、中产的、更富裕的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直接地，或者间接地，转移给了那些，农村的、贫穷的、在选票上占有多数的“草根”阶层。

这，就是“他信经济学”的全部秘密。

它，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

它，是一套极其精准、也极其有效的“选票购买”策略。

今天，当我来重新“复盘”我这些“得意之作”时，我看到的，不再是“光辉的政绩”。

我看到的，是一剂剂，包裹着糖衣的、慢性的**“经济毒药”**。

我们先来看那个“30泰铢医疗计划”。

它，听起来，是不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它，似乎解决了一个最天经地义的“公平”问题——“看病贵”。

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经济学逻辑，来推演一下，它，必然会带来什么？

当“看病”这个服务的价格，被人为地，从一个市场决定的价格，强制性地，压低到几乎为“零”时：

一边，是无限膨胀的需求。
另一边，是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供给。

结果，是什么？
是无休无止的“排队”。
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普遍下降。
是优秀医疗资源的“隐形流失”。

最终，那些本想被这个政策“帮助”的穷人，他们，可能只是用“排几个月长队，看一个心不在焉的医生，开一点最便宜的药”这种“劣质的、名义上的医疗”，取代了他们本来，或许可以通过市场和私人慈善，获得的，更及时、也更人性化的医疗。

这，就是“价格管制”，这个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经典工具，所必然带来的，事与愿违的悲剧。

我，用一个看似“善意”的政策，实际上，却系统性地，摧毁了泰国的医疗市场，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医疗服务总水平。

我们再来看那个“乡村基金”和“债务延期”。

它们，同样，看起来，是在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农民。

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什么？

它们，是用非商业的、政治的标准，去取代市场的、信用的标准，来进行资本的分配。

在一个正常的金融市场里，一笔贷款，能否被发放，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银行，对这个借款人的“信用”和“项目盈利能力”的评估。

这是一个基于风险和回报的，商业决策。

但是，我的“乡村基金”，它，是无差别地，发放到每一个村庄。

我的“债务延期”，它，更是直接地，破坏了“契约”的神圣性。

这，会带来什么？

我，以“扶贫”之名，实际上，却是在系统性地，消耗我们国家本就稀缺的资本，是在摧毁我们商业社会最宝贵的“信用基石”。

这就是“他信经济学”的真相。

它，是一场用“未来的贫困”，去换取“当下的选票”的，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

它，系统性地，抬高了整个泰国民众的时间偏好率，让我们，集体地，变得越来越短视。

红衫军与黄衫军的真正分野

我的这些“民粹”政策，为我，赢得了农村和底层民众，那近乎“神一般”的崇拜。

他们，把我，看作是几百年来，第一个，真正关心他们疾苦的“领袖”。

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激起了另一部分人，同样是“神”一般的憎恨。

这些人，就是曼谷的城市中产阶级、传统的官僚精英、以及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穿上黄色的衣服，走上街头，指责我“腐败”、“滥用权力”、“不敬泰王”。

而我的支持者们，则穿上红色的衣服，从农村，涌入曼谷，誓死捍卫他们心中的“民选总理”。

于是，泰国，陷入了一场长达十几年，至今仍未结束的，“颜色对决”——红衫军与黄衫军的，残酷的街头政治。

全世界的观察家，都在试图，为这场冲突，贴上各种“主义”的标签。
有人说，这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有人说，这是“平民”与“精英”的阶级斗争。

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所有这些标签，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这场看似混乱的、充满了泰国特色的政治纷争，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刻、也更具普遍性的“思想分野”。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场内部战争。

你发现了吗？
这，根本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战争。

这，是两种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为了争夺“国家”这个“再分配机器”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内部火并。

我，想用这台机器，去“均贫富”，去打破旧的利益格局。

他们，想用这台机器，去“维稳”，去巩固旧的利益格局。

我们，都在试图，用非契约的、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去取代和平的、自愿的“市场过程”。

我们，都在侵犯产权。
我们，都在系统性地，抬高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率。
我们，都是那个“反文明进程”的，加速器。

我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
我们，想把从生产者那里，掠夺来的财富，分给“不同的人群”。

这，就是泰国政治悲剧，最深刻的根源。

它，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太资本主义”了。

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从始至终，都从未真正地，拥抱过那个，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

我们，只是在两种不同的“奴役之路”之间，来回地摇摆和撕扯。

现在，我已经把我那套引以为傲的“他信经济学”，剥了个精光，让你们看到了它那“选票收买”和“慢性毒药”的真实面目。

我也把那场让我的国家，血流成河的“红黄对决”，给还原成了它那可悲的、两种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内战的本质。

我听到了，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看客们，又在底下交头接耳了。

你们说：“哼，他信这个家伙，现在流亡海外，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民粹’和‘社会主义’。他自己，难道就那么干净吗？他那个电信帝国，他家族的巨额财富，难道不也是靠着‘政商关系’，靠着‘特权’搞来的吗？”

问得好！问得尖锐！

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的“刺头”！

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彻底地，算一算这笔“总账”。

我，不会为我自己的“原罪”，做任何辩护。

恰恰相反，我，要用我自己的故事，来为你们，揭示一个更深层、也更令人绝望的真相。

这个真相就是：

在一个“产权”本身，就如同流沙一般，脆弱而不确定的国度里，任何一个所谓的“企业家”，最终，都无法摆脱沦为“寻租者”的宿命。

我，他信，这个曾经的“电信大亨”，恰恰就是这个悲剧，最完美的“男主角”。

我的发家史，就是一部，在“看得见的拳头”阴影之下，一个“企业家精神”被扭曲和异化的，生动的教科书。

这，将是一次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困境的，最痛彻心扉的根源性反思。

我的“原罪”

让我先带你们，回到我创业的那个年代。

那时的泰国，电信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市场”。

它，是一个由国家，和与国家权力关系密切的少数几家公司，所彻底垄断的“禁脔”。

你，一个像我这样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想进入这个行业？

门都没有。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特许经营权”。

你需要那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政府官僚，点头，盖章，把一块“地盘”，赏赐给你。

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一个企业家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不是去琢磨，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便宜的通讯服务。

而是，去琢磨，如何“搞定”那个，能给你发牌照的“人”。

你，必须把你的大部分精力、才华和资源，都投入到那场，无休无止的政治寻租的游戏之中。

你去建立人脉，你去疏通关系，你去向权力者，输送各种形式的“利益”。

这，就是我的“原罪”。

我承认，我，和他信家族，我们之所以能建立起那个庞大的“电信帝国”，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纯粹的、自由的市场上，通过干干净净的竞争，赢来的。

我，也是那套“特权”体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但是，你们在指责我之前，先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是谁，创造了这套，逼良为娼的“游戏规则”？

是国家。

是那个，从一开始，就用“看得见的拳头”，而不是“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秩序的，那个强制性的垄断者。

在一个产权，不是源于“先占”和“契约”，而是源于“权力的授予”的国度里：

企业家精神，必然会被扭曲。 创新的目的，不再是服务消费者，而是为了迎合掌权者的偏好，为了获得一张“特许经营”的门票。

腐败，必然会成为一种“生存必需品”。 

因为，当你的身家性命，都悬于官僚的一念之间时，“贿赂”，就成了你购买“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最理性的“保险”支出。

我，他信，和泰国所有那些所谓的“商业巨头”，我们，都只是这套“扭曲”的游戏规则之下，最成功的“玩家”而已。

我们，不是“天使”。

制造出这个，让“天使”也无法生存，只能与“魔鬼”共舞的“地狱”的，又是谁呢？

国王的“影子”与军人的“长靴”

要理解，为什么泰国，会陷入这样一个“产权不彰、寻租横行”的困境，我们，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

我们，必须去审视，那个长期以来，笼罩在我们这个国家上空的，两个巨大的“影子”。

第一个影子，是国王。

在你们西方人看来，泰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国王，只是一个象征。

这是何等天真的看法！

在泰国，国王，尤其是像普密蓬先王那样的“发展型君主”，他，不仅仅是一个“象征”。

通过他所掌控的“皇家资产管理局”，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也是最特殊的“资本家”。

这个机构，它控制着泰国大量的土地、银行和核心企业的股份。

它，享受着各种法律上的“特权”——比如，免税。

它的运作，又是不透明的，是不受议会监督的。

在一个国家里，当一个“参与者”，同时，又拥有着超越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权”时，你，还能指望，这里会有真正的“公平竞争”吗？

第二个，也是更直接的影子，是军队。

泰国，有一个极其独特的“政治传统”——军事政变。

在过去的近一百年里，我的国家，平均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

军人，就像一群“周期性”的“抢劫犯”。他们，可以随时，用他们手中的枪，来推翻政府，撕毁现有的法律，重新“洗牌”整个国家的利益格局。

当“枪杆子”，可以随时，压倒“法律”和“契约”时，会发生什么？

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率，会被系统性地，推向一个极高的高位。

因为，未来，是极其不确定的。

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敢做长期的投资吗？

你辛辛苦苦，花十年时间，建一个工厂。可能，工厂还没开工，一场政变，就让你的所有投资，都化为乌有。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敢进行长期的储蓄和规划吗？

你省吃俭用，存了一辈子的钱。可能，一场政治动荡，就让你的货币，变成废纸。

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最理性的生存策略，是什么？

这，就是泰国经济，长期以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我们，看似拥有一个现代化的、市场化的经济外壳。

但它的内核，却依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由“权力”而非“产权”所主导的“封建”秩序。

我，他信，当年所推行的那些“民粹”政策，它，之所以能在农村，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其根源，恰恰在于，它，完美地，契合了这种，由长期的“不确定性”所塑造的，“高时间偏好”的社会文化。

我，没有去尝试，那个最艰难的、也是唯一正确的任务——也就是，去建立一个真正稳固的、保护所有人私有财产的“法治”基础。

因为，那，太慢了。
那，会触动，太多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我，选择了一条捷径。
我，直接，用政府的钱，去满足人们，对“当下”的渴望。

我，用“短期”的甜头，赢得了选票。
但代价，是让我的国家，在那个“高时间偏好”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我，为什么会失败？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理解，我，他信，最终的“失败”，其背后的必然性了。

我的崛起，挑战了那个，由“王室-军队-官僚”所构成的，传统的“保守主义”统治联盟。

我，用一种更现代、更高效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再分配方式，直接，从他们的手中，夺走了“大众”的支持。

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而当我，试图用我手中的“民选权力”，去触碰和改造，那个“深层国家”的根基时——比如，我试图改革军队，我试图影响王室的继承。

他们的反击，也同样，是必然的。

最终，他们，动用了他们手中，那个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武器——军事政变。

2006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把我和我的家族，所代表的那个“新兴的政治力量”，给彻底地，清除了出去。

泰国，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历史循环”之中。

我的故事，是一个“改革者”的悲剧。

我所推行的那些“民粹”政策，又在不断地，消耗着这个国家本就稀缺的资本，败坏着它的商业伦理，让一个真正基于“生产”和“创造”的繁荣，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商界、精英阶层、中产阶级，一样也加入了反对我的队伍。

因为我的治下，泰国经济半死不活，早已失去了当年突飞猛进的势头。

亚洲四小虎之一，变成了长期慢速发展的停滞之地。

我，像一个在流沙上，建造大厦的人。
我建得越高，越快。
最终，也必然，陷得越深，越彻底。

一曲献给“转型国家”的哀歌

好了，我，他信，这场漫长的“死后忏悔”，终于要结束了。

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我整个国家的痛苦，为你们，这些生活在看似更“稳定”的世界里的人，讲述了一个，关于“转型”的寓言。

这个寓言，不仅仅是关于泰国的。

它，是关于所有那些，试图从一个“前现代”的、由“权力”主导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的、由“市场”主导的社会，却最终，卡在了半路上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的哀歌。

我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拥有高楼大厦，不是拥有民主选举，甚至，不是拥有一个“会搞经济”的“CEO总理”。

真正的“现代化”，只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标志：

那就是，一个国家，能否建立起一套，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一个，能够约束“权力”，尤其是，能够约束那个“最强大的权力”（无论是国王、军队，还是民选政府、包括无数要求福利的选民）的，稳定的“法治”秩序。

没有这个地基，所有建立在其上的，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民主政治”，都将是脆弱的，是随时可能，坍塌的。

而要建立这个“地基”，需要的，不是一个像我这样，急于求成的“政治强人”。
它，需要的是一场更深刻、也更艰难的，“观念革命”。

它需要，一个社会的精英，和大众，都能够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去理解和信奉，那个最古老，也最朴素的自由主义智慧：

一个社会的繁荣，不来自于“分配”的巧妙。
它，只来自于“生产”的自由。

而生产的自由，其唯一的保障，就是财产的自由。

这，是我，他信·西那瓦，这个失败的“民粹君王”，用我一生的起落，和整个国家的动荡，所换来的，最沉痛，也最宝贵的教训。

我，把它献给，所有那些，依然在这条艰难的“转型之路”上，苦苦求索的，人们。

愿你们，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