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最懂市场经济的人？

谁是中国最懂市场经济的人？

这个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答案：有人说是手握政策画笔的公务员，有人说是破解技术难题的知识分子，有人说是坚守生产线的工人，尤其是体制内曾撑起工业骨架的产业工人。也有人说是金融街里捧着咖啡指点江山的分析师，或者直播间里唾沫横飞讲“底层逻辑”的博主。

但我要给你的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以及从土地中走出的农民工。

先别急着反驳，也别忙着翻白眼，花十分钟听我把话说完，或许你会重新认识这群被低估的人。

教科书里的企业家精神被包装得高不可攀，但我们把它拆解，核心逃不出三句话：精准预判趋势、果断决策下注、坦然承担后果。

这三条标准往农民身上一套，竟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每年正月里，寒风还没褪尽，田埂上就多了些蹲坐的身影。烟袋锅里的火星在冷空气中明灭，嘴里呼出的白气模糊了眉眼，可他们的脑子却在高速运转，上演着最接地气的“期货博弈”。

东北的老张会扒拉着冻得硬邦邦的土块琢磨：“去年玉米一斤卖到一块三，村西头老李、老王都说明年要扩种，要是赶上丰收年，价指定得跌；可大豆虽然今年价平，但县里刚贴了通知，每亩补贴能多一百二，就是咱这洼地去年汛期淹了三亩，真要种大豆，得先把排水沟挖深三尺才保险。”

河南的王婶则翻着泛黄的老账本，上面记着近十年的收成年景和粮价：“2020年雨水勤，花生烂在地里一半；2022年大旱，芝麻减产三成。今年看节气，春寒来得晚，或许种棉花能有好收成，就是育苗时得搭棚，多花两百块成本。”没有精密的大数据分析，没有券商出具的专业研报，支撑他们判断的，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摸爬滚打攒下的经验，是对节气、土壤、气候的直觉洞察，更是一家老小的生计重量。

一旦拿定主意，这场“投资”就没有回头路。春分前后，他们揣着卖粮攒下的几万块血汗钱，去镇上的农资店买种子、备化肥——要挑抗病性强、口感好的玉米种，得选含氮量高的复合肥，每一样都要货比三家，比城里人选家电还较真。种子播进地里，还要雇人浇地、除草，碰上病虫害，半夜打着手电筒去地里查看，背着喷雾器一趟趟喷洒农药，浑身沾满泥点和药味也毫不在意。

这不是“小额投资”，而是全家生计的“全仓投入”；若是遇上旱涝冰雹等天灾，看着地里枯黄的庄稼，他们连哭的功夫都没有，得赶紧盘算着补种速生蔬菜，能挽回一点是一点。去年山东的李大叔就遭了灾，一场倒春寒冻坏了他的樱桃树，眼看一年的指望要泡汤，他连夜联系收购商，把没挂果的树枝砍了卖去做菌棒，又在果园里套种了西瓜，硬生生把损失补回了一半。输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拍掉裤腿上的泥土，一句“明年再来”，就扛起了比任何商业计划书都硬核的担当——毕竟，土地不等人，生活更不等人。

输了怎么办？他们从不怨天尤人，拍掉裤腿上的泥土，一句“明年再来”，就扛起了比任何商业计划书都硬核的担当。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村口的电线杆上，总刷着这样直白的标语：“在外好好干，别偷懒，老板才愿意给你钱。”

就是这样一句大白话，把复杂的雇佣关系，翻译成了最朴素的生意经：老板是“客户”，出力气干活是“交付产品”，到手的工钱就是“货款”。这种纯粹的价值交换逻辑，被农民工们吃得透透的。

工厂经营不善倒闭了？他们从不慌神，卷起铺盖卷去劳务市场找活，跟招工的老板聊两句工时、工资，觉得合适当天就能上工。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不是“下岗失业”，而是“换个客户合作”，就像当年在集市上卖菜，这家价低就换那家卖，本质上都是用劳动换报酬。

我是一名纯纯农村走出来的农二代，家里面世代都是农民，在猫时代家里还被划为富农，爸爸和叔叔、姑姑们在村里受尽了排挤。改革开放后，脑筋活络的叔叔找我爸凑钱给他买了一辆拖拉机，帮人拉砖、运沙，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干，哪个砖厂砖好、哪个沙场便宜，他知道的一清二楚。他还和村里一起跑运输的共享信息，哪里的活一个人干不下来，他就会喊同村的一起去干，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耽误别人的时间。

我们一辈的同学，很多没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他们在东莞、深圳的玩具厂打工，后来工厂倒闭，他们没回农村，转而去了深圳的建筑工地，跟着师傅学扎钢筋，每天爬脚手架、扛钢筋，手掌磨出厚厚的茧子，却把工资从每月八百涨到了两千。

同一时期，多少捧着“铁饭碗”的国企职工面对改制手足无措，守着“单位人”的身份不愿放手，农民工们却早已用脚投票，把市场规则践行得淋漓尽致：哪里工钱高就去哪，哪里包吃包住就扎在哪，哪里能让孩子在附近上学就留在那。我一个同学的老公，2000年前后在揭阳自己东凑西借开了一个布娃娃衣料加工厂，专门为布娃娃生产各种衣物、蕾丝、花边，他带着家人、亲戚和同乡一起干。自己买机器、设计款式，自己找市场——他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只知道“大家信我，我就得让大家赚到钱”，这正是最朴素的合作共赢思维。

他们比谁都先想明白一个道理：自愿的交易必然是双赢，要是一方吃亏，这“买卖”根本做不长久。

曾有学者著书立说，言之凿凿：农民工正在遭受“资本剥削”。可农民工自己心里有本明白账：在家种地，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纯收入撑死三千块；进工厂上流水线，一个月就能挣三千三。这笔账不用旁人算，他们比谁都清楚。

于是，2.8亿农民工背起装着换洗衣物、腌菜罐子的蛇皮袋，从田间地头走进东莞、深圳、苏州的车间厂房。在旁人眼里，流水线旁的十二小时班是“血汗劳动”。

可在他们看来，那转动的机器齿轮里，藏着盖起家里小洋楼的砖瓦——安徽的陈大姐在电子厂打工五年，攒钱给儿子盖了两层小楼，外墙贴的瓷砖是她特意选的米白色，说“城里人家都贴这个，好看”；藏着孩子书包里的课本学费——贵州的刘大哥每个月发工资，先把一半寄回家给女儿交学费、报兴趣班，视频里看到女儿弹钢琴的样子，再累也觉得值；藏着老娘药盒里的降压药片——河北的赵大叔带着患高血压的母亲进城，在工厂附近租了小单间，每天下班给母亲做饭、量血压，车间里的高温补贴，刚好够母亲每个月的药费。

他们不是在“忍受剥削”，而是在主动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用汗水兑换家人的安稳生活。你抱怨加班辛苦，他们是找有加班的工厂去，他们知道加班意味着这家工厂产品销路好，挣得多；他们会笑着说：“这苦，哪有地里旱涝绝收时心里苦？”你吐槽流水线枯燥乏味，他们知道简单意味着高效、可靠，复杂意味着风险，他们会诚恳地讲：“至少这收入，比看天吃饭稳当多了。”

但凡在集市上卖过两斤青菜的人都懂一个常识：价格哪怕再低，只要是自愿交易，也比烂在手里强，就是生活的改善。这不是什么深奥的主义，而是刻在生存里的清醒。

计划经济年代，城市人手里都攥着一张“单位”的护身符，生老病死全由单位包揽，可代价是慢慢磨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成了离不开“保护伞”的“巨婴”。

农民从来没有这样的依靠，土地早就教会他们最朴素的生存法则：“地不骗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终究得靠自己。”

所以当市场经济的大门刚打开，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拎着铺盖卷就敢闯进城——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刚兴起时，不少农民放下锄头就去摆摊，从卖针头线脑开始，慢慢做成了批发商；当政策稍有放宽，他们连夜包辆车就敢去外地包地、开小厂、做电商。

山东寿光的王乐义，八十年代发现种植冬暖式大棚能让蔬菜反季节上市，不顾村里人“瞎折腾”的质疑，带头建大棚种黄瓜，第一年就赚了一万多块，比种地十年还多。后来他把技术教给全村人，带领寿光成了“中国蔬菜之乡”，如今当地农民开着小汽车去大棚干活，手机上就能接收订单、联系物流。

河南的“苹果大叔”李新安，五十岁学做电商，戴着老花镜拍短视频介绍自家果园，从一开始只会发语音，到后来能熟练直播带货，一年卖出去三十多万斤苹果，还带动周边二十多户农户一起致富。赚了是自己的本事，亏了就认栽从头再来——有人包地种草莓亏了本，就去草莓园当技术员，把失败经验变成赚钱技能；有人开小厂亏了钱，就去给别人打工学管理，攒够本钱再重新创业。

自负盈亏，愿赌服输，土地把他们的脊梁练得像弹簧，压得越低，弹得越高。

今天，当你坐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一边吐槽KPI压力山大，一边摸鱼刷手机时，请别忘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凌晨四点的东北黑土地上，有人正踩着没过脚踝的露水收割水稻，裤脚沾满泥浆，却小心翼翼地把稻谷装进麻袋，怕撒掉一粒粮食；三伏天的新疆戈壁上，有人顶着四十度的高温采摘葡萄，脸上晒得脱皮，却用剪刀轻轻剪断果柄，生怕碰伤葡萄影响卖价；直播间里，五十多岁的阿姨戴着耳机，对着手机镜头介绍家乡的猕猴桃，一遍遍地演示如何挑选、如何储存，身后的果园里，挂满了还带着绒毛的果实，那是她和老伴一年的心血。

他们可能不会用电脑做表格，不会说“用户画像”“供应链管理”这样的专业术语，却能精准判断市场需求——知道城里人喜欢有机蔬菜，就坚持不打农药；知道年轻人爱喝鲜榨果汁，就把滞销的苹果做成苹果汁罐装销售。

他们没读过熊彼特的著作，背不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样的理论，却用一季又一季的春种秋收，稳稳托住了14亿人的饭碗，也托住了中国经济的通胀底线。

中国市场经济最底层、最坚实的代码，从来不是写在教科书里，而是刻在农民布满老茧的手掌上，藏在他们汗湿的衣衫里。

向每一位把自己的命运当成公司精心经营的农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