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面前，海边的西塞罗们，不懂什么叫更好

根据法官的指示，要判定老板有罪，必须证明他们在火灾发生时个人知晓那扇门是锁着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老板可以否认，他们可以声称自己“不知道”门被锁，是下属工头的个人行为，没有文件、命令或目击者能直接证明，在火灾发生的那个下午，老板曾下达或确认过“锁门”的指令。

但是企业主是负有管理义务的，不管有没有证据证明你是不是下令关了门，你的企业就是把门锁了，这是一个事实。

只要能证明这是一个常态，这就是一种企业主的日常管理行为。（事实上就是如此，因为当时美国工厂主们为防止员工盗窃，不少企业采取了锁门的手段）

但是，美国当时的法律就是不支持这种判断，辩护律师最后只能通过私下和解的方式来解决，每一个女工只赔偿了75美元，而保险公司给到的赔偿金，是每人400美元。

事件到此，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两位企业主，因为管理失当导致这么多女工死亡，他们不仅没有因为过失承担刑事民事责任，反而因为女工死亡赚了一笔钱。

事后惩罚机制完全失灵了，而造成失灵的是谁？是市场吗？当然不是，是政府垄断的司法体系。

这一事件，本应该是成为民众反思政府垄断司法体系、陪审团制度的一个事件，但反过来却被美国左翼利用，要求政府进一步扩权，增加对美国企业的事前监管。

我们假设，如果在一个私法社会，在一个更市场化的社会，会发生什么？第一，这个老板会因为管理过失，会赔个精光，因为一百多女工的家属会提出巨额赔偿，第二，保险公司因为支出了大额的赔偿金，他们会仔细审查每一个保险客户的管理规则，今天这个厂死一百人，明天另一个厂又死人，那保险公司不得赔死，为了保险产品赚钱，要么让客户自己有良好的管理体系，保险公司定期检查，要么提高那么管理上没有很强能力的小企业的费率。

第三、股东们，投资者们会慎重投资一家管理能力不足的企业，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让自己赔光投资。

第四，供应商、上下游客户都会考察一个企业的管理能力，因为一不小心，定金打了，对方交不了货，还赔光了。

这样不重视重大风险的商人，必然就被所有的人歧视，采购商会少给订金甚至不与你合作，保险公司会要求提高费率，员工会因为你有不安全记录提高工资要价，他在市场上就寸步难行。

这些都是安全事故出现后，市场上所有人的自然反应。

这些都是事后机制。在中世纪威尼斯商人群体中，法院是私人办的，商人们不执行法律会怎么样？所有的商人会鄙视他，不与之来往，这个商人将再也没有机会与上下游合作。这也是事后机制。

你看，我们到现在拆解完这个案例，其实是在说，这一事件，并非是市场的失败，相反，他正是政府干预垄断司法的失败，导致事后机制失灵，导致市场没有办法处罚这些做错事的人。

那接下来，我们要比较事前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这两种机制。

如前所述，我们不是在说事前机制无效，而是在说，这两种机制哪一种更好，我们应该支持哪一种。

事前政府干预机制，表面看，有优点，他通过政府反复上门检查，设定准入 门槛，强行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这样，所有的企业都减少了事故的机率。

但其存在着几大严重问题。

第一，他需要消耗大量的税款，养着大量的人员，比如地铁安检，去查每一个可能的人，至于是不是有必要，要不要计算概率，由于没有利润计算机制，只是一个税款支出机制，因此，这一笔开支是没有上限的，这也代表着说，这种事前干预机制，对每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天价。

比如，美国的军事支出。其实就是一种事前预防机制，他假定外部会有危险，我们必须设立常备军，以扑灭未来可能的一切风险。

哪个国家要是与美国有意识形态的对立或是批评，必须列入预防的对象，要投入大量的军事支出，以防止军事侵入。

众所周知，美国这样的国家，两边是两大洋，南北是两个附庸国，其国土根本没有被侵略的风险，但是美国的军事支出是后面几十个国家的总和，美国国防部文职官员77万人，退伍军人事务部，43万人，还有133万名现役士兵，还在一百多万军工复合体（服务于军事生产）的外包人员。

你看，养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军事支出，仅仅因为事前预防，就让美国民众在没有国土安全风险的七十年间，消耗了几十万亿美元的税款。

美国联邦、州、县郡各级公务员数量高达2000多万，这里面，一半多人，从事的就是监管工作，就是审查、审批各种企业行为的人员，这得花多少钱养？其结果是，政府永远是赤字政府，民众被迫承担庞大的税收。

第二、事前监管，难以制定标准

市场上当然也有事前监管，比如，你的采购商，就会在合同里约定，准时交付的责任，这会约束供应商注意安全生产与稳定生产，交不了货，就要赔钱，还会对产品质量提出要求，你要生产黑心食品，我也要倒霉，万一消费者找我赔偿，我就要你赔个精光。

但这种事前监管，是灵活的，是多变的，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状况提出来的，他不会提一个无法做到，或成本极高让自己产品都卖不出去的规则，最终导致无法交易。

但政府提出的监管，是统一的，是标准化的，是强制的。他忽略市场上产品的多样性，消费者主观评价的不一致，主观偏好的不一致，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的不一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的多样性被破坏。

比如，你说消防安全要到什么程度。

如果由一群政府官员和专家来定，会怎么定，他们恨不得每一个人身上背一个灭火器工作，这样，以监管来说，就是万无一失。

但显然，一个棉坊厂与一个电子厂其消防安全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试问，政府可能制定出一个因为企业产品不同的消防规则吗？不可能呀。

因此，这种规则必定是最高上限，其结果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企业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你的监管越严格，其结果就企业要么倒闭，要么大量的企业外逃，因为明明我没有这么高的风险，却要承担这么多的规则，那我的产品哪有竞争力。

同时，任何一家企业要想长期安全运营，都需要持续投入。这种投入来自哪里？来自利润的积累，来自资本的再投资。

资本不是一堆死物，它是生产的血液。血液必须流动，必须由企业家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决定流向哪里。哪个环节需要改进，哪种技术值得投资，哪个岗位需要培训。

但政府监管的强制标准，不管企业需不需要，不管成本合不合理，一刀切地要求全部达标。一家小服装厂可能有10万美元的盈余。在自由市场中，企业家会根据工人的反馈、生产效率的数据、销售额的变化，决定把这笔钱投向哪里，也许2万改善照明，3万买新机器，2万培训工人，3万开拓渠道。

但当政府出台新规定——所有工厂必须安装某种新型防火门，每扇5000美元，一共要装20扇，正好10万美元，企业家的全部盈余被"监管税"吞噬了。

那台本可以提升30%生产效率的新机器没买成，那批本可以让工人更舒适操作的工作台没有装，那个本可以打开新市场的营销计划被搁置了。表面上，工厂多了一排漂亮的防火门；实际上，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下降了，工人的实际工作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工资也没有提高。 企业失去了积累资本、持续改进的能力。下一次再有新技术出现，他没钱买了；下一次工人要求加薪，他加不起了；下一次市场波动，他扛不住了。

这就是监管最隐蔽、最致命的代价：它不是在"增加"安全，而是在"转移"资源，把原本可以用于全方位改善的资金，强行锁定在政府指定的那几项指标上。 而监管者永远不会告诉你：你花在这扇防火门上的钱，本来可以买十台更安全的设备、培训一百个工人、改善整个车间的通风系统。

第三，监管固化了大企业的垄断地位，扼杀了竞争。

政府的安全标准往往是"一刀切"的。它不考虑企业规模的大小、产品种类的差异、技术路线的不同。这种标准化强制，天然有利于大企业，它们有足够的资源去应付官僚体系的各种要求，甚至专门成立一个"政府事务部"来处理监管合规。而对于中小企业，每一项合规成本都是沉重的负担。

更阴险的是，许多大企业反而"欢迎"监管。为什么？因为监管淘汰了它们最头疼的竞争者。小工厂付不起合规成本，只能倒闭；大工厂则利用规模优势，把合规成本分摊到海量产品上，每件衣服只涨几毛钱。最终，市场上只剩下几家大企业，消费者没有了选择，工人没有了跳槽的去处，创新没有了挑战者。

米塞斯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在《干预主义》中写道："每一项监管都在创造新的特权。那些能够影响监管制定过程的人，可以利用监管来排斥竞争者、提高价格、获取租金。"

第四重、监管制造了"合规幻觉"，让真正的风险被忽视。

当政府规定了必须装多少灭火器、必须设多宽的消防通道，工厂主的心态就变了。他不再去想"我的工厂到底有哪些独特风险"、"工人每天面对什么隐患"、"我还能做什么让这里更安全"。他只需要对着政府的那张检查清单，一项一项打勾——门向外开了，喷淋装了，工时不超过了——然后告诉自己：我安全了。

这是一种致命的"合规幻觉"。真正的安全，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对具体情境高度敏感的实践。它不是一套固定的标准能涵盖的。一个工厂可能政府规定的所有指标都达标，但车间的通风依然很差，工人依然长期暴露在有害气体中，机器的老化依然无人检修。而另一个工厂可能某些硬件不"达标"，但它的管理者每天都在观察、在改进、在倾听工人的反馈。

政府监管把安全变成了一个"达标或不达标"的静态问题，而真正的安全永远是一个"持续改善"的动态过程。前者是官僚能做的最好的事；后者是市场才能激发的活力。

第五、监管使事后追责机制进一步失效。

这可能是最隐蔽、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当政府出台了详细的安全标准，一旦发生事故，工厂主的第一个辩护理由就是："我完全遵守了政府的所有规定，我已经尽职了，事故是不可预见的。"

于是，法律追责变成了"达标检查"，只要你的工厂在纸面上满足了一切政府要求，你就免于民事和刑事责任。工人和家属再也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因为被告可以拿着政府颁发的合规证明说："看，政府都说我合格了，我有什么错？"

监管本应是对事后机制的补充，结果它却成了事后机制的掘墓人。从"老板锁门害死人"到"老板合规达标出了事"，受害者对工厂主的问责能力不是增强了，而是被系统性地削弱了。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市场自发的事后机制，看看它如何避免了上述所有问题。

如果三角工厂的老板没有被司法豁免，如果146名女工的家属能够在市场上提起诉讼并获得公正的赔偿——比如每人100万美元，总额1.46亿美元——那会发生什么？

首先，这笔天文数字的赔偿会通过保险公司的精算，传导到整个行业。所有服装工厂的保险费率将大幅上升，尤其是那些安全管理不善的工厂，可能根本买不到保险。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准入筛选" ：你降低风险，你节省保费；你忽视安全，你支付不起经营成本。

其次，投资者会改变态度。没有人愿意投资一家可能因为一次事故就赔光股东权益的公司。于是，资本会自动流向安全管理记录良好的企业，而安全记录差的企业面临融资困难，被迫改善或退出。

第三，消费者会用钱投票。在信息自由流动的市场中，一定会有第三方机构发布"最安全服装厂"排行榜，因为这是有利可图的信息服务。劳动者会倾向于去这样的企业工作。

第四，工人会用脚投票。一个有安全记录污点的工厂，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招到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溢价"，你越是危险，你越要付出代价。

所有这些力量同时作用，形成一种自我强化、持续进化的安全改善机制。它不是由某个中央计划者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由无数个体的分散决策共同推动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市场机制是灵活的和情境化的。一家生产棉质T恤的工厂和一家生产羽绒服的工厂，面临的火灾风险完全不同。政府监管无法为每一种情况制定精确的标准，但市场机制可以，保险公司会根据具体工厂的实际情况定价保费，工人会根据具体工作环境决定是否接受这份工作，投资者会根据具体管理团队的能力决定是否投入资本。

所有的分散信息，都能通过价格信号被汇总、被传递、被利用。

而政府监管呢？它只能用一个标准覆盖所有情况。这个标准要么太松，让真正的风险成为漏网之鱼；要么太严，让企业承担不必要的成本，扼杀了本该流向改善的资本。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总结性的比较了。

事前政府监管的逻辑是，我们先假设所有企业都可能出事，然后让它们达到一个统一的"安全标准"。这套机制的问题是：成本高昂、僵化不变、容易被大企业捕获、制造"合规幻觉"、削弱事后追责、把风险转移给更弱势的人群。

市场自发清理机制的逻辑是：我们允许事故发生后通过法律追责和经济赔偿来惩罚过错方，然后让保险公司、投资者、消费者、工人的理性选择，形成一个持续的、动态的、信息敏感的改善压力。这套机制的优势是：成本由过错方承担而非全民分摊、灵活适应各种具体情况、激励持续创新而非被动达标、让真正的风险无所遁形而非被合规证书掩盖。

我们不是在说市场是完美的，也不是说监管毫无作用。 

人类永远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任何机制都无法杜绝所有事故。但我们必须在两种"不完美"之间做出选择，一种是让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追责机制发挥作用，让安全成为企业自身的利润来源；另一种是把安全外包给官僚，让纳税人承担成本，让合规成为安全的唯一标准，让看得见的改善掩盖看不见的代价。

哪一种是通向更好的世界的方向？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三角工厂火灾的真正教训，不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政府监管，而是我们需要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让做错事的人付出代价，让市场拥有惩罚和淘汰的力量，让保险公司、投资者、消费者、工人能够自由地做出选择。

短期内，在事急从权的思维下，人们会为了减少事故，支持政府扩权，但从长期来说，市场机制才是提升安全、环保、产品质量更好的机制，而政府扩权将带来长期的巨大损失。

只要理解市场机制对于长期改善的渐进力量，才能明白，管一管的思维，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来源。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走出"事急从权—监管扩张—资本枯竭—风险转移—更大事故—更多监管"的死亡螺旋，进入一个真正更安全、更繁荣、更自由的世界。

而海边的西塞罗这种左翼思维、这种观点，必然会推动更多的管制，更多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最终导致经济僵化，并最终通向计划经济。

因为干预主义的最终方向，就是通向政府控制一切。这个就不细讲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米塞斯，看看他是如何论证干预主义通向计划经济的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