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每一次恐袭发生之后，亨廷顿这本书都会被拿来说事儿，很多人都说：你看亨廷顿的预言实现了吧？这就是文明的冲突啊。但是，其实包括亨廷顿本人在内的一众正规研究者，都是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归纳的。因为这样的叙事，隐含着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它把恐怖主义视为了某些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对其他文明进行抗争、进行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这其实相当于变相将恐怖主义“正常化”了。于是时至今日你仍能看到有些脑子不清凉的人说：屠杀妇孺怎么了、绑票撕票怎么了，弱者跟强者抗衡，不采取点非常规手段的能行吗？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世界就是个黑暗森林！讲什么江湖道义？这就是“文明冲突论”对恐怖主义的变相洗白。但是我们必须不能忘记的是，如前所述，恐怖主义不可能成为一个文明成就自身的手段，因为它的最终指向是一定是反文明的。不信你去考察一下中东曾经的伊斯兰国或者阿富汗的塔利班，靠恐怖主义立国之后折腾了那么久，最后都是越整越回去，其治下的领土越弄越像中世纪。且其恐怖主义手段在“清除异教徒”之后，主要折腾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国民。而且放眼整个世界，恐怖主义也并非伊斯兰文明独有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中曾经出现的某些极端派别、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所执行的国家恐怖主义、都是其他文明曾经出现过的毒瘤。所以与其说恐怖主义是一个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的手段，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文明在现代化进程遇挫时所产生的某种癌变更恰当些。而今天的伊斯兰文明之所以遭遇恐怖主义的肆虐，也是因为这个文明在解决现代性问题时遭遇了比其他文明更多的挫折、因而积聚产生了更多的癌变。将这番逻辑讲述的更清楚的，是英国中东史学者、《剑桥伊斯兰史》的编纂者伯纳德·刘易斯。与亨廷顿只是在《文明的冲突》中标签化的对伊斯兰文明做总结不同。刘易斯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因而他更反对将恐怖主义视作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冲突手段的说法。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的2002年，刘易斯出版了他对伊斯兰文明现代转型的总结性之作《哪里出错了？中东的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冲突》(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一书，在该书当中，刘易斯系统反思了伊斯兰世界走向现代的曲折历程，并指出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迄今为止（二十世纪初）的中东世界现代化历程，总体上是让人失望的。它甚至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退行性”——20世纪初一战后的土耳其凯末尔主义，所尝试建立的是一个欧洲式的现代世俗公民国家。但到了二战后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兴起时，运动领袖所用于动员的口号，就变成了“容量”较小的民族主义。到了70年代，伊朗伊斯兰运动兴起时，精神进一步退行到原教旨宗教主义。进而滋生出现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整个中东世界的社会宽容度，在过去一百年中，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了。第二，中东在走向现代过程中遭遇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其社会基底严重缺乏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经济自由、妇女自由等等，这些在其他文明走向现代前多少存在一个或数个自由，在中东地区一应俱缺，且越向社会底层延伸越匮乏，这导致了中东社会走向现代的难度天然比其他文明高得多。第三，而在现代化历程遭遇挫折之后，中东习惯于把挫折的责任推给别人，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支持了阿拉伯的民族起义、帮其摆脱了“突厥桎梏”又进行了相对宽松的多的“战后托管”，而中东世界就只记住并仇恨了英国“托管”。二战之后以色列建国，中东又将阿拉伯民族无法统合的原因，归因于这个国家的存在（实则阿拉伯联邦历次尝试夭折的原因主要是各国无法达成共识），必欲消灭之而后快。而在多次中东战争攻以不成，反而受挫之后，中东世界又将原因归咎于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还有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甚至萨达姆吞并科威特……中东世界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现代化的失败永远找到一个外在的原因，以发泄自身的挫败感。第四，现代进程失败造成的挫败感、仇恨、愤怒、贫穷和压迫，导致中东发生了螺旋式下降，最终很多人投入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怀抱。恐怖主义的主旨是要求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退回到中世纪去，以重塑这个文明在当时荣光。应当说，刘易斯的这本著作，成功预言了之后的中东乱局，乃至“伊斯兰国”这种奇葩的出现。可谓切中时弊，他系统的解释了中东世界是怎样掉进恐怖主义怪圈中的，想出来要从何处下手。但问题在于，刘易斯是个犹太人，所以对于仇犹者来说，这本书充其量只能算犹太人对其敌对民族的“可耻污蔑”，写了也白写。那请允许我推荐另一本反思力度稍微轻一点、也更容易找到的书，它是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尤金·罗根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