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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媒体、书籍对市场经济的批评中,常常可以看到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比如“市场就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有人变富了,有人变穷了”,等等。
市场的逻辑其实就是人类追求幸福最好的办法。也就是说,人们要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的方式,让自己幸福。例如企业只有给客户创造价值,才能够真正获得收入。
另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市场经济是聪明人的专利”,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比如我们都用 iPhone,但乔布斯比我们都聪明,事实是他是在“伺候”我们,使消费者变得舒服、变得满意他才能赚钱——中国过去的历史尽是普通人伺候有权有势的人,只有到了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才是聪明人伺候我们普通人。
第三是对利润的误解,赚钱并不应该被当作负面的概念。近年来我们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对立的。
利润本身是一种责任,你只有替别人承担了责任,最后才能赚钱。老板必须负责任,如果找不到员工的毛病,就是老板的毛病。作为员工,只要找不到他的毛病,他就没责任。比如开餐馆,如果不知道哪个员工出了问题,餐馆的老板就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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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是我们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想象一下,如果市场上没有那么多大企业,而是有无穷多个小企业,每一家企业都没法制定价格,我们是不会信任它们的。只有大企业,经过连带责任,把信任建立起来,我们才可以对它们产生信任度,形成市场经济。
例如顾客去沃尔玛买东西,沃尔玛的东西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家企业生产的,但只要产品出了问题,顾客就找沃尔玛的麻烦,所以沃尔玛必须管好它的进货渠道,保证产品质量。把企业当作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企业没有美誉度,社会就不会信任它,那么消费者就更无法信任它。
现在的中国在经济理论中和现实中都有大量的误解,如果这些问题不澄清,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对产权的保护,那局面一定是坑蒙拐骗,结合现在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的信用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知识产权及物质产权的保护不够。
这些误解造成了中国企业好像不够强的感觉,事实上,中国企业的未来会非常光明。如果有两件事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做了,很可能会出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局面。
第一,土地真正交给农民。土地应该是农民的财产,而不是国家的财产。如果把土地真正交给农民,现在野蛮拆迁就不会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财产权利是个人自由的基础,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有了这个财产之后,农民现在使用的资产,特别是土地,变成了资本,流动起来之后带动社会财富的增加效应就会很大。
第二,我们的金融制度需要改革。“吴英案”典型地反映出,在中国借钱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一种特权,有关系的人可以借到钱,有关系的人可以办金融机构,没关系的人不可能。公民应该有将自己合法所得借给任何其他个人或者机构的权利,所以在金融方面应给人更多的自由。
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中国企业在未来10年、20年会有非常好的前途,这在全世界会带来两个可能的开放,一个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开放,另个是金融权利的开放。![]()
▌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逻辑
中国近3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逻辑的过程。
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强盗逻辑。过去的这种体制不是建立在人民自愿交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可以强迫命令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比如,一个农民养了一只鸡,鸡下了蛋他自己不能吃,到市场上卖也不可以,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到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到城里。
我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经济可以说是职位经济,某人在计划经济情况下得到了什么,完全依赖于所处的位置。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平等的权利基础上的经济,无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有钱,就可以享受好的待遇。我们现在看到坐在一个车厢里的,可能有当官的,也可能有普通老百姓。这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平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可以理解成特权、权力经济转向产权的变化。
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的发展是不断交换的过程。在丝绸之路之前还有青铜之路,我们现在常见的很多东西,比如玉米是印第安人培植的,小麦是中东人培植的,牛是从中东那边传过来的。我们的文化不是完全内生的,本来就是人类交融的结果,人类未来的前途也会不断地、更多地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必须是从计划走向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强盗的逻辑。
目前为止,中国市场里的强盗逻辑还是很多的。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决定我们当不了强盗,但是我们经常用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例如,10年前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时候,我们的谈判代表向领导报告说跟美国要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我们外交部的一位官员马上站起来反对,说中国跟美国怎么可能有双赢呢?这就是一种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要不就是我占便宜,要不就是你占便宜。市场是双赢,我们要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但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用强盗逻辑思考问题,最后只好演变成真正的强盗逻辑。
有人就说,也许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逻辑模式,现在也强调要让中国的经济有自己的特色,也就是“中国模式”。1820年中国GDP是全世界第一,但是今天的中国,我们要成为全球第一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有些城市比如北京的现代化程度,远远高于全世界任何国家。这100年来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方法,难道不是中国的特色吗?
我认为,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
这几十年物质财富的增加,是中国改革的成就,因为中国有市场,也在逐步走向市场。中国的改革使得经济发展这么快,恰恰是由于国家的干预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中国加入了WTO之后,使得中国利用的全球市场越来越大,现在中国利用外资是一个特点。就像在15~16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做生意的人主要是意大利人,当时英国有好多鼓励意大利人来投资的政策,包括不能歧视意大利银行家和意大利商人。中国只有按照市场的逻辑逐步走下去,建立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私有财产制度和真正改变我们对国家观念的认识,才能获得经济的强势。
国家政府不是父母官,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为百姓服务,它的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企业靠价格获得收入,价格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比如这瓶矿泉水定价一块钱,如果顾客认为不值一块钱就不会购买,企业就一分钱也得不到。政府靠税收获得收入,税收是无论百姓同意不同意都得缴纳的。政府真正替老百姓服务,必须有民主制度的约束,必须有权力的制衡。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能更多的是一如既往地利用强盗逻辑来办事,而不是真正尊重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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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带来最大限度的自由
媒体上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即“市场是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多数人是得不到好处的”。
纵观历史,恰恰相反,市场经济出现以后,真正最大的受惠者是普通的消费者。举个简单的例子,电发明之后,得到最大好处的是老百姓。在没有电之前要用蜡烛照明,只有富人、皇室才用得起,普通人因为没有钱买蜡烛到了晚上只能睡觉。有了电之后,今天每一个人享受的照明条件跟任何一个最有钱的人或者最高的国家元首都差别不大,家里的照明要多亮就可以有多亮。这就是市场经济带给普通消费者最大的好处。
那么市场逻辑和个人权利是什么关系?
市场的基础,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其中前两项是前后互相推动的,非常重要。
市场的交换自古以来就有,但是真正能够称得上市场经济的只有这两百年的历史。其根源就是这两百年里西方通过宪政制度的变革,建立起真正的产权制度,产生了真正个人的权利。
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可能会误读自由。是不是我现在这么讲座、写作,没人管我,我就自由?很多人持有的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地把自由理解为一种特权,人家让你有就有,让你没有就没有。
其实自由是一种权利,是别人不可以剥夺的,像吃饭、上厕所一样,是属于每个人的、一种天生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是平等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理解中国的现在,也许可以看看100年前的西方,他们当时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概念,只有先有了这样一个观念上的变化、一个宪政制度方面的变革,西方才最终走向了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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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面临着这样一个变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础,于是又回到100年前严复当时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这种自由的思想在西方发展出来了,而没有在中国发展出来?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哲学辞典里没有“自由”这个概念。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起这种自由思想?我推荐大家看《理性的胜利》这本书,书里主要讲的是基督教与西方文明。基督教的教义里本身包含了理性、包含着对进步的假设、包含着不断对宗教教义新的解释,个人主义、自由都是在那种文化下发展出来的,产权的概念也是在那种文化下发展起来的。
基督教有一个神学家奧古斯丁,奥古斯丁对产权讲得非常明确。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政府有时候会用强盜的逻辑解决问题:国王抓了一个海盗,问他:“你为什么当海盗?”海盜说:“你问我,其实你跟我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我只有一艘船,你领导着好多船,你就是国王,我就是海盜。”
同样的意思,中国哲学领域也有,庄子的书里也谈到,你偷一个小东西是犯法,但是你偷了整个国家你就变成了国君。
这种书籍对思想自由的影响,最后变成了自由对整个国家进步的影响,反过来说,国家走向了市场经济,对百姓是很有好处的,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自由。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我觉得可以推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书中的有些观点不一定对,但是过去两百年的思想,就是“国富论”思想。
比如,亚当·斯密讲道:市场规模越大,人类发展越快,市场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因此人不能靠彼此的情感维持交易。比如一瓶矿泉水是谁生产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喝它。
这就是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企业制度的重要性:由于有了产权制度,我喝这瓶矿泉水出了问题就找企业的麻烦,在一家企业名字下的所有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权力与市场》是奥地利学派丛书中的一本,这本书应该读,还有一本书是《资本的秘密》,是秘鲁人索托写的,非常好。
但是,无论你读什么书,应始终保持一颗自由的心;如果心不自由,读什么书都会有问题。心自由不太容易,因为你受到的外界支配可能太多了。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应该获得垄断地位,思想就是要竞争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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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范畴以外的市场经济的问题
经济学理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所有问题。
比如我之前有一篇文章讨论到国有企业内部为什么阶级斗争那么激烈,就是用博弈论的数学公式;再比如我的另外一本书《市场的逻辑》中,就有很多的词语,“幸福”“无知”“无耻”“权利”“平等”,等等,这些都属于道德和伦理范畴的词汇。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直是学经济学,在牛津受了比较系统的训练之后,也走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行当。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引导我走到现在这一步。一方面,我在研究博弈。博弈听起来很高深,其实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相互合作、竞争的一个基本的描述。这时候,你得有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有好多与文化、历史有关,不仅仅是法律。比如,我们每天的行为方式、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行为、我们行为以后得到什么,这些都要与很多法律、文化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去思考。
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中国为什么那么多的坑蒙拐骗,那么多的不讲诚信,市场上为什么有很多不能使大家信任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社会只有合作才能进步。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合作?一定有一个长远的考虑,这个长远的考虑使得我们不会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欺骗别人,是为了建立一个长远的声誉。但是好像很多中国人没有建立长远声誉的愿望,都在玩一次性博弈,而不是玩一个重复的、长期的博弈。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产权制度。没有人关心这个组织(比如企业)的未来,比如你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干那么几年就换另外一个地方了,所以这家企业的品牌、口碑如何你是不在乎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政府的干预太多,今天能做的事情明天就不能做了,这样大家不会考虑建立一个好的声誉,而是有机会就捞一把。很现实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煤炭企业出事的非常多,大体上是因为政府会随时让它们停止挖煤,所以煤老板不会买长期优质的设备。这就是用博弈论的方法去思考经济学的问题。博弈论是一种方法,某种意义上并不只是一种学科,它是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的方法,它在研究法律、政治学里有大量的应用。但经济学不仅仅是和博弈模型有关系,还有很多是哲学范畴的。因为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研究社会分工,研究人的分工与行为方式。比如亚当·斯密不只是经济学教授,他还是一个哲学、伦理学方面的教授。
当主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数学化、越来越抽象化之后,它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恰恰是给不出答案的,对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没有解释。经济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比如经济学有很多假设,都假设社会是没有变化的,每个信息是给定的,但是现实中完全不可能是这样。
所以,一个人尤其要理解社会、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可能要超越我们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因为经济学还是讲人是基本理性的,但实际上你没有经济学假定的那么理性。
哈耶克最主要的贡献是知识的分散性、知识的不可传递性,根据这一知识,使得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的那些结论可能走向反面。原来西方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支持计划经济,按照这样一个假设推出来的结果让大家好像觉得计划经济也可以运作。但是哈耶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最重要的假设:知识分散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政府不可能从每个人脑子里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它就不是知识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继续认识市场经济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
所以有时候研究经济学,需要思考一些超越了经济学但还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前提问题,但是这种思考没有脱离经济学。在过去40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教育家,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提出的“用市场逻辑战胜强盗逻辑” 、“理念和领导力决定中国未来”、“自由是一种责任”、“中国需要制度型企业家”等理念,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因思想的超前性和持久的影响力,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有些不断地被修订、再版,有些却经常断货,甚至绝版。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张维迎作品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张维迎老师沿着米塞斯、哈耶克等先知的思想轨迹,推广自由市场的理念和常识,被誉为“自由市场的捍卫者”,是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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