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原理

节选自《霍普文集》

根据《私有财产的伦理学和经济学

》，在财货稀缺的条件下，拥有不同利益和想法的人们要和平地——避免冲突地——共处，唯有认可私有财产制度。

一、私有财产、共同财货及公共财货
假定有一个拥有私人房屋、公园及土地的村落。原则上，对使用这些财货的一切冲突皆可避免，因此是谁（而非别人）拥有和排他性控制这些房屋、公园以及土地都是一目了然的。

然而，在私有房屋的前面，有一条“公共”街道，以及一条穿过村边林荫通往某个湖泊的“公共”小路。这条街道以及小路的状态如何？它们不是私人财产。假定实际无人主张他是道路的主人。相反，道路是每个人行为的自然环境。每个人都使用这条街道，却没有人成为街道的主人，或对街道的利用进行排他性的控制。

可以想象，无主公共街道的事态有可能永远持续而不引发任何冲突。然而，这个想象不太现实，因为这需要静态经济假设。随着经济改观及发展，尤其随着人口增长，对公共街道的使用冲突注定会增加。“街头冲突”开始时也许不太频繁，还算容易避免，不会引起任何疑虑，可如今它们却到处发生，因而难以容忍。街道持续拥堵，永久失修，解决是必需的。这条街道必须被排除出环境范畴，归入“经济财货”的范畴。这样可以使先前人们所认为的“免费财货”愈来愈节俭利用，这正是文明进步之途径。

“共同财产”使用上的冲突愈来愈难以容忍，要设法处理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获得提议及尝试。第一个——正确的——办法是私有化街道。第二个——错误的——办法是把街道变成今天所谓“公共财产”（这和先前无主的“共同”财货及财产截然不同）。为什么第二种办法是不正确的或功能失调的？与私有化的替代选择相比较，能极好地把握其原因。

私有化先前无主的共同街道而不致冲突，这如何才有可能？答案很简单，根据《财产权的边界》，只要对街道的占有不触犯既有财产权利——地役权——即私有财产主对这些街道的免费使用权，私有化就是可行的。每个人理应保留在街上行走的自由，像以前一样走家串户、穿过林荫、抵达湖畔。每个人都保留通行权，因此街道私有化之后，不会有任何人宣称处境变坏。

占有者（无论是谁），主张先前的共同街道现在成为私人街道，并且是他（而非别人）成为街道业主，为使这个主张客观化——合法化，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沿街或对路面实施某些明显的维护和修缮。然后，他（而非别人）作为街道业主，只要认为合适就可以进一步开发和改良街道。他可以对街道的使用制定规则和制度，以避免一切街头冲突。例如，他可在路上修建一座热狗或腊肠店，但不许别人这么做；或者他可以禁止别人在街上随意游荡，并对运送垃圾收费。当碰到外国人或外地人，街道业主可确定与不速之客有关的进入规则。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作为街道业主，他可以将街道出售给其他任何人（全部既有通行权仍完好无损）。

这一切当中，私有化发生，而不是其呈现的具体形式，才更加重要。在各种可能的私有化中，一个极端，可以想象只有单个所有者，例如某位富有村民，包揽了对街道的维护及修缮，从而成为街道的所有者。另一个极端，可以想象对街道的初始维护及修缮是整个社团努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仅有一个街道主人，每个社团成员最初都是平等的街道共有业主。

在一切利益和想法的先定和谐不存在的情况下，对街道的进一步开发来说，这样的共有权就需要一种决策机制。假定，正如一家股份制公司中的情形，是由大多数街道业主决定该做还是不该做什么。这就是多数决规则，虽看似有冲突之虞，但在这种情况下却非如此。每位业主，只要对大多数业主的决策不满，只要他认为多数加于自身的负担，高于持有（部分）所有权的收益，总能够并随时可以退出或“脱离”。他可以将自己的所有权出售给别人，从而为所有权集中，也即设想中的掌控于一人之手提供了可能，而他的最初通行权则始终保留。

相反，假如没有退出选项，个人既不被允许出售街道财产的份额，先前的通行权也被剥夺，就产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街道财产权。

而这正是第二项“公共”财产权的定义及特征。在“公共”一词的现代含义中，公共街道就不像先前那样是无主的。某个街道主——无论是特定个人如领有道路的君主，还是民选的街道政府——对于街道交通规则的制定，对街道未来发展的决策，都将是说一不二的。

但街道政府不允许其选民，即所谓街道的平等共有业主，出售他们的所有权份额（使其成为宁愿摆脱之物的被迫主人）。且无论是政府还是君主，都不允许村民不受限制地进入和通过先前的免费街道，除非以付费或纳贡为条件，才能继续使用街道（从而让村民成为被迫的街道业主，而仅仅为了像从前那样继续使用街道。）

这种安排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否认“脱离”选项，“公共”街道主就束缚住了村民。为继续使用先前“免费”的街道，相应强加给村民的费用及其他条件，就变得越来越繁重。

冲突不但无法避免，反而被制度化。不允许选择脱离，也就是说，公共街道使用者现在必须为先前免费之物付费，且居民不可出售和摆脱他的所谓街道所有权，故而不仅被街道政府或君主的决策继续束缚，继续使用、维护和开发街道本身的冲突，也将变得无休无止且无处不在。

更要命的是，通过“公共”街道，冲突被引入先前没有冲突的领域。假如沿街的房屋、公园及土地私有者，要继续像先前一样使用街道，就必须对街道主纳贡（即缴税）；那么以同样理由，街道主就因此获得了对其私有财产的控制。一个私有者对自己房屋的使用，就不再是排他性的使用。

相反，君临的街道主可以干扰屋主对自己房屋的决策。假如屋主像先前那样进出房屋，他可以对屋主发号施令。也就是说，公共街道主就处在一种可限制、甚至最终消灭即剥夺一切私人财产及财产权利的地位，冲突从而不可避免且四处蔓延。

二、私有化原理
现在应该清楚，为什么公共财产秩序是功能失调的秩序。秩序及作为秩序基础的规范理应协助避免冲突。但“公共”财产制度——“公共”街道——制造和增加了冲突。为了避免冲突（以实现人类的和平合作），就必须废除公共财产。一切公共财产必须成为私有财产。

但真实世界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目前考虑的简单村落模式，在这样的世界里如何私有化？在真实世界中，不光有公共街道，还有公共公园、土地、河流、湖泊、海岸线、屋宇、学校、大学、医院、军营、机场、码头、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等。

其次，在地方政府之上，还有“高级”省政府和“至高”的全国或联邦政府，它们是这些财货的所有者。再者，可以预料，与领土的延伸及公共产品领域的扩张并行，私有财产者也受牵连拖累，变得“无路可逃”；留给人们对自己私产的选择范围，已经越发狭隘。私有财产者的自主决策空间（即免于某些公共当局的侵扰或干预可能）所剩无几。甚至在居所四壁之内，个人不再享有自由，也不能对财产实施排他性控制。今天，作为“公共财货”所有者，政府在公共名义下可以侵入你的住宅，随便没收属于你的东西，甚至绑架你的孩子。

显而易见，在“真实世界”中，如何私有化的问题，比起简单村落模式要困难得多。但村落模式及初级社会理论，有助于对这个任务所包含及运用原则（即便不是一切复杂细节）的认识。“公共”财货私有化必须以不侵犯私有财产者既有权利的方式进行。（先前无主共同街道的首位占有者，只要每位居民不可限制的通行权都得到确认，同样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

因为“公共”街道是所有其他“公共财货”的跳板，所以私有化进程应从街道开始。先前的共同街道转化成“公共”街道，公共财货领域及政府权力扩张皆由此滥觞，故而解决也理应从这里着手。

“公共”街道私有化有两个后果。一方面，居民今后不再被迫为任何地方道路、省道或国道的维护或开发缴税。将来，所有街道的资金完全是新私有者（无论是谁）的职责。另一方面，对居民通行权来说，私有化不会使任何人比原来处境更差（但也可能不会使任何人处境更好）。

最初，每个村民都可以沿着自己的财产，在当地街道上自由行进；只要周围都是无主之物，就能一直畅行无阻。然而，只要在行进中遇到明显有主之物，无论是房屋、土地或街道，就要以主人同意或邀请为进入条件。同样，假如一个非居民外地人来到当地街道，进入要取决于（当地）主人的允许。这个外地人必须受某些居民的邀请，才能前往该居民的财产。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四处迁徙，但没有人拥有完全不受限制的通行权。如果未曾得到允许或邀请，没有人能自由迁徙到任何地方。街道的私有化既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也不能消除“自由迁徙”这种最初的、自然的限制。

应用到有地方道路、省道及国道的世界，街道私有化结果意味着每个居民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像先前一样在每条地方道路、省道及国道上自由行进。进入不同的州或省尤其是不同地方的街道，无论如何皆并非同等自由，都要以这些街道业主的允许或邀请为条件。从人的行动学角度，地方街道总是先于任何跨区域的街道存在，因此进入不同地区不是自由的，而总是（始终、到处）以当地人的允许或邀请为条件。这种原始基据（datum）随着街道的私有化得到恢复和增强。

今天，在“公共”街道上，基本允许每个人去任一处地方，毫无“歧视性”访问的限制，这种“被迫一体化”中的冲突，也即无奈接受不速之客闯入我们当中、造访我们的财产，变得普遍存在。

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每一条街道尤其是每一条地方街道的私有化，街坊及社区恢复了排他性的原初权利，这是私有财产的基本要素（正如接纳权，即邀请他人光临自己财产的权利）。街坊及社区街道的所有者，在不侵犯任何居民通行权及邀请权的同时，可以对不速之客（没有登记的外人）进入街道的要求做出决定，从而阻止被迫一体化的现象。

但谁是街道的所有者？谁可以宣称他拥有地方道路、省道或国道，并使得他的主张生效？这些街道不是某种社区的努力结果，也不是某些清楚界定的人或团体的工作成果。

确切说，诚然是由街道工人建设了街道。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成为街道业主，因为必须接受报酬，这些工人才工作。没有资金，就不会有街道。然而，支付给工人的资金，来自于不同纳税人的缴税。相应的，街道理应被视为这些纳税人的财产。先前的纳税人，按照他们的地方、州及联邦税收的缴税额，应该被授予对这些地方、州及联邦街道的可交易财产权。他们或者保留这些权利作为投资，或者摆脱这些财产并出售，并始终保留不受限制的通行权。

同样原则基本适用于所有其他公共财货的私有化，例如学校、医院，等等。因此，所有为维护及运作这些财货的税收应停止缴纳。学校、医院（等）的资金及发展，今后完全取决于新私有者。这些先前“公共财货”的新主人，也就是那些实际为“公共财货”提供资金的居民。他们应按缴税额被授予学校、医院（等）的可出售财产份额。

然而，不同于街道的情况，学校和医院的新主人将来使用财产时，不受任何地役权或通行权的限制。学校及医院不像街道，在被转化为“公共”财货前，不是共同财货。在落成以前，学校和医院本非既有。相应的，学校、医院（等）的新私有者，可自由制定其财产的进入要求，并决定是否保留原有用途继续运营或改作其他用途。

根基于对无主或“共同”资源先占的私产秩序，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有效方法，即唯一保证人类自始往后避免冲突，并产生“永久和平”的规则或规范。与之对照，公共财产制度一开始就带有冲突，也即对某些前私产的开始侵占（而非对先前无主财货的占有）；并且，公共财产非旦不会终止冲突及侵占，而且还会使冲突秩序化及永久化。


因此，私有化势在必行——并因此，恢复原状原则出现，即公共财产理应以私有财产名义返还给那些被掠夺财产的人。也就是说，公共财货理应成为那些以资金或其他方式资助它并因此确立客观(主体间可查明的)要求权的人的私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