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的兴起击碎了骑士的铠甲和领主的城堡,大规模动员的需求和金本位财政的窘迫,逼迫统治者向平民释放权力,直至最终达到形式上的平权。
在前文《票选制的前世、今生与未来》首篇中,我们看到了,在古代,战士和选民的身份是高度重合的,票权与武力直接强相关,与文明程度基本负相关。维京海盗、哥萨克马匪、瑞士佣兵、加勒比海盗等低文化低文明水准的军事团体率先实现普遍票选制,M主普及程度最高,商业城邦次之,封建地区又次之。
本篇中,我们将继续讨论战争压力如何摧毁封建制、塑造民族国家,并进一步推动整个西方的普遍票选制。
欧洲的封建制建立在重甲骑士和坚固城堡之上,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和城堡代表了进攻与防御的极致武力,无论对面有多少杂兵,都很难抵御骑士的冲击,也难以攻克坚固的堡垒。当军事贵族具有以一敌百的战力优势的时候,人民是不可能有政治发言权的,只能安于农奴的身份。军事贵族凭借一支数量很少但十分精锐的部队,可以轻易统治一大片土地。而重甲和城堡这种军事资产,建设成本很高,维护成本却相对较低,可以代代相传,所以他们能够以一种贫弱而原始的财政长期维持对平民的军事优势。在这个时期的欧洲,农民和工匠,甚至不会被视为国家的军事潜力,只有在进行十字军东征这种超大规模的远征时,才会感到一些后勤压力。
火枪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一个拿着廉价火枪新兵蛋子,也有可能击毙穿着昂贵铠甲的精锐骑士,子弹面前人人平等,这彻底改变了军事游戏的规则。在骑士时代,军队质量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数量,因为在精锐骑士面前,杂兵再多也是无用,而在火枪时代,军队规模的重要性却陡然凸显了出来。初期火枪威力大,但装填慢、瞄不准,使得任何优秀的火枪手都很难抵御两倍数量的普通火枪手,兵力数量成为了一个决定性的变量。
扩军成了所有英明君主的必然选择,但这里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钱从哪里来?
在现代之前,国家并不能印钱,因为货币都是金本位的,对很多国家来说,甚至连金本位都没有,而是直接使用金银作为货币,你得实打实地拿出金银来才行。原始的财政金融体系,使得供养大规模的常备陆军成为非常困难的任务,具体有多困难呢,看看下面这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西班牙,作为大航海时代的霸主,从美洲拉回来海量的金银,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整个西欧(今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葡萄牙,按贸易顺差量排序)都只是给西班牙大哥打工的泥腿子,就好像今天的全世界向美国出口一样。按照一般史学家的说法,由于奢靡无度和穷兵黩武(1494—1559意大利战争、1568—1684尼德兰起义、1585—1604英西战争、1618—1648三十年战争、1635—1659西法战争),西班牙财政日益枯竭,以至于无法偿还债务,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先后6次宣布破产。但这个穷兵黩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在西班牙军力鼎盛的时候,其陆军在欧洲所向披靡,但从未超过15万人,加上殖民地军队,也不超过20万人,在1557年首次宣布破产的时候,西班牙在欧洲的陆军不过区区8万人。以全球首富之国,供养不超过20万的陆军,居然会屡屡欠饷以至于导致士兵哗变,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是非常滑稽的事情。
你觉得此事滑稽,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军事大国,而且郡县制比欧洲的真·封建制的财政汲取能力强得多,所以哪怕在古代,中国也可以轻易动员起来几十万大军。但欧洲不一样,国小民少就不用说了,标准的封建制导致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其实非常有限,所以在中世纪的欧洲,几千人的斗殴就足以称为一场大战。
以冷兵器时代欧洲最惨烈的英法百年战争为例吧,其中四场规模最“宏大”的决定性战役:1346年克雷西战役,英军出兵一万到一万五千人;1356年普瓦捷战役,英军出兵六千;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英军出兵六千到九千;1428年奥尔良战役,英军出兵四千,并成就了圣女贞德的神话。这就是欧洲冷兵器时代顶级大战的兵力水平,相比而言,在火绳枪大量列装后,西班牙的十几万陆军,已经比传统军队大了一个数量级,对他们而言财政负担是惊人的。
17世纪的另一个新兴军事强国瑞典的情况则更具代表性,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由于发明了线列步兵战术并改进了火炮,使人口小国瑞典跻身列强,并纵横欧陆三十年,将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按在地上揉搓。但你知道他有多少兵吗?最多的时候不超过3万!加上受他指挥的盟军和雇佣兵,也不过十几万人。但是,仅仅是这不到3万人的瑞典陆军,就掏空了整个瑞典财政,其年军费达150万瑞克斯达勒,而瑞典本土财政年收入只有50万瑞克斯达勒,哪怕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也仅能支付嫡系部队军费的三分之一。古斯塔夫完全是靠着盟友的金援和在占领区刮地皮,才能勉力将战争支持下去,并且后期也和西班牙一样,发生了大规模的欠饷事件。
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火枪装备部队之后,欧洲各国的军队规模发生了剧烈扩张,但他们的财政却明显赶不上扩军。缺钱,缺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无论是精锐的西班牙大方阵,还是善战的古斯塔夫,最终都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此时,工业革命尚未开始,对农民和商人加税是有极限的,毕竟教廷以神的名义也才收个十一税,就这还被满世界骂,你一个世俗政权又敢把税率提到多高?
最直接的办法只有给士兵降薪,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操作,怎样降薪却不降士气?这是所有统治者都必须思考的世纪难题。
但世界上总是有聪明人的,既然物质激励不够,那我们就多加一些精神激励吧!
最开始的精神激励是宗教,古斯塔夫领衔了大半场的三十年战争,本身就是新教阵营对天主教阵营的战争,但宗教激励毕竟已经被用了一千多年,更早以前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也极大地透支了天主教徒的宗教热情,所以药效不是那么明显。
真正的猛药是民族主义,其直接表现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即“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国家”,人民不再是领主的臣仆,而是国家的主人。
没有民族国家的时候,战争是贵族的战争,士兵本质上是为领主/国王这些贵族大老爷的利益而战,所以当然需要领取不菲的薪资,并且要求丰厚的功赏和合理的抚恤,否则就会招不到兵、士气低落、乃至哗变。
有了民族国家的时候,战争是国家的战争,从理论上而言,至少在宣传上,士兵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是在尽自己的义务,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当然就可以少领工资,功赏可以取消,抚恤也可以降低,发一枚勋章让你荣归故里即可。
民族国家在全欧洲的建立,是一个长达百余年的漫长过程,而三十年战争,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封建制,并成为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一缕曙光。
三十年战争是一场裹挟全欧洲的大混战,作为一场以宗教争端为底色的战争,打破了欧洲内战不屠城的惯例,造成了800万人的死亡。而战后一百多方势力共同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阐明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瑞士和荷兰取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彻底脱离封建体系。条约还确认了德意志诸侯的主权,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加强了诸侯的自治权,使他们拥有更大独立性。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敲响了封建制的丧钟,当皇帝无权管理诸侯的时候,封建制就从顶端开始瓦解。
而以法国为首的独立国家和拥有高度自治权的邦也开始从底端拆解封建制,路易十四打压法国国内原有的诸侯,将军事和财政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实现了飞跃,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庞大的陆军(40万人),并且三级议会也日益活跃。在路易十四之前,你问一个法国人是哪里人,他多半会报上家乡的地名,但在那之后,答案基本上是统一的,而且是骄傲的,“我是法国人!”
如果说大大小小的国王打击地方势力的过程是量变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就是质变,人民的主权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民权意识、平等意识可谓喷薄而出。而十年混乱之后战神拿破仑闪亮登场,则是宣布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的正式建立,并且以摧枯拉朽的武力优势,直接横扫全欧洲的封建余孽。
很多人都知道拿破仑1804年称帝,但鲜有人知的是,为了获得称帝的合法性,拿破仑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并获得了300多万张赞成票,仅有1562张反对票。此次投票规模占到当时法国3000万总人口的10%,女人、儿童和不纳税的人无票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票活动。
作为对比,托马斯·杰斐逊1801年当选大统领,投票总人数(包括反对票)为14万,占当时美国400万总人口的3.5%,即便扣除70万黑奴,法国的实际投票率也显著高于美国。
哪怕在称帝之后,拿破仑仍然称法国人为“公民”,因为这种称呼区别于封建时代的“臣民”,强调个人作为国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拿破仑本人虽然垄断了行政官员任免,但各级议会(立法会)均由选举产生,即便这些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但周期性、普遍性的选举制度至少已经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
“皇帝”和“M主”这两个词汇,在现代人看来是截然对立的,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却奇妙地统一了起来,并且耀眼地让人无法忽视,因为:
M主代表的不仅是文明,文明只是一个次要的衍生品,M主首先带来的,是财政汲取能力、军事动员能力和军人荣誉感的极大增强,而这一切汇合之后,就是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拿破仑并非孤例,下一个强势登场的皇帝,也是普遍票选制的产物,那就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德皇威廉一世。
1866年4月,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推动下,普鲁士决议开普选,具体而言,是德意志联邦议会及其后的帝国议会的普选,全体成年男性(无论财产和纳税状况)皆有选举权,选民占人口比例高达25%—30%。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激进的改革,普鲁士在形式上成为了当时最M主的国家,M主程度超越了法国和美国。作为对比,美国在1864年选民人口占比为11.8%,1868年由于南北战争结束选举权扩大,选民人口占比也只是上升到15.5%。
1866年6月14日,也就是仅仅两个月后,普鲁士向奥匈帝国宣战,是为普奥战争,普军气势如虹,战至8月,迅速取得胜利,北德意志联邦正式成立,所有南德意志诸邦脱离奥匈帝国控制。
1870年7月19日,俾斯麦诱使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是为普法战争,9月2日,普军在色当战役大胜如日中天的“世界第一陆军”,俘获拿破仑三世,随后围攻巴黎4个月,1871年1月法国投降,所有南德意志诸邦“自愿”归顺威廉一世,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
你认为,俾斯麦开普选是为了什么?这其实是一个极高明的阳谋,目的有二:
第一,为了激发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绪,进行大战前的战争动员。
第二,为了笼络德意志各邦底层民众,瓦解各邦军事贵族的权威。
在人类的脑子被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说教洗坏之前,所有高明的大玩家都知道:
选票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文明与鲜花,而是铁与血。
普选,首先是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战争动员方式而生的。
因为,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你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让他们去为你,哦不为国家而牺牲!
向人民放权,不是出于统治者的开明,而是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不放权的统治者,将无法实现国家的动员,从而在与外敌的战争中被消灭。
这种动员,在初期主要是兵力上的,但发展到后期,就会扩展到工业层面。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持枪步兵在军中的作用会逐步下降,而炮、坦、舰、机等重装备的作用会逐步上升,这就对国家的工业实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随后的历次战争,特别是一战和二战,充分展示了这一逻辑,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战争的压力下实现了普选,而在举国动员的背景下,巨大的后勤压力,终于将女性也纳入了普选之中。因为在一战二战这种总体战的背景下,每一个人力都是宝贵的,女性不得不从家庭的牢笼中被释放出来,到工厂、工地上去接手男人留下的工作。当女人可以直接成为国家力量的一份子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将她们当作男人的附庸,获得政治权利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女权分子的对女性投票权的争取是一个醒目的现象,但却不是改变的根本原因,有为才能有位,在女权分子几十年如一日的争取下,终究也还是要等到大战来临的时候,女性才能真正获得选票。
讲M主的问题,终究绕不开美国。
美国开国后的M主程度被后人大大高估了。一方面,开国元勋们明确反对M主制(见《联邦党人文集》),推崇共和制,选举人团制度其实也相当不M主;另一方面,美国的选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南北战争之前一直很低,其真实M主程度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国家高,特别是瑞士、荷兰、法国、德国这几个相对开明和发达的国家,全人口投票率长期高于美国。
美国理论上的男性普选开始于1870年,南北战争结束后,宪法第15修正案规定:“美国或任何州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被强迫服劳役(就是黑奴的意思)而拒绝或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这既是征兵前的承诺,也是对黑人的补偿,但登记选民的总人口占比仍然经历了相当长的缓慢增长才达到均衡状态。这很好理解,从宪法到立法到州法到办法到做法到违法到司法都需要时间,所以,直到1965年《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通过,黑人才真正全面获得投票权,前后历时95年。对于财产和纳税的要求也是这样,理论上在南北战争开始前就已经普遍废除,但实际各地的执行情况差异很大,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落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864年到1868年间,由于经历了南北战争,美国的登记选民总人口占比从11.8%大幅度增加至15.5%,是该数据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也充分证明了我的理论——战争才是票选制最大的催化剂。
美国的女性普选权则开始于1920年,也就是一战之后,为什么?我不讲了,让威尔逊总统来讲。
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9月30日(一战于1918年11月11日正式结束)对参议院的演讲中表态支持女性选举权:
This war could not have been fought, either by the other nations engaged or by America,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e services of women—services rendered in every sphere—not merely in the fields of effort in which we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see them work, but wherever men have worked and upon the very skirts and edges of the battle itself.
译文:这场战争,无论是其他参战国家还是美国,如果没有女性的服务,是不可能进行的——她们在每一个领域都提供了服务,不仅仅是在我们习惯看到她们工作的领域,而是在男人工作的任何地方,甚至是在战场的边缘。
We have made partners of the women in this war; shall we admit them only to a partnership of suffering and sacrifice and toil and not to a partnership of privilege and right? This war was their war, too, and they have borne its burdens with a courage and a spirit that entitles them to a voice in the councils of the nation.
译文: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让女性成为了伙伴;我们难道只让她们分享痛苦、牺牲和劳苦的伙伴关系,而不让她们分享权利和特权的伙伴关系吗?这也是她们的战争,她们以勇气和精神承担了战争的重担,这使她们有权在国家的议事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1920年,美国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正式赋予女性选举权。
所以说,美国的M主,虽然比起拿破仑的法国、俾斯麦的德国和更早的一些军事M主集团(维京海盗、哥萨克马匪、加勒比海盗、瑞士佣兵等)多了一些浪漫主义色彩,但根本上仍然是战争驱动的。希腊、罗马和美国是一样的,由于本身的繁荣和文明,军事动机的一面容易被掩盖,但如果扒开历史细看的话,本质仍然是一样的。
历史的纷繁芜杂令人畏惧,下面就简要列举一些其他国家的状况吧,不展开了:
法国:1948年,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男性获得普选权;1944年,二战中女性获得普选权。
丹麦:1849年,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男性获得普选权;1915年,一战中女性获得普选权。
德国:1918年,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立即承认女性普选权,顺便插播一句,不要忘了,终结魏玛的小胡子也是高票当选的,真·人民的选择。
荷兰:1917年,一战中男性获得普选权;1919年,一战后女性获得普选权。
冰岛:1915年,一战中男女同时获得普选权。
葡萄牙:1911年,推翻国王成立共和国男性获得普选权;1974年,殖民战争中女性获得普选权。
意大利:1912年,意土战争中男性获得普选权;1945年,二战后女性获得普选权。
爱尔兰:1918年,独立战争前男性获得普选权;1922年,独立战争后女性获得普选权。
1918年一战结束后,从奥匈帝国解体而出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男女同时获得选举权,奥地利女性获得选举权。
1918年一战期间,新生的苏联向德国求和,失去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地区,上述四国宣布独立,在德国战败后皆面临苏联进攻,男女同时获得普选权。
以色列: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男女同时获得普选权。
我想,上述这许多案例,已经足以充分证明战争和票选制的关系了,豪不夸张地说,票选制这种制度,与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紧密相连,具有极强的军事动员能力,简直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说,M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个愚蠢的理论导致了美国一系列M主输出活动。但非常悲剧的是,他们终于发现,至少对中东国家而言,王公贵族天然摈弃极端思想,才是更加理想的交往对象,一旦实现了票选制,就会一个比一个极端,简直是战火不断,以至于现在需要重新推出巴列维王子来灭波斯的火。
一些人认为权利是来自于上层的恩赐,另一些人认为权利是靠下层去争取,这两种看法都大错特错,都是唯心主义思想。
哪怕在古代最专横的国家,处于低位的人也会想争取更多的权利;哪怕在现代最开明的国家,处于高位的人也会想剥夺别人的权利。这种上下层对权利的争夺是永恒存在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取或是恩赐,而是在什么时间节点,在何种压力下,下层的争取会获得成功,而上层会选择放权而不是强压。
很简单,决定形势的永远是力量,而不是态度。
下层有力量的话,上层要么怕被这种力量伤害,要么想利用这种力量来对抗外敌,那么下层就会获得相对较大的权利,而选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下层没有力量的话,既不能立功又不能作乱,既不能为利又不能为害,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权利。
以上,从数千年历史的眼光来看,票选制毫无疑问起源于军事M主,并且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动员制度。但任何事物都有发展演变的过程,演变到自身反面的存在比比皆是。在二战后的80年中,票选制的确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并发展出了相当高水准的文明,直至21世纪才又重新体现出戾气来,同时也散发出衰颓的气息。新世纪以来,原本脱胎于右派民族主义的票选制国家,反而出现了与国际主义/全球主义相结合的趋势;而最老资格的左派意识形态党派,反而与票选制渐行渐远。
这种大反转看似奇怪,实则正常,既然M主党和共和党可以在百年内互相交换地盘和人群,既然连地球磁场都会不断翻转,那么票选制走到其初始功能的反面,也不是太值得惊诧的事情。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反转的机制和未来的趋势。
票选制的前世就讲到这里,敬请期待下一篇——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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