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曾经是创新、严谨、精密、品质的代名词，奔驰宝马奥迪，以及德国机械、能源、化工、精密制造，代表着全球工业的巅峰。然而，如今的德国制造，已经不复往日的荣光。近年来支持率飙升的古典自由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在议会大骂执政的“黑红联盟”（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党团）：你们干点正事！你们欺骗了德国人民，正在摧毁德国，摧毁德国制造，摧毁德国的中产阶级！
她骂的没错。德国制造，的确正在失去它的声誉。现在的德国企业，正在纷纷逃离，来到了一个中国的县级市——苏州市下辖的太仓市——落地生根。在太仓，究竟发生了什么？德国的企业，为什么要逃离？太仓市是长三角地区苏州市下辖的县级市，与上海紧邻。太仓总人口只有84万，但是却聚集了560家德国企业，有3000多德国人常驻在太仓，甚至拖家带口把家搬了过来。太仓，成了“德企之乡”。这些德企不仅数量众多，更以高质量著称，其中包括大量全球领先的“隐形冠军”企业。这些企业以高端装备制造为核心，涵盖汽车零部件、精密机械加工、新材料等领域。代表性的企业包括克恩-里伯斯（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舍弗勒（全球第二大滚动轴承制造商，太仓基地是其全球最大海外生产基地之一）、克朗斯（灌装设备龙头企业）、伯曼集团（机械制造与物流，太仓第500家德企）等。德国十大机床企业中，有6家落户于此。这些德企在太仓的总投资达到6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超过半数的高薪就业岗位。其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5%，以占太仓0.24% 的用地，贡献了全市8% 的GDP、18% 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太仓也由此成为“中国最牛小县城”，2024年全国县域经济排行榜中，太仓位列第六，当年人均GDP突破22万元，不输北上广深。一句话，在全球比较中，营商环境相对较好。另外，产业链齐全，劳动分工精细化，有利于要素的配置和利用。还有，地理位置，也是重要的要素。这是一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故事，就像当初中国人去北美、下南洋，一个带着一个，口耳相传，形成了华人聚集区。德企在其国内，严苛的劳动管制法规和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是他们最大的痛点（下文详述）。中国相对于德国，则有较为宽松的劳动环境和自由契约精神，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没有工会暴力。在自由市场上，劳动者待遇提高，是因为其劳动生产率高。工资高是经济进步、资本存量增长、技术进步的结果。生产得多，所以工资就高，它从来不是什么坏事和竞争劣势。但是在德国，并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所以待遇高，而就是因为严苛的劳动领域管制和干预立法。而中国之所以劳动力成本低，也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不高，而是因为相对于德国，劳动立法和执法尚没有那么严格，还为企业和劳动者留下了自由选择、自由签约的机会。由此，劳动者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职业、选择工作时间、通过勤奋努力获得阶层跃升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在欧洲式的管制政策和压力集团操纵下，失去选择和阶层跃升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阶层固化”。所以这不是什么“低人权优势”。恰恰相反，它是经济自由度高、人权提高的证明。通过强制立法、劳动保护、工会势力将工资强行提高到市场工资率之上，会侵犯企业产权，将低技能劳动者排除出市场，这纯粹是本末倒置，它根本不是什么高人权和自由，反而是低人权和不自由。工资率的高低，最终是资本存量决定的，它跟剥削压榨没关系；另外也不能光看名义工资率和汇率，而要看货币购买力的因素。现在全球的创新中心，集中在两极，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德国贺利氏集团CEO弗兰克·史蒂芬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已经从一个制造业工厂，变成了全球创新枢纽，特别是在半导体等战略产业，德企因此不再把中国看做世界工厂，而是至关重要的研发基地，通过“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将整个价值链本地化，以快速适应市场需求。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有众多的工程师人才队伍，能够为企业的生产提供完整的要素支撑。在太仓，“一辆整车70%的零部件都能在太仓找到供应商”。这种高度集中的产业链布局，使得德企的上下游供应链大多能在周边区域内快速匹配，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中国本身就是一个14亿人的庞大市场，在中国投资，又可以直接面向更加庞大的整个亚洲新兴市场。而太仓，有优越的区位与交通优势，太仓沿江临沪，通江达海。从这里乘坐高铁到上海仅需20多分钟，同时拥有连续16年吞吐量居长江内河第一的太仓港，为企业提供了极其便捷和廉价的物流优势。对外商投资较为友好，行政审批方便快捷。作为中国最具市场化、自由化的区域之一的江浙，有着亲商友商的良好营商环境。太仓市为了更好地吸引德企投资，推出了“太仓服务”，当地政府以其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的营商服务理念赢得了德企的广泛赞誉。他们精简各类涉企审批事项，将项目审批环节从“串联”改为“并联”，实现申报材料精简40%、办理时限压缩50%。中国人对当代德国人普遍印象很好，开放包容。太仓早在2001年就引入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建立了从中专到研究院的完整职业培训体系，为德企精准培养了1万多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太仓还为了留住德企、吸引德企，创建“德式生活圈”，连续20年举办啤酒节，打造罗腾堡德国风情街，并为外籍人士提供集公交、支付等功能于一体的“Hi Taicang”卡，营造了“类德国”的生活环境，让德籍员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根据中国德国商会的调查统计，92%的会员企业计划继续在中国长期运营，许多德国企业在华营收，已经占到其全球业务的三分之一。德企在太仓“加仓”事例不胜枚举：德国博纳集团——空气处理领域“隐形冠军”，落户太仓以来年销售额增加8倍，2024年增资5亿元人民币建设全新生产线；德国克朗斯集团，饮料灌装设备和系统制造业的“隐形冠军”，2024年，克朗斯增资2亿欧元建设新工厂。博纳集团亚太区总裁杨鑫华认为，找不到理由不在中国增资扩产。他说：“产业的成熟度以及技术研发方面，中国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我们90%的供应商都可以在30公里以内覆盖，仅仅在太仓就可以覆盖70%的供应链。”
深化与中方的对话合作，已经成为德企的一个重大战略，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也是保持其全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作为对比，我们看看被干预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德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就会加深对经济的理解，就会明白德企为什么会逃离它的祖国。战后德国满目疮痍，盟军军事占领之下，实行严格的战时“新政”计划经济模式。是受到奥地利学派影响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违背盟军占领当局的命令，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解除价格管制，“一夜之间，德国的超市货架上就摆满了商品”，推动了德国的战后经济复兴，一跃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可以说，没有德国，就没有欧洲经济；一旦德国出事，对欧洲将是毁灭性打击。德国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1923年通货大膨胀，那时候德国马克的价值（相比于美元）贬值了1万亿倍——我没有写错，你也没有看错，是1万亿倍：从战前的4.2马克兑1美元，贬值到4.2万亿马克兑换1美元。一个面包售价2600亿马克，而在一个月前，它值30亿马克。米塞斯痛心地写道：一个鞋厂老板的所有存货销售，到了1923年11月，不够买一双鞋带。货币体系彻底崩溃，逃离到真实商品，丈夫去上班，工资按小时结，妻子在工厂大门等候，飞奔着去商店随便购买什么东西，因为根本不知道它下一个小时会涨成什么样。这个惨痛的记忆，让德国央行在发钞上始终保持节制，保持了马克的价值稳定，为经济进步和经济计算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欧元的价值，按照回溯定理，就是来源于德国马克。
然而好景不长，在全球主义者的推动下，欧盟成立、欧洲央行取代德意志银行，让德国人成了冤大头，一直在补贴欧盟这口“大锅饭”里的“欧猪国家”。德国国内左翼思潮泛滥，导致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绿党等左翼政党长期占据执政地位，安吉拉·默克尔执政的16年，是德国的大倒退时代。各种严苛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将德国经济折腾得奄奄一息，短短几十年，把德国从企业的创新高地，变成了一座企业的坟场。看看德国的各项经济干预政策，就是一份长长的社民主义清单：德国总商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56%的德国企业将严苛的劳动法规和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视为企业最大的经营风险。德国政府打出了一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组合拳”，不断上调最低工资，增加带薪休假、支付员工培训费用、上调社保缴费基数和费率，社会保障税征收率高达42%，几乎杀死了劳动力市场。德国工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比27个主要工业国家平均水平高出了22%，制造业小时劳动成本为48.3欧元，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43%。在德国生产一辆汽车的单位劳动成本约为3300美元，是中国的5.5倍，也远远高出美国、日本和韩国。严苛的劳动市场管制之下，德国正在“去工业化”。德国经济研究所（IW）于近日发布的最新企业调研为德国人敲响了警钟：企业的投资意愿持续下滑，仅有23%的公司计划在2026年前增加新项目投入，反而有33%的企业表态将缩减投资，仅有15%的企业认为经济形势会改善。大企业纷纷撤离，将投资和工厂搬至营商环境更加友好的国家。企业减少雇佣并开展大规模裁员，蒂森克虏伯、梅赛德斯奔驰、大众、博世、西门子等知名企业累计裁员达数万人；在接受调查的德国公司中，有多达36%计划在2026年前进行裁员。而在工业部门，这一比例甚至飙升至41%。简而言之，每三家工业企业中就有一家正在砍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高尚名义之下，带来的结果却是，企业撤资了，劳动者失业了。干预主义政策，最终伤害最深的就是他们宣称要保护的人。这就是所有干预主义的必然结果。2025年10月30日，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长卡特琳娜·赖谢（Katherina Reiche）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作出罕见表态。她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德国经济已经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德国实施了激进的“绿色新政”，就在10月25日，德国对贡德雷明根核电站进行了爆破，摧毁了德国最后一座核电站。“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在俄乌冲突中被炸毁，直接导致德国能源供应短缺。德国从过去的能源出口国，现在变成了电力供应要从法国进口。对于德国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摧毁能源供应，能源价格高企，是愚蠢至极的自废武功。魏德尔痛骂这帮绿色环保分子是“彻头彻尾的疯子”。现在，德国的工业用电价格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10%、比美国高两倍；居民家庭用电价格在欧洲排名前三，比法国高20%。高企的电价，用来发展绿党邪教集团主张的能源转型，电价中包含了大量的政府税收、电网使用费和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太阳能和风能的不稳定，有时候出现吊诡的负电价，又造成了企业经营的巨大风险。德国还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企业生产经营要为碳排放付费，配额成本已上升至70欧元/吨，这同样体现在能源价格之中。面对这种困境，德国执政的社民主义党团领导人号召全国人民洗澡不要超过6分钟，指责人们目光短浅、节约意识不强，不理解他们的难处！德国是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俾斯麦用这种方式，将古典自由主义以来的公民自由和自立自强精神彻底摧毁，使民众命运与国家捆绑一体，实现了国家对民众的驯服。米塞斯喟叹：没有什么比俾斯麦的社保体系对自由的伤害更深。福利的背后，是高额的税收。德国企业税负通常在29%-33%之间，“法治国家”，严征管、没漏洞。德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是45%，半数中产阶级进入42-45%的最高税率区间纳税，基本上将民间储蓄和企业留存利润挥霍殆尽。为了维持福利庞氏骗局，德国不断延迟退休年龄，现在已达到67岁，同时不断提高社保缴费基数和费率，社保征收率高达42%（个人20.8%，企业21.1%），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提升到49%。雪上加霜的是，工作阶层缴纳的各种税收，除了代际转移支付外，还要进行跨国转移支付。社民主义党团对外国极其慷慨。在欧盟大锅饭模式下，德国先进的生产力成为“欧猪五国”的韭菜，德国人需要为懒惰的希腊人、意大利人的高福利买单，支持这些国家的社民主义政客不断消化攀升的债务、收买选票和维持其执政。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纳税人又向乌克兰提供了约400亿欧元的援助。2026财年，在已经预算了85亿欧元援乌资金的基础上，最近又追加30亿欧元。这样的德国，哪里还会有资本投资，年轻人还能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在基民盟等社民主义主政下，德国开放边境，大量移民涌入，他们奔着德国的高福利而来，这些成本都由德国企业和纳税人支付。德国对移民发放公民津贴，从今年起更名为“基础保障”，涵盖生活、房租、采暖等。独居者月均发放1192欧元。对移民开展融合与语言支持培训，2025年预算为10.66亿欧元。要知道，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2025年领取津贴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550万人，一半左右都不是德国人。导致的结果是，德国人的平均税负率为40.8%，高达400万纳税人适用所得税最高税率！德国劳动者2024年年薪中位数为43750欧元，把高额的税收、社保扣除，月收入中位数为1900-2300欧元之间。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2000，人家不工作，一个月1192，有房子、有吃的、还能领救济，一旦收入高了反而就领不上补贴了，那么为什么要工作呢？就这么“低欲望”地活着多好呢。所以德国人生活得悠闲、假期多、欲望低吗？不，是没办法。你想勤奋努力，有劳动法管着；你想打几份工，企业不敢雇佣你；你辛苦工作一个月，一大半都被拿走了。所以根本没有通过勤奋努力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也没有工作的动力，那就只能“悠闲地生活”了。他在上海建设特斯拉超级工厂，从立项审批到建成，10个月。但是同样的超级工厂到了德国，先是水资源保护争议，认为其过度消耗水资源，勃兰登堡州将项目搁置；然后是荒诞至极的森林保护与“野生动物权利”，因为施工会影响蛇和蜥蜴的休眠而叫停。从申请到审批，就耽搁了整整16个月。到最终建成，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事实上，这已经是德国政府为特斯拉“开绿灯”、“特事特办”的情况下了。如果按照正常的审批，特斯拉恐怕现在都还在审批中。高达83%的投资者认为德国繁文缛节的各类立法，导致审批效率极其低下，是阻碍其投资的主要因素。一个大型工程或者基础设施项目要“按照德国法律规定”，走完审批流程，通常至少需要7-9年时间。据德国纳税人联盟的调查，德国正在被繁琐的官僚体制压得喘不过气，这每年给德国造成了高达146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看看太仓，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伯曼集团作为太仓落户的第500家德企，从项目开工到竣工仅用了11个月，“拿地到开工”环节更是压缩至3个月，真正见证了“中国速度”！一个国家从贫困走向繁荣，不是没有原因的；同理，从繁荣走向衰退，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切繁荣，必有自由因。越自由，越繁荣，反之则相反。否则我们必须得出一个结论：越是不自由，反而越繁荣。这是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的，是不可能的。我们服从于理论和逻辑，而不是服从于情绪和立场。在中德对比之下，必须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经济自由度高于德国。这并不是“中国吹”，我们不吹不黑。它绝对不是说中国的营商环境就好得无懈可击，没有痛点了，而是在全球视角下的一个比较分析，也是一个诚实严谨的经济学结论。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一国税率是29-33%，另一国的税率是25%，我们就说，后者比前者更加接近自由。如果税率相同，一国严征管、没漏洞，而另一国征管宽松、漏洞多、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我们也可以说，后者比前者更自由。这绝对不是肯定25%，认为25%就合理，最好的税收当然是没有税收。它只是在做出一个国际比较的研究。如果你还是不会判断，那么尊重常识：资本很诚实，哪里更自由，它就流向哪里，就去造福哪里。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立场和情绪，把所谓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等赋予了突出的权重，将其视为评判自由的标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感受了，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人世间，也不理解他们眼中的“乌合之众”最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幺蛾子，而是我做生意方便不方便、搞钱容易不、柴米油盐价格下降了没有，总之是我生活变好了没有。他们并不关心到底是谁在治理，也不关心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老百姓显然比知识分子更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就是财产。没有脱离了产权的所谓自由。因为一切管制和干预措施，归根结底，就是在侵犯产权、侵犯自由本身。说到底，自由，就是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排他性地排除他人的侵犯。如果产权不完整，就谈不上自由。米塞斯洞若观火：如果印刷厂都是国营垄断的，那么你谈什么出版自由就是一句空话。罗纳德·科斯正确地说道：知识分子由于其既得利益而支持言论自由，反对自由企业。但是一旦失去自由企业制度，也将失去言论自由。如果我们不得不牺牲经济自由或政治自由......为了普遍利益，应该放弃政治自由而不是经济自由。对大多数人来说，维护市场比维护民主更重要。知识分子们主张的那些陈词滥调，无一不是通往侵犯产权的方向，他们整天以民众代言人的形象出现，无非就是为自己攫取名望和利益，实现自己的理想蓝图。这些人虚伪至极，心理其实从来没有普罗大众，按照他们心心念追求的那些目标，带给民众的将并不是福音，而是深重的灾难。所以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的结论，根本不是“我骄傲我自豪”，而是给人以警醒：我们不能听那些知识分子的蛊惑，他们已经被社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俘获，成了西方错误观念的俘虏。我们需要清楚，不能学习德国的什么？通往繁荣的路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解除对经济进步的一切限制，开放市场准入，例如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进一步减税降费，把企业和个人的税负降下来，把繁重的社保降下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府不断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中国的劳动者待遇就会迅速提高，全国人民都将享受肉眼可见的经济福祉；如果盲目崇拜和学习西方，那么德企就会撤离，资本就会撤离，受害最大的，就是普通的劳动者阶层。我们希望自由市场高歌猛进，让更多德国资本和德国优秀工程师来到中国，造福中国。若干年后，德企总部都搬到中国来，甚至，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将增加一个新成员：德意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