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史（8）

四）反弹的声浪

最先发出怒吼的，是农民。

189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席卷了美国的中西部和南部。

这些农民组织了一个叫“人民党”的政党，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政治纲领：

要求政府所有并经营铁路、电报和电话系统。

——这是对垄断的直接宣战。

要求实行累进所得税。

——让富人交更多的税。

要求改革货币体系，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帮助负债的农民。

要求由人民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

——打破政客和公司之间的腐败链条。

你看，民粹主义者的这些要求，核心思想就一个：我们不再相信“看不见的手”了！我们要求一个看得见的、强有力的手——政府的手——伸进来，管一管这些无法无天的大公司和大富豪！

1896年大选，人民党的理念，被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所吸收。

他发表了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说，将东部的金融集团，描绘成把农民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的“凶手”。

虽然布莱恩最终输掉了选举，但民粹主义运动，像一声惊雷，劈开了“镀金时代”虚伪的平静。

它标志着，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正在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向。

人们对“自由放任”的信念，开始动摇。

对一个弱小的、“守夜人”式的政府的认同，也开始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认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去解决社会不公、调节经济失衡的观念。

这种新的观念，将会在20世纪初，由一批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记者和社会改革家，进行更系统的包装和理论化。

他们将不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愤怒和激进，而是以一种更“科学”、更“理性”的面目出现。

他们，就是进步主义者。

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剧本A的最后辉煌，即将落幕。

剧本B（集权强大），在蛰伏了几十年之后，将以一种全新的、“科学”和“进步”的面目，卷土重来，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美国。

好的，“镀金时代”的纸醉金迷之下，社会矛盾已如即将喷发的火山。

现在，一群手拿“科学”和“道德”的“医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宣称要对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手术。

如果说民粹主义是一场来自乡野的、充满愤怒情感的呐喊，那么进步主义，就是一场来自城市的、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导的、更具理论深度和实践策略的改革运动。

这场运动，从19世纪末开始萌芽，到20世纪初的前二十年，达到了高潮。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而是一股跨党派的、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思潮。

它的核心，是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

这场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杰斐逊和“镀金时代”所信奉的“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旧有信条。

五）新世界的“老问题”

进步主义者们，大多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

他们是记者、大学教授、社会工作者、工程师、律师和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

他们不像农民那样，直接感受到铁路和银行的压迫。

他们看到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全新的、触目惊心的“城市病”：

贫民窟里，肮脏拥挤，疾病肆虐。

工厂里，童工们在危险的机器旁，干着繁重的活计。

食品加工厂里，腐烂的肉和工人掉进去的手指，被一起做成了香肠。

政治上，城市的市政厅，被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控制，他们靠着操纵移民的选票，中饱私囊。

经济上，像标准石油这样的托拉斯巨头，已经强大到可以左右国计民生，甚至绑架政府。

面对这些问题，杰斐逊那种“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旧观念，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一个“守夜人”政府，能解决下水道问题吗？能禁止工厂雇佣童工吗？能保证你吃的肉是干净的吗？能拆分一个富可敌国的垄断公司吗？

答案是：不能。

于是，进步主义者们得出了一个与过去180度大转弯的结论：

问题，不能靠个人和市场的“自发秩序”来解决。

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积极有为的、专业的政府。

六）欧洲“优良”观念的引进

要革命，先得有思想武器。

进步主义者们，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尤其是当时的德国。

19世纪末，大量的美国年轻人，去德国的大学留学。

他们带回来的，不是杰斐逊时代那种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然权利的英法启蒙思想。

他们带回来的是德国的“国家主义”和“历史学派”经济学思想。

德国的学者们认为：不存在什么普世的、永恒不变的经济规律。

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需要，由国家这个最高组织形式，来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和规划。

这个思想，对美国知识界，简直是醍醐灌顶。

它等于说，“自由放任”不是什么神圣信条，它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现在美国情况变了，我们就应该用新的、更“科学”的办法来管理国家。

同时，英国费边社的渐进式社会主义思想，也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费边社主张，不用搞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不断地立法、渗透和教育，一点一点地，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成一个由专家管理的、更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从欧洲引进的新观念，为美国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最前沿的理论弹药。

七）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

有了理论武器，进步主义者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重塑美国人对“自由”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

传统的、杰斐逊式的自由观，是一种“消极自由”。

它的意思是“免于……的自由”。

比如，免于政府干涉的言论自由，免于政府侵犯的财产自由。

在这种观念下，政府的角色，是“不做什么”。

进步主义者们，巧妙地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观——“积极自由”。

它的意思是“去做……的自由”。

比如，一个人如果穷得快饿死了，他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吗？一个每天要在血汗工厂里工作14个小时的童工，他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吗？

显然没有。

所以，进步主义者们认为，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摆脱政府的束缚。

真正的自由，是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潜能。

而为了让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政府必须介入。

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比如干净的环境、安全的食品、受教育的机会、免于过度剥削的工作条件。

你看，这是一次多么巧妙的“偷天换日”！

“自由”这个词没变，但它的内涵，已经从“限制政府”，变成了“扩大政府”的理由。

剧本A的口号，被剧本B拿过去，重新包装，变成了自己的武器。

八）“专家治国”的理想

那么，这个被赋予了巨大责任和权力的政府，应该由谁来管理呢？

进步主义者们，对杰克逊时代那种“人民民主”也充满了怀疑。

他们觉得，普通大众是盲目和非理性的，容易被腐败的政客操纵。

他们相信“科学”和“效率”。

他们理想中的政府，应该像一个管理良好的大公司。

掌权的，不应该是那些靠拉帮结派上台的政客，而应该是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立的、专业的“专家”。

城市的管理，应该交给专业的“城市经理人”。

经济的监管，应该交给独立的“委员会”，由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组成。

社会的改良，应该听取社会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

这种“专家治国”的理想，本质上，是对民主和市场秩序的一种不信任。

它相信，一小撮最聪明、最专业的精英，能够比千百万普通人，更“科学”、更“理性”地，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好的规划。

这股强大的思潮，最终涌现出了两位总统级别的代言人。

他们将利用总统这个“高尚的讲坛”，把进步主义的观念，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一位是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一个精力充沛、挥舞着“大棒”的“托拉斯驯服者”。

另一位是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试图用“新自由”来改造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大学校长。

在这两位强人总统的推动下，联邦政府的权力，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侵入到经济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个沉睡的集权巨人，即将被彻底唤醒。

好的，理论的炮弹已经准备就绪，现在，两位重量级的政治炮手即将登场，他们将用总统的权力，把进步主义的观念蓝图，变成美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