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法修正草案：一部注定会失败的法律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起草公布了《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旨在打击“非理性价格战”、“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并规制“利用算法从事不正当价格行为”。

此举看似旨在维护市场秩序，但无疑是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深刻误解与粗暴干预，其潜在的危害将远超其宣称的好处。

一、价格的本质：知识的载体与市场的指南针

价格并非由政府或任何中央机构所“决定”或“控制”，而是由千千万万个个体在市场中自发交易、主观评价、不断尝试后涌现出来的。

价格是稀缺性、偏好、技术、生产成本、预期等无数分散在不同人心中的“信息碎片”的综合体现。它是一种动态的信号，就像指路明灯，引导着生产者如何配置资源、消费者如何选择商品。

“非理性价格战”与“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的提法，首先就暴露了对价格本质的误解。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非理性价格”。每一个价格都是个体在特定时空下，基于其主观判断和可获取信息所做出的选择结果。

如果一家企业选择降低价格，甚至暂时低于其“显性成本”，这背后可能蕴含着复杂的商业策略：

新进入者或现有企业可能通过短期低价策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以期在未来获得规模经济或网络效应带来的长期收益。

商品可能面临过时、变质或需求骤降的风险，此时“亏本”销售反而是止损的最佳选择。

在一些平台经济中，某个商品可能作为“引流款”，通过低价吸引消费者进入平台，从而带动其他高利润产品的销售。

企业可能通过技术创新或管理优化，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产品，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竞争对手。这种“低于成本”并非真的亏损，而是其真实成本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某些情况下，资金雄厚的企业可能利用其资本优势进行价格竞争，这在自由市场中是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如果竞争对手无法匹敌，那只能说明其自身的效率或资金结构存在问题。

如果法律干预这种“低于成本”的价格行为，实际上是在扼杀企业的创新活力和竞争能力。它冻结了市场通过价格传递信息、淘汰落后产能的自然过程，最终受损的是消费者，因为他们将无法享受到更低廉、更优质的产品。

二、竞争的真谛：一个发现的过程，而非静止的状态

传统经济学常常将“完全竞争”视为理想状态，并以此为基准来衡量市场失灵。然而，奥地利学派则将竞争视为一个“发现过程”（discovery procedure）。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不断地识别未被满足的需求、发现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动态的竞争，正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升生产效率的根本动力。

“价格战”正是这种发现过程的生动体现。它迫使企业不断审视自身的成本结构、产品定位和商业模式。那些能够通过创新、效率提升、管理优化等方式降低成本的企业，将在价格竞争中脱颖而出；而那些墨守成规、效率低下的企业，则可能被市场淘汰。这种淘汰并非“不正当”，而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修正草案》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干预“非理性价格战”，本质上是对竞争过程的扭曲。它将价格竞争视为一种“恶性”行为，而不是市场自我净化的机制。这就像在赛跑中，为了防止有人跑得太快，而给跑得快的人设置障碍。

其结果将是：

1、阻碍创新：当价格被限制在一个“合理”区间时，企业将缺乏动力去进行艰苦卓绝的成本控制和技术创新，因为即使他们能够大幅降低成本，也无法通过价格优势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2、保护落后产能：对“低于成本”销售的打击，实际上是在保护那些高成本、低效率的企业。这使得它们即使竞争力低下，也能在行政保护伞下苟延残喘，从而阻碍了资源向更高效企业的转移。

3、扼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在于对不确定性的承担和对未来利润的追逐。价格战正是企业家通过冒险、创新来争夺市场份额的表现。法律的干预将极大地挫伤企业家的积极性，使他们趋于保守，不敢冒险。

4、市场僵化：一旦价格被行政力量干预，市场将失去其原有的弹性。当供需关系发生变化时，价格无法及时调整来反映这种变化，从而导致资源错配、供需失衡，甚至出现商品短缺或过剩。

三、算法与价格：技术工具的中立性与干预的负面效应

修正草案中提及的“利用算法从事不正当价格行为”更是对技术中立性的误解。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其本身并无善恶。真正决定其“善恶”的是使用者以及使用算法所处的市场环境。

在自由市场中，企业利用算法进行价格优化，正是效率提升和信息利用的体现。算法可以帮助企业更精准地预测市场需求、更有效地管理库存、更灵活地调整定价策略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这使得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消费者也能在更短时间内获得更符合其需求的产品。

如果所谓的“不正当价格行为”是指通过算法实现的价格歧视，那么这在市场经济中并非新鲜事物，也并非总是“不正当”。

例如，电影院针对不同时间段、不同座位的票价差异，航空公司针对提前预订和临时购票的旅客设置不同价格，这些都是基于供需和消费者支付意愿进行的正常商业定价策略。算法的出现只是让这种定价变得更加精细和高效。

政府干预市场中的价格信号，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即所谓的“干预主义螺旋”。一项干预措施为了解决其自身引发的问题，往往需要更多的干预，最终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

对“算法定价”的规制，很可能就是这种螺旋的开端：

1、定义“不正当”的困难：如何界定“利用算法从事不正当价格行为”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是高于“成本”就不正当？还是低于“成本”就不正当？市场价格是动态变化的，今天看起来“过高”的价格，明天可能因为原材料涨价而变得“合理”；今天看起来“过低”的价格，明天可能因为技术突破而实现盈利。模糊的定义将赋予监管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滋生寻租和腐败。

2、抑制技术发展：对算法定价的限制，将直接打击企业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从而阻碍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信息时代，算法是提高效率、优化决策的关键工具，如果对其进行过度限制，无疑是在自缚手脚。

3、市场信息失真：如果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真实情况自由定价，那么价格将无法准确反映供需关系和资源稀缺性。这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无法获得真实的市场信息，导致错误的决策，最终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

4、人为制造“垄断”：讽刺的是，旨在打击“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法律，反而可能因为限制了价格竞争，而客观上维护了现有巨头的市场地位，因为新进入者无法通过价格优势来打破现有格局。这与反垄断的初衷背道而驰。

四、被遗忘的真理：自由是繁荣的基石

《草案》的制定，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央计划思维惯性。

这种思维模式总是假设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机构，能够准确判断市场的“理性”与“非理性”、“成本”与“利润”，并据此施加干预。

然而，哈耶克早已指出，分散的知识无法被任何中央机构所掌握。市场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分散的知识。

真正的繁荣并非通过行政命令来“设计”出来，而是通过个体在自由市场中的自发秩序、竞争发现、创新试错而逐渐涌现的。政府的作用，并非是充当市场的“父母官”，对企业的价格行为指手画脚，而是应该致力于维护产权、保障合同、打击欺诈、提供公正的法律框架，为市场参与者创造一个公平、稳定、可预期的竞争环境。

如果我们将价格视为“水位”，那么市场便是“水池”。价格波动是水池中水位的自然起伏，反映着池中水量（供给）与出入水量（需求）的变化。而《草案》的逻辑，则像是试图通过强行固定水位，来“管理”水池中的水量。其结果必然是池水无法自由流动，最终或干涸或泛滥，丧失其生命力。

面对经济发展中的挑战，正确的应对之道并非是通过行政命令去干预价格、限制竞争，而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市场化改革，真正做到“放管服”结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只有当企业能够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生产和定价，消费者能够自由地根据自身偏好进行选择和消费，企业家能够自由地探索和创新时，一个充满活力、持续繁荣的经济体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因此，与其对《价格法》修修补补，不如深刻反思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尊重市场规律，相信个体的智慧和自由，才是通往经济繁荣的唯一正途。

这部《草案》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成为扼杀市场活力的“紧箍咒”。

我们呼吁决策者，能够倾听来自不同学派的真知灼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谦逊的态度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真正将自由作为繁荣的基石，而非束缚的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