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骗了二百年！工业革命下工人的悲惨，是真相吗？
上一篇，我们聊了决定工资的底层逻辑。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市场经济里，是资本的积累和消费者的选择，共同推高了我们的工资水平。
这时候，肯定有朋友会举手反对了。
他会说：“老古，你说的这套理论，听起来很自洽，但解释不了历史啊！你去看看历史书，尤其是狄更斯的小说，恩格斯的调查，工业革命那会儿，英国的工人有多惨？住在贫民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几岁的孩子都要去矿井里当童工。那样的生活，比被‘剥削’还惨吧？都说工业革命前是‘田园牧歌’，男耕女织，虽然不富裕，但至少有尊严、有自由。难道不是残酷的工厂制度，把这一切都毁了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它直接戳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伤疤”。
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业的很多负面看法，源头都来自于对“工业革命”那段历史的描绘。
甚至当代中国人，也经历过秦格斯（秦晖）的血汗工厂观点洗礼，将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打工的人，视为最为悲惨的一群人。
这个描绘的版本，我们太熟悉了：一群快乐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邪恶的“圈地运动”和轰鸣的机器，赶进了如同地狱般的工厂，变成了工资的奴隶。
这个故事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今天一提到“资本”，脑子里浮现的还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那个被机器异化、不停拧螺丝的小人物形象。
但是，关于工业革命，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那个“悲惨世界”的故事版本，根本不是事实的全貌，甚至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
今天，我们穿越回18、19世纪的英国，看看那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谜题：所谓“田园牧歌”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工业革命“前夜”，那个被无数文人墨客描绘成“黄金时代”的英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
真的像我们想象中那样，人人有地种，有屋住，生活宁静而美好吗？我要用冰冷的事实告诉你们：完全不是。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社会结构是僵化的。
最好的土地被贵族和地主占有，生产方式是几百年不变的传统农业。
城市的工商业呢？则被各种“行会”牢牢把持。你想当个木匠？对不起，得行会师傅点头，而且名额有限。
你想开个小作坊？对不起，可能需要国王的“特许状”。
整个社会，就像一潭死水，几乎没有给新人留下任何空间。
这时候，一个巨大的、无解的难题出现了——人口在不断增长。
这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死亡率在下降，新生儿存活率在提高。
但是，对于那个僵化的社会来说，这简直是场灾难。
多出来的人口去哪里？土地没有增加，行会的岗位没有增加。
这些“多余”的人，就成了社会的“弃儿”。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的人。
他们无法进入农业，也无法进入手工业，只能在社会的边缘游荡。在丰收季节，他们能去农场打打短工，赚点糊口的钱。
一到冬天，就只能靠私人慈善和教会的救济过活，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战死的士兵有1512人，而同期病死或失踪的，高达13万多人！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当时的年轻人，即便去参军，更大的可能性也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于军营里恶劣的卫生条件、残酷的惩罚和各种瘟疫。
所以，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根本不是什么“田园牧歌”。
它是一个被人口爆炸的压力绷到极限，内部充满着贫困、饥饿和绝望的社会。
大量的“过剩人口”像幽灵一样漂浮着，他们是潜在的乞丐、小偷、土匪和妓女。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起点。记住这个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后面发生的一切。
第二个谜题：是谁把妇女和儿童“赶”进了工厂？
就在这个社会即将被“过剩人口”压垮的时候，一个“怪物”出现了——工厂。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新技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企业家们开始建立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
于是，那个流行的故事版本就登场了：无情的工厂主，像抓奴隶一样，把自由的农民、幸福的家庭主妇和天真烂漫的儿童，都抓进了暗无天日的工厂。
但我们要反问：工厂主有这个权力吗？他们是警察还是军队？能强迫任何人去工作吗？
答案是：不能。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出工资，雇佣那些“自愿”来工作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第一批进厂的工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自愿”走进那个在后世看来如同“地狱”的地方？
答案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他们，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过剩人口”。
是那些在传统社会结构里，已经无路可走，在饥饿边缘挣扎的人。
米塞斯说“如果说是工厂把家庭主妇们从育儿室和厨房，把儿童从他们的游戏中强拉出来，这是对事实的歪曲。此前，这些妇女实际上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因此难以填饱其稚子。这些儿童是在饥馑状态下生存的，他们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工厂。严格说来，是工厂解救了他们，工厂使他们免于成为饿殍。“
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停下来，默读三遍。
它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们脑子里那幅温情脉脉的“田园画”。
是饥饿，而不是工厂主的鞭子，把妇女和儿童“赶”进了工厂。
他们走进工厂，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活下去。工厂主提供的工资，在今天看来可能低得可怜，但在当时，这笔钱，是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赚不到的“救命钱”。
这就引出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核心误判：我们总是拿当时工人的生活，和“现在”我们的生活作比较。
一比，当然觉得惨不忍睹。工作14个小时，没有双休，住在拥挤的贫民窟，这日子怎么过？
但是，这种比较是耍流氓。
正确的比较对象，应该是当时的人，如果不进工厂，他们的“另一个选择”是什么。
那个选择，不是回到宁静的乡村继续当快乐的农民——那个世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
那个选择，是失业、是乞讨、是犯罪、是活活饿死。
所以，当时人们面临的选择题，不是“进工厂受苦”和“在田园享福”二选一。而是“进工厂虽然很苦但能活命”和“不进工厂就饿死”二选一。
这是一道残酷的单选题。
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再去看历史，心态就完全不同了。
工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瞬间，它不是一座监狱，而是一艘“诺亚方舟”。
虽然船上拥挤、肮脏、气味难闻，但它至少能让你在洪水滔天的时代，保住一条命。
同样，当时中国有八亿农民，联产承包制实施后，农民的积极性大增，但是土地的产出并不会随着人力的增加而增加，大量的农村人口要提高生活水平，最好的方式就是进城打工。
他们留在农村的状况是，几乎没有多少现金收入，打出来的粮食还要交公粮，没有什么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换，更买不起工业制成消费品。
他们当时，最多也就是告别了饥饿。
而进入一个劳动密集型工厂，包吃包住，还有工资，可以存下钱，甚至可以有钱在老家改善居住条件，可以有钱给老人治病，给孩子交学费和多吃几块肉。
工厂的辛苦当然是真实的，但另一个选择——留在农村，却是远远不如工厂辛苦的成果的，因此，在当时，进入工厂要排大队，甚至要有同乡介绍。
不能加班的工厂反而被农民们抛弃，因为他们比谁都更渴望更多的收入，来改善家庭的贫困现状。
这样的工厂，对农民来说，是天使降临，而为是恶魔工厂。
秦格斯这种坐在书房里的人，永远不明白农民的另一个选择是更为血汗的农村。
三）第三个谜题：工厂到底在为谁生产？
好，现在我们知道了，工厂吸纳了“过剩人口”，给了他们活下去的机会。但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工厂制度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施舍”了一口饭。它还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此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
这个变革就是：大规模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
你琢磨一下这句话的分量。
在工业革命之前，所谓的“工业”，也就是手工业，它主要是为谁服务的？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
一个技艺高超的鞋匠，是给贵族老爷做定制皮靴的。一个顶级的裁缝，是给贵妇人做丝绸长裙的。
他们的生意好坏，完全取决于上流社会的消费能力。
普通老百姓，穿的可能是自己编的草鞋，或者祖传下来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他们，在市场上几乎是“隐形”的。
但是，工厂制度一出现，整个游戏规则就变了。
棉纺厂是工业革命最早期的典型代表。
你要知道，在当时，棉织品是“穷人乐”。
有钱人穿的是什么？是丝绸、是亚麻。
工厂主一开始就没打算和那些给贵族做衣服的裁缝抢生意。他们的目标客户，就是那些以前在市场上“隐形”的普通大众。
工厂的目的，就是用机器，把原来少数人才能享用的东西，变得足够便宜，让所有人都买得起。
这个逻辑一旦开启，就势不可挡。
鞋厂一开始也是为大众生产廉价的鞋子，富人还是去找鞋匠定制。成衣厂生产的，是给“普罗大众”穿的衣服，时髦的绅士淑女，还是会光顾高级裁缝店。
你看，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诞生了。
它的核心，不再是“伺候好少数有钱人”，而是“服务好海量的普通人”。
这个转变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因为它第一次，让“工人”这个阶级，同时拥有了双重身份。
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辛苦工作生产出来的东西，扭头回到市场上，他们自己就是最主要的购买者。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工厂主为了赚钱，就必须想办法把东西做得更便宜、更好，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而工人们作为消费者，他们的每一次购买，都在为自己想要的生活投票。
当大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水涨船高时，那些原本只为富人生产的奢侈品，也慢慢开始被纳入大规模生产的轨道。
今天，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一切——汽车、手机、空调、满大街的快时尚品牌——本质上都是这个逻辑的产物。
是大规模生产，把曾经帝王将相才能享受的便利，变成了我们普通人的日常。
所以，第三个认知：工业革命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那些轰鸣的机器，而在于它从根本上扭转了生产的目的。
生产，第一次真正开始为“大众”服务。
而劳动者，也第一次从一个纯粹的“被支配者”，变成了手握货币选票、可以决定企业生死的“消费者主权”的拥有者。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如此。在大规模的农民进入工厂之前，中国的国营工厂生产的东西，是农民能买得起的么？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国营酒厂，这个酒是为大众生产的么？在七十年代，农民哪有钱喝酒？
而农民进入的所谓血汗工厂是什么厂？是电子厂，是服装厂，是鞋厂，这些产品不都是当时中国民众需要的产品吗？
农民工们，其实是在为自己生产。你生产了服装，他生产了鞋子，我们每一个平民才告别了补丁时代，告别了过年才能穿新衣服的时代。
电子产品成为无比廉价的东西，人人家里都有几件。一家配齐全屋家电也不过夫妻二人一两个月工资的事。
而在八十年代末，一台彩电能花费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正是大规模的为平民生产，才开启了一个每一人生活水平突飞猛进的时代。
第四个谜题：是谁在妖魔化“工业革命”？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更困惑了。既然工业革命是“救命的方舟”，又是“为大众服务”的开端，那为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名声这么差？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故事，都是负面的、悲惨的？是谁在刻意描绘那个“悲惨世界”？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宫斗戏”——是旧势力，对新势力的反扑。
你想啊，工业革命催生的这批工厂主，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传统的贵族。
他们可能是磨坊主的儿子，可能是小商人，甚至是原来很底层的工匠。
他们靠着自己的精明、勤奋和冒险精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一跃成为了新的富豪。
这帮“暴发户”的出现，让谁最不爽？
是那些传统的统治阶级——世袭的贵族和大地主。
在他们眼里，这帮满身铜臭的工厂主，简直是斯文扫地。
他们原本稳固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工厂开出的工资，开始从农村虹吸劳动力，地主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招到便宜的农工了。
旧贵族们，在经济上竞争不过这些新锐的企业家，怎么办呢？他们选择了一个经典的招数——从“道德”上抹黑你。
他们开始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去“关心”工人的疾苦。
他们组织各种调查委员会，去工厂里搜集各种骇人听闻的材料，然后写成报告，到处宣传，说工厂是“人间地狱”，工厂主是“吸血鬼”。
他们利用自己在议会里的势力，推动各种“工厂法”，来限制工厂的经营。
你看，历史是不是很吊诡？
第一批站出来“为工人说话”，推动劳工立法的，恰恰是那些快要被时代淘汰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
他们的动机，可能并非真的出于对工人的同情，而更多是出于对“暴发户”的嫉妒和憎恨。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全是坏人。
他们当中肯定有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声音，和那些怀着私心的旧贵族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潮流。
再加上一些作家，比如狄更斯，用他们生动的文笔，把工厂工人的悲惨境遇艺术化、戏剧化，就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个“工业革命神话”。
这个神话的本质，就是用前资本主义的、贵族式的浪漫情怀，去评判一个新兴的、属于大众的工业时代。
它的视角，从一开始就是偏的。
所以，我们今天去读那些关于工业革命的历史，一定要多长个心眼。
要去分辨，写下这些文字的，到底是谁？他站在谁的立场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否则，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带进别人精心构造的故事陷阱里。
历史的教训，今天的镜子
好了，讲到这里，我们把工业革命的真相，基本还原了。
它不是田园牧歌的毁灭，而是一场把几千万“过剩人口”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自救运动。它的核心，是为大众生产。
而它之所以名声不佳，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新旧势力斗争的“舆论战”。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篇幅去澄清这段历史？难道只是为了“翻案”吗？
不是。因为，不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在今天，犯下同样的错误。
今天，在亚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还有很多不发达国家，他们正处在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他们同样面临着大量的人口，传统的农业和小作坊无法吸纳。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资本，是企业家，是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工厂。
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从小接受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套“妖魔化工业革命”的西方叙事。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剥削后改善”的老路了。我们一开始，就要有高标准的劳工法，要有强大的工会，要给工人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
你看，这出发点是不是特别好？特别“人道”？
但结果呢？结果是灾难性的。
一个刚刚起步的、脆弱的本国工业，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一个企业家，算了算账，发现按照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和福利标准，他一开工厂就得赔本。
那他干脆就不开了。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本不敢投资，大量的工厂无法建立。
而那些嗷嗷待哺的“过剩人口”，他们本来有机会像19世纪的英国工人一样，走进工厂，先拿到一份能糊口的工资，再慢慢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收入。
但现在，因为这些“好心”的政策，他们连进工厂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只能继续停留在更悲惨的失业和贫困状态里。
这就是误读历史的代价。那些善意的、高尚的理念，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会变成通往地狱的铺路石。它剥夺了穷人“用低工资换取生存机会”的权利，以“人道”的名义，把他们永远困在了不人道的贫穷之中。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戳破了关于工业革命的四个流行神话：
第一，所谓“田园牧歌”的时代，真相是人口爆炸、社会僵化，充满了饥饿和绝望。
第二，把工人“赶”进工厂的，不是资本家的贪婪，而是饥饿的威胁。工厂是那个时代穷人唯一的“救生艇”。
第三，工厂制度的革命性，在于它开启了“为大众生产”的时代，让工人自己，成为了生产成果的主要消费者。
第四，对工业革命的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被时代淘汰的旧精英，对“暴发户”企业家的嫉妒和舆论攻击。
理解了这些，我们再回头看今天这个世界，就会多一分清醒，少一分廉价的道德评判。
当然，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难道说，政府的干预，工会的力量，就真的一无是处吗？难道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这些因素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有工会去斗争，没有政府去立法，资本家难道会自动给工人涨工资、缩短工时吗？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也更加贴近我们今天的现实。它正是我们下一讲要攻克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