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回生产”的启迪与谬误

“迂回生产”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奥地利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提出的。

鲁滨逊在荒岛上捕鱼，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工具，徒手抓鱼，一天只能抓三条，仅够糊口。这叫“直接生产”。

后来他通过缩减消费、做出牺牲——不把所有生产全部消费掉，这就是“节俭的人”，积累了供10天吃的鱼获，这就是“储蓄”。有了这些储蓄，他就可以在这10天内设法制造一个渔网，而不至于饿死。

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企业家行动——一切行动皆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极有可能造渔网失败了，或者造渔网需要12天，那么就意味着他会消耗资本，或者挨饿。

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他有了渔网这个先进的生产工具，每天可以打100条鱼了，这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让鲁滨逊实际收入增长，再也没有挨饿之虞，让他可以在满足消费之外，积累更多的储蓄。

我们把不直接生产消费品，而先生产能够产出更多消费品的“资本品”的这一过程，称之为“迂回生产”。

当积累的储蓄更多，鲁滨逊就可以开始制造渔船了。这是更加“高阶的资本财货”。这样，他就可以不光在岸边捕鱼，而是可以到底更远、更深的水域，去捕获更多的海产了。例如他不光捕到了小鱼小虾，而且捕到了大鱼、龙虾。

这就是“迂回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生产结构的延长，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它意味着，不但可以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而且可以生产出在过去直接生产下，根本无法生产出来的其他消费品。

同时也意味着，他也可以享受更多的休闲，而不至于缩减消费。

这个理论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理论中，并给了我们极为丰富的启示。

例如：

储蓄，以及储蓄转化为的投资，是推动经济进步、提升物质生活水准的原动力。要想启动更高生产力的迂回生产进程，若没有节俭和储蓄，产出仅够消费，是不可能的。

工资率提升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资本存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升。所有人，即便自身能力并未提升，也可以从资本增长中获益，因为他使用上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工具。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这样生活变好的，我们是资本积累的“搭便车”者，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

技术，相对于资本，是过剩的。制约技术进步的，是资本存量，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什么样的生产技术被投入生产过程。没有资本的支持，没有企业家将技术配置进入生产过程，技术不过是科学家们的消遣和纸上谈兵。

哈耶克论述商业周期的《价格与生产》中，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全面建立在迂回生产的理论之上。储蓄多了，可以延长生产结构了，迂回程度加深，未来的产出更大，可以在各个生产阶段吸纳更多就业，并取得更高的工资率；如果储蓄缩减，就会导致原有生产结构瓦解和“扁平化”，产出降低、“摩擦性失业”上升。

如果鲁滨逊只有10条鱼的储蓄，但是有人给他的框子里装进去100条假鱼，鲁滨逊误以为有更多的储蓄可供调用，可以启动一个长达30天、造渔船的迂回生产进程，那么很显然，到第11天的时候，储蓄就会消耗殆尽，这个渔船就成为“烂尾”，同时鲁滨逊就要挨饿了。那100条假鱼，实际上就是银行系统无中生有的信贷扩张，它并不是真实的储蓄，并没有前期必要的节俭与牺牲，所以，完成一个较长时间的生产过程，已经在物质上变得不可能。这就是经济萧条。

要应对这个经济萧条，除了重新削减消费，重新进行资本积累之外，别无他法。如果这时候刺激消费，那就无法重新启动资本积累的进程；如果再给他塞进去100条假鱼，让他继续在误导之下错误地“大干快上”，只会让错误不断延长、积聚更深，未来的灾难更加深重。

休闲是怎么增加的呢？休闲是一种消费，没有储蓄和投资带来的更高产出，是不可能增加休闲的，否则就会饿死。所以，休闲的增多，也是储蓄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规定出来的。

到底是什么在决定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呢？是时间偏好。现在财货的价值高于未来，同样的满足，人总是偏好现在而不是未来，否则人们就不行动。一件财货，人现在使用它而不是未来使用，就证明其现在价值高于未来。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的固有范畴，因为人要活过三月，必须首先活过二月。是人对当下和未来的主观判断，决定了储蓄和消费的分配。是时间偏好决定了利率水平（未来财货对现在财货的折现），利率水平代表了将多少财货调用到未来生产中，而不影响当下满足。当人们时间偏好降低，就会更多地储蓄，更少地消费，启动经济进步和社会文明化的进程。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或者财产权朝不保夕，那么时间偏好就超高，人们就会消耗资本，启动贫困化和去文明化的进程。

如此等等。

所以，迂回生产理论内涵丰富，给人以巨大的启发。这也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从一个无可辩驳的起点开始，经过层层逻辑演绎，构建一座宏伟的经济理论大厦。经济学是一个富有“美学”特点的学科，严丝合缝的推导过程，剔除一切干扰和杂质，澄澈洞明，富有美感。

现代社会的迂回生产程度是非常深的，生产结构长得令人无法想象。我们可以回顾“铅笔的故事”。一支铅笔的生产，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一个亚马孙森林里的伐木工人，一个澳大利亚的铁矿矿工，根本就不知道他生产的木头和铁矿，会用于什么样的生产过程。是价格体系协调行动，将各类资源配置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用途之中。

之所以有如此深化的迂回生产，就是因为当今世界资本积累足够丰裕，才能启动如此长的生产过程，而且，才创造了如此多的、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且工资率更高的就业岗位。

所以，始终要认清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我们社会经济进步的前提，是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储蓄和资本积累的社会环境。它依赖于全社会时间偏好的降低，而时间偏好的降低，有赖于产权有稳定的保障。

前天贸易战、昨天印钞票、今天反市场、明天反资本、后天抡大锤、大后天要把马云挂路灯、大大后天反内卷要求立法增加休闲，那就等着挨饿。因为这些打击储蓄和消耗资本的政策和呼吁，就是让鲁滨逊回到徒手捕鱼的状态。

但是迂回生产理论，仍然存在一些谬误，需要加以修正。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均对这个概念提出了批评意见。

米塞斯说：

与其说是迂回的生产方法的更高的生产力，不如更确切地说，更高有形生产力的生产过程需要更多时间（更长的过程）。

如果说，迂回生产有更高的生产力，那为什么人们不无限地延长生产结构呢，这样产出不是越来越大吗？

这就引出了时间偏好利息的概念。因为人总是偏好当下胜于未来，他要消费，他不可能把所有资本都投入到未来、无限延长生产结构，遥远的未来对他没有多少价值。现在的苹果，和一年以后的这个苹果，价值完全不同。

正是利息现象，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采用了比较不费时的生产方法，尽管比较费时的生产方法会提高每单位投入的实质产出。

罗斯巴德在他的传世巨著《人 经济与国家》中，对米塞斯的上述批评，和迂回生产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

他说：

将这些方法称为“迂回”绝对是自相矛盾的；难道我们不知道，人总是努力用尽可能最直接、最简短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吗？

没错，如果鲁滨逊面对一个极其丰饶的生存环境，徒手就吃不净喝不光，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够了，他何必去费心造什么渔网和渔船呢。

没有人坚持认为所有长的过程就一定比所有短的过程更有生产力。然而，问题在于，对于所有短的并且极具生产力的过程，人们肯定会最早投资和建立。给定任意当前的生产结构，一项新的投资不会投入到一个更短的过程中去，因为更短而且更有生产力的过程已经早被选择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么简单，真理往往就是这么简单。许多事情，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没有想到的时候，所有人就是想不到；经过他们一讲，事情就变得清晰无比。

正如哈耶克讲的：任何资本财货的增加的作用只能是延长结构，使采用更长、更具生产力的过程成为可能（《资本的纯理论》）。资本财货增加使生产结构“纵向延长”和“横向拓宽”，几何式提升劳动生产力。

但同样，有许许多多长的过程根本没有生产力，或者生产力低于短的过程。那么人们显然根本不会去选择这些较长的过程。

总之，尽管所有新的投资都会投入到更长的过程之中，这肯定不意味着所有较长的过程都更具生产力，因此值得投资。

所以，

那些较长的过程是为了达成目的所必须使用的最为直接的过程——而不是更迂回的过程。

回到鲁滨逊：

织一张鱼网，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更为迂回的捕鱼方法，而应该是每天捕到 100条鱼最为直接的方法。

我们更不能忘记，储蓄和投资在经济进步中的关键作用，恰恰就是让人的目的以最短的方式实现。不论有多少劳动和土地这些原始生产要素，如果没有资本，人是绝对不可能生产出一支铅笔、一辆汽车的。因此，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即，必要数量的资本，是获取一辆汽车、一支铅笔最短、最直接的方法。换句话说：资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拥有资本，意味着离预期的目标更近一步。

富裕国家为什么富裕、劳动者为什么工资率高？因为资本存量丰富。由此可以立即生产先进的技术设备，让生产目标变成现实。落后国家为什么贫穷、劳动者工资率低呢？不是因为缺技术，技术都是现成的，也没有什么保密可言，而是因为资本匮乏。而资本匮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民众观念没有创造出一个适合资本积累的社会环境。

总之是他们时间偏好高，因为是时间偏好，决定了消费，由此决定了生产过程的长度，也对最大产量设置了一个限度，从而决定了资本的多寡（而不是相反，即资本多寡决定了时间偏好）。

南部非洲人也不是不知道，较高生产力的生产需要较长时间迂回生产才能达成。而是因为，他们时间偏好高，资本积累有限，必须首先满足当下消费。

资本结构有一定的“保守”因素。采用新技术或者新厂址受到已经给定的（且专用的）资本财货结构之有用性的约束。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那些最能够满足消费者欲求的过程和方法会得到采用。投资一项新技术或者新厂址无利可图的事实意味着，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角度来看，以废弃旧设备为代价而将资本用于新过程，是一种浪费。

所以，

设备或者厂址因破旧而废弃不用的速度并非由商人武断地决定；它决定于消费者的评值和欲求，是消费者决定着各种财货的价格和盈利性，以及生产这些财货的必要的非专用要素的价值。

就像米塞斯所说，我们并不会因为有了一款新剃须刀，就把原来的老剃须刀从窗口扔出去。

这告诉我们，财政和信贷支持下的盲目技术“大跃进”，就是资本的损耗，就是对原有资本结构的破坏，就是在违背消费者的意愿。因为技术并不是越先进越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才是好。武断地淘汰落后的技术，设定最高的商品技术标准，实际上背离了消费者意愿，因为那些老旧的设备生产的财货，消费者仍然愿意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