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不懂经济学！
2025年8月1日，最高法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场面一如既往的庄重、肃穆，领导们念着稿子，字正腔圆，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透露着“我们为你操碎了心”的温暖。
这次推出的，是堪称劳动关系领域“年度史诗级”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
官方通稿和律师朋友们的解读总结了六大亮点，什么“稳定劳动关系”、“平衡双方利益”、“维护契约精神”、“保障劳动者权益”，每一个词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仿佛只要这个文件一落地，天下从此再无996，老板和员工手拉手、心连心，共同建设和谐美好的明天。
场面很感人，PPT很漂亮。
我看到的却是一场盛大而精巧的“系统补丁升级说明会”。
每一次这种“自上而下”的善意，都会在现实世界中，通过无数个体的“趋利避害”，演变成一部光怪陆离的变形记。
一切劳动关系的管制，本质上都是对“劳动”这一商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进行干预。而任何对价格和交易条件的干预，都必然带来非其本意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后果。
问题一：“无固定期限”的紧箍咒
官方说法：
明确“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防止用人单位规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义务，从而稳定劳动关系。
我的翻译：
之前你们这些老板玩“假续签”、“换马甲”的花活儿不好使了。只要事实连续，两次合同之后，员工要签“铁饭碗”，你就得给。
听起来是不是对打工人天大的利好？稳定！多么美妙的词。
但，“稳定”这个词是有毒的。市场经济的活力恰恰来自于“不稳定”，来自于不断的试错、调整、创造性毁灭。强行追求的“稳定”，本质上是僵化和停滞。
让我们用脚指头想一想，当一个老板知道，招一个员工，两次合同之后就可能变成一个“除非公司倒闭否则送不走”的终身雇员，他会怎么做？
这不是在玩模拟经营游戏，这是真金白银的成本和风险。
一个理性的老板会瞬间把招聘的门槛提到地狱级难度。
以前招人，觉得差不多就行，不行三个月试用期走人，或者合同到期不续。现在不行了，每一次招聘都像一场豪赌，赌这个员工不仅现在能干，未来十年也能干，而且不会变成“老油条”。
于是，背景调查会更严，面试流程会更长，学历、经验、甚至星座和血型都可能成为隐形的KPI。
最终结果是，那些最有需要工作、经验最少的年轻人，连牌桌都上不去。
既然两次之后是“雷区”，那就在“雷区”之前把人干掉。
于是，一年一签的合同可能会变成主流，而且在第二次合同到期前，公司会用尽一切“合法”理由（比如绩效不达标）让你走人。这和“稳定”的初衷是不是背道而驰？劳动关系非但没有稳定，反而更加“短视”和“紧张”了。
最后，外包与灵活用工将获得全面胜利。
这才是真正的王炸。
既然直接雇佣的风险和成本高到离谱，那我为什么还要直接雇佣？
我把所有非核心业务全部外包，我用“灵活用工平台”，我找“劳务派遣”。我买的是“服务”，不是“人”。
这样一来，我既得到了劳动力，又完美规避了《劳动合同法》的所有紧箍咒。
所以，《解释二》关于“无固定期限”的补丁，其意在“锁死”雇主，其结果却是让大量本可以进入正式就业市场的劳动者，被推向了更不稳定、更没有保障的非正式就业。
你看，政府试图用强制手段“创造”一种权利（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成本并不会消失，它只会被转嫁给那些最无力承担的人——那些尚未获得第一份、第二份合同的求职者。
这不叫稳定，这叫把求职变成一场“大逃杀”，赢家获得“稳定”，输家连入场券都摸不到。
问题二：““二倍工资”的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的典范
官方说法：
厘清未签合同二倍工资的责任，员工自己作妖不签的不算。
之前有些规则太“一刀切”，用力过猛，现在往回找补一下，打得更精准一点。
从表面看，是好事，对于“二倍工资”的修正，堵上了一些劳动者“碰瓷”的漏洞。
但这恰恰证明了“干预主义”的困境。
政府对市场的每一次干预，都会扭曲市场信号，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坏结果。然后，为了修正这些坏结果，政府又不得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干预……如此循环，直至整个市场被管得死死的。
“二倍工资”的初衷是惩罚不签书面合同的企业，结果却催生了利用规则漏洞的“职业维权人”。
现在的《解释二》，就是在为过去的干预“打补丁”。这值得表扬吗？当然。但这更值得反思。
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是“补丁”打得够不够好，而是那个“程序”本身是不是就有问题。
这个程序的核心就是：试图用一套统一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规则，去管理亿万个千差万别的、动态变化的、自下而上的劳动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现实中的交易是复杂的。
市场的本质是自由议价，是双方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那个“愿打愿挨”的平衡点。
而法律的干预，就像一个固执的裁判，吹停了比赛，然后宣布：“从现在起，所有人都必须用左脚踢球，而且必须面带微笑。”
结果呢？比赛变得难看，球员们开始琢磨怎么假装用左脚但实际用右脚发力，或者干脆消极比赛。
问题三：“特殊待遇赔偿”，契约精神的“选择性”回归
官方说法：
企业提供了培训、住房等特殊待遇，员工提前跑了，可以要求赔偿。这是维护契约精神。。
这一条最有意思。
在前面几条里，法律的精神是“限制资方，保护劳方”，强调的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高于“合同约定”。
到了这一条，风向突然变了，开始强调“契约精神”和“信守诺言”了。
这是一种精神分裂吗？
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但《劳动合同法》及其一系列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法定标准”取代了“契约自由”。
比如，你不能和员工约定“自愿放弃社保”，你不能随意约定解雇条件，等等。
这导致了一个奇特的局面：在大部分领域，契约被法律强制扭曲；但在少数领域（比如这里提到的培训服务期），契约又被想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干预（限制解雇自由）导致了一个后果：员工的流动性变强了，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跳槽成本很低。
这使得企业不愿意在员工身上做长期投资（比如昂贵的培训），因为风险太高，怕“为他人做嫁衣”。
企业不愿意投资，员工技能得不到提升，长期来看对整个经济不利。怎么办？
于是，第二次干预来了。就是这个《解释二》第十二条。通过支持企业的索赔权，来降低企业投资于员工的风险。
看到了吗？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干预循环”。用一个新的管制，去对冲上一个管制带来的负面效果。
就像一个医生，给你开了一种药，副作用是头晕。为了治疗头晕，他又给你开了第二种药，副作用是恶心。为了治疗恶心，他又……
最后，你身上挂着七八个药瓶子，步履蹒跚，医生还拍着你的肩膀说：“你看，在我的精心调理下，你的生命体征多么‘稳定’。”
问题四：社保
官方说法：
约定不缴社保无效，员工可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并索要补偿。这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我的翻译：
别扯什么“自愿放弃”，社保是强制的。老板不给你交，你不仅可以随时走人，还能反手告他，要一笔钱。
这一条，是所有劳动关系管制中最核心的一条。
强制社保，是对劳动力价格的直接管制，是一种变相的“最低工资法”，其净效果必然是增加失业。
让我们把逻辑链条分析一下
对企业来说，雇佣一个员工的总成本，是“到手工资 + 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 + 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这个总成本，才是企业愿意为这个员工的劳动产出所支付的“价格”。
强制社保，就是国家强制性地从这个“总成本”里，切走一大块，放入一个由国家管理的资金池。它规定了企业“必须”支付这部分成本。
假设一个低技能工人的市场价值（他能为企业创造的边际产出）就是4000元/月。企业最多愿意支付4000元的总成本。如果法律规定，在这4000元里，必须强制缴纳1000元的社保。
那么，这个工人拿到手的工资最多只有3000元。
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工人可能急需用钱，他宁愿不要那个遥远的、不确定的养老金，只想要4000元现金。企业也愿意支付4000元现金。这是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帕累托改进”。
但法律说：不行！你们的约定无效！
结果是什么？
企业不雇佣了。
因为支付“工资+社保”的总成本超过了4000元，超出了这个工人的产出价值，雇佣他是亏本的。于是，这个工人失业了。
象很多国家一样，大量地走向地下经济。
企业和工人达成“黑市协议”，支付4-5000元现金，但不签合同，不交社保。双方都承担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解释二》第十九条，就是要把这种“黑市协议”彻底堵死。
它赋予了劳动者强大的武器：即使你当初白纸黑字写了“自愿放弃社保”，你也可以随时反悔，不仅能解除合同，还能拿到经济补偿。
看起来是保护了劳动者，但实际上是彻底摧毁了低技能劳动者的议价空间。
它把一个本来可以选择“低保障、有工作”的选项，变成了唯一的“高保障（法定）、没工作”的选项。
对于那些在就业市场边缘挣扎的人来说，强制社保就是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的稻草。
法律用“为你好”的名义，剥夺了他们唯一拥有的、可以用来交换工作的筹码——接受更灵活的薪酬结构。
问题五：“混同用工”的责任兜底
官方说法：
转包、分包、挂靠、混同用工，最终要找到一个“大老板”来承担责任，保障劳动者权益。
我的翻译：
别想用复杂的公司架构甩锅，只要我看不清，你们这些有关联的公司就一起赔。
这一条，堪称对市场规避行为的“终极围剿”。
但它也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复杂用工形式”？
答案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因为直接、正式的雇佣关系，已经被各种法律法规捆绑得太死、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了。
“混同用工”的出现，不是因为老板们天生喜欢复杂，而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管制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是一种制度套利。
现在，《解释二》说，这条套利的路我也给你堵上。
那么，市场的力量会就此消失吗？当然不会。
水被堵住，只会寻找新的缝隙流出去。
可以预见，未来的用工形式会变得更加“去中心化”、“平台化”、“项目制”。企业会进一步分解，变成一个个更小的、更灵活的法人实体或者合伙企业。劳动者将不再是“员工”，而是“合作伙伴”、“独立承包商”。
法律试图画一个圈，把所有看起来像“雇佣”的行为都圈进来。而市场则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看起来不像“雇佣”的合作形式，来逃出这个圈。
这将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极其耗费社会资源的“猫鼠游戏”。
律师们会更忙，法官们会更累，企业的法务和HR部门会变得空前庞大。
而这一切成本，最终由谁来买单？
答案是：消费者（因为产品价格更高了），和那些最需要稳定工作的劳动者（因为入门级的工作岗位更少了）。
结论只有一个，这是一条善意的地狱之路
回到最初。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的起草者们，毫无疑问是怀着善良的初衷。他们看到了劳动关系中的种种不公，试图用更严密、更精巧的法律条文来纠正它们。
然而，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善意并不能豁免于经济规律的惩罚。
所有的劳动关系管制，都不可避免地指向同一个结果：提高雇佣的门槛和成本。
这会系统性地伤害三类人：
年轻人和低技能者：他们是第一个被高门槛挡在门外的人。
中小微企业：他们是第一个被高成本压垮的人。而他们恰恰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所有消费者：因为企业增加的合规成本、风险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更和谐、更稳定的劳动关系，而是一个更僵化、更对立、诉讼更多、地下经济更庞大的市场。
一个只有少数“精英打工人”能在体制内享受“稳定”，而大多数人不得不在体制外“灵活就业”的世界。
《解释二》不是解药，它只是又一剂强力止痛片。它能暂时掩盖一些症状，但会让底层的病灶变得更加严重。
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放松管制，回归契约自由。
相信市场，相信每一个理性的个人（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有能力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政府的角色，不是去规定合同的具体内容，而是提供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去保障已经自由签订的合同能够得到履行。
当然，我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谈论“自由”已经成了一种奢侈。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解释二》吧。毕竟，对于我们这些游戏玩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抱怨规则不合理，而是搞清楚新规则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在新规则下，玩好我们自己的那一把。
只不过搞笑的是，无数劳动者将迎来更加困难的就业市场，当下他们却在社交媒体上欢呼，这是劳动者的胜利。
你限制和打压一个你的消费者（企业是劳动力产品的消费者），怎么可能会有利于你呢？
大不了，他不办企业了，行不行？
你真把企业主当作机器人了？
我现在招程序员，再不也招劳动关系的程序员了，而是在淘宝上外包项目。一些有技能的劳动者，你们的机会来了，那就是成立一家企业，以外包的方式去接业务，保证你会忙不过来的。
你将会在众多的劳动者中脱颖而出，受到企业主的热烈欢迎的。
你只要承诺按效果、按结果付费，那企业主愿意付比你去企业应聘更高的收入。
在劳动法管制多的地方，比如希腊，法国，阿根廷，要么年轻人失业率迅速升高，要么，地下经济无比发达，非正式用工甚至占据半壁江山。
如果进一步管制，那么，劳动法管制越多的地方，新的创业者、企业主越少，这难道不能警醒你吗？
你看无数政策之间在打架，一方面强调要保护民营企业，一方面不允许民营企业有劳动契约自由权，一方面看到无数企业效益在降低，要刺激消费，一方面又通过劳动法管制提高企业的用人成本，让企业更难活下去。一边说要降低失业率，一边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失业率。
唉！政策的一致性取向，你们真的懂吗？最高法，还是不懂经济学，他们不能认知到，人会因为管制的增加而改变自己的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