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科学”当棒子的谢作诗：酒蒙子连“公理”都没搞懂

谢作诗不理解奥地利学派，并非因为奥派晦涩，而是因为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无知深不见底，乃至在这口无知之井中扑腾出一阵阵泡沫，还自以为是在沐浴科学之光。

他在视频中一番煞有介事的演讲，不啻于一个刚读完中学数学的人拿着几何课本对康德开战，对米塞斯吐痰，对波普尔泼墨，满腔热血，却全部流在逻辑漏洞和概念错乱的地板上。

也不知他是不是又喝酒了，天天红着脸满口胡言乱语。

他像个拿着塑料剑的门徒，误把自己封为理性的大祭司，登台挥舞那把发泡剑，指着奥地利学派大喊：“你不是科学！你是宗教！”

然而真正的宗教徒，其实是他自己——他信奉一套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教义”，以伪理性装点伪自由主义，以经验主义扮演反权威者，最终却堕入最原始的教条主义。

我们不妨逐段拆穿这场表演！

公理是什么？谢作诗连皮毛都没摸到

谢作诗开宗明义，想对奥派开刀，第一招便是“公理论”，声称奥派对人的有目的行动假设“不可证伪”，因而“违反科学精神”，最终得出结论：“你们搞的不是科学，是宗教。”

听到这里，任何一个读过米塞斯《人的行为》的人都会哑然失笑——不是因为谢的批评太有力，而是因为这批评压根没打在点上。你去批判一个你完全没理解的理论，是在争论吗？不，是在自残。

米塞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清楚地区分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他明确指出，经济学是研究有意识行动者在稀缺条件下如何选择的科学，其方法不是实验室试验，而是从“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这一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

这不是独创的神秘学，而是沿袭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人类理性传统：从一个自明、不可再证、但无须证明的前提出发，逻辑展开。米塞斯称之为“范畴真理”（apodictic truth）。人的行动是人类经验无法否认的前提：你否认人类有目的地行动，你本身就是在目的性地发言、辩论、否认——正落入自我矛盾的泥坑。

这种方法叫演绎理性主义。它不是宗教，也不是经验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对经验主义的边界有清醒自知的学问。你不能因为它不像化学实验那样“可重复”就否定它的科学性——难道你还能拿双胞胎做实验来证实边际效用吗？

人不是电子，人有自由意志、有认知结构、有意图。你非要用“伽利略”方法去量人心，终将得出一堆毫无意义的回归结果。那不是科学，是自恋的数据涂鸦。

更讽刺的是：谢作诗大谈公理体系，竟然不知道公理在逻辑哲学中的真正角色——不是拿来“证伪”的，而是拿来“构建系统”的。

你当然可以假设“平行线相交”，也可以假设“人是利他”，问题是你得构建一个能解释世界、内部一致、外部有解释力的系统。

奥派选择“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作为分析起点，是因为这是社会现实中最基础、最普遍、最稳定的观察单位。

你反对它，你来给我构建一套更有解释力的体系啊？别光打嘴炮。

波普尔在棺材里发出响声：你没读懂我！

谢作诗爱用“可证伪”来装饰自己的观点，以为把波普尔的名字往嘴里一塞，就等于拥有了方法论的护身符。

他大概不知道，波普尔批判的是 “归纳主义的实证主义”，而不是演绎体系。他指出的是：你不能靠“反复验证”来证实理论的真理性，只能靠“可能被证伪”的结构来判定其科学地位。

但是，谢作诗完全误读了波普尔。他以为，“不可证伪=非科学=宗教”，这是他演讲的底层推理。

错得离谱！！！

波普尔明明说过：“很多理论在初始公理层面是不能被证伪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构建其推论，并检验这些推论是否与现实冲突。” 

换句话说，科学不是要求“起点可证伪”，而是要求“演绎出的命题具备被经验反驳的可能性”。

奥地利学派虽然反对用可证伪性研究社会科学，但奥派的结论完全符合这一标准。

以“最小工资会引发失业”为例，这一命题基于“有目的的行动”与“价格机制”的推论，如果现实数据显示该政策导致了结构性失业，这不是证伪是什么？

谢作诗在此的逻辑，是个彻底的草包版波普尔主义。他混淆了 “起点公理不可证伪”和 “整个理论体系不可证伪”，这是方法论里最基础的区分。

他一边挥舞“证伪”大棒，一边拿它去敲“人的行为有目的”这种基础前设，活像一个神棍拿十字架去赶十字架。

波普尔如果听见谢作诗的讲演，可能会在墓里翻个身，顺便写一篇新论文：《论如何被谢作诗误解成宗教裁判官》。

“科学”的口号遮不住你对现实的恐惧

谢作诗还说：“奥派的理论不能预测，不能实验，不能检验，所以不科学。” 这种言论如果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罢了，今天说出这种话，简直像是化石复活。

预测不是科学的本质。预测是工程技术的副产物，而不是理论的根基。

难道物理学家预测不了天气，就说明牛顿力学不科学？经济行为牵涉无数主观选择、制度安排、知识分布、不确定性——要预测？除非你是上帝。

奥派不追求预测，而是追求解释和理解，这是方法论的自知之明。他们反对把人当作物理对象去操控，反对中央计划者假装自己拥有全知。

谢作诗口中所谓的“科学”，其实是那种典型的“官僚-工程师幻想”：社会就像一个大机器，我只要找到几个变量，写几个模型，就能推导政策，精准调控。

这不是科学，这是控制欲的化妆舞会。也难怪你支持民主强拆，支持政府管理公域。

而奥派正是戳穿这场舞会的杀手。他们告诉你：市场不是机械系统，是秩序自发演化的产物；知识不是集中分布，是在千万人脑中分散存在；价格不是中性信息，是主观价值的协调机制。

你无法预测，因为你无法知道。你无法建模，因为你根本不掌控变量。你如果还要强行建模，那不是科学，是用模型掩盖你的无能。

谢作诗对奥派的愤怒，本质上是对不再能“预测社会”的愤怒。奥派的逻辑让他失去了“计划世界”的幻想，而他对这种失控的现实充满焦虑。他希望用“科学”的名义召唤秩序，结果只召唤出自己内心的幽灵。

当一个门外汉遇见一个百年学派

奥地利学派，是反主流、反集权、反傲慢的理性主义传统。他们的锋利，不在于建模，而在于看透人类知识的局限；他们的深刻，不在于预测股市，而在于理解制度如何形成秩序。

而谢作诗，则是一位典型的拿着高额退休工资的公立大学“知识份子”：念几本主流教材，背几句波普尔格言，误解几段哲学术语，就敢走上讲台发号施令，把一整套严肃的学术传统斥为“宗教”。

讽刺的是，他才是那个信奉单一真理、不能容忍异端、戴着“科学”面具的教主。他不是在批判宗教，他是在举办一场科学神权的复辟典礼——唯一缺的是他自己都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最后一句话送给谢作诗：

你不是在反对奥派，你是在忏悔你从未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