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益网络又“搞事情”了，这次是因为解雇员工引发的劳动争议案直接怼法院、甚至怼劳动法。关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实在多益网络的这则声明中已经基本说清楚了，就是因为员工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被解雇了，仲裁认定公司要赔偿，多益网络不服，起诉到法院，法院维持了仲裁的决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多益网络的微博上看，附有判决书全文。
法院针对劳资双方关于解雇理由的几点争议，在判决书中认定：1、原告（成都利为网络科技）主张被告（刘林柱）存储色情照片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不予支持；2、原告未就刘林柱电脑安装VPN软件严重危害网络信息安全进行举证，本院不予支持。3、被告离开工位电脑未锁屏问题，法院认为，员工手册说必须严重警告两次以上，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刘林柱虽然是三次，但公司未举证对其予以严重警告处分，所以不符合员工公司规章制度的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4、被告在工作时间大量刷抖音、B站，但并不能证明刘柱林系大量浏览与工作无关的内容，亦未能证明该浏览行为对公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5、刘林柱私下讨论薪资，他认为公司制度有不合理性，法院认为公司制度应当有合理性并符合比例原则，原告未能举证询问工资的行为对公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负面影响，解除劳动合同明显具有不合理性，亦不符合比例性原则。6、考勤作假问题，法院认为，被告已经提交了检讨书，公司已经对其进行了处罚，调离工作岗位后，未向刘林柱提供工作条件，所以解除劳动合同，法院不支持。所以，这家公司在劳动仲裁败了，在法院继续败。劳动仲裁，本身也履行的是司法职能。判决总之就一句话：员工的行为都有合理性，公司的行为都不合理，所以要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万。非常奇怪的就是，一个员工已经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了，却必须证明“对公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难道违反规定本身，不是负面影响吗？难道一家互联网公司规定员工不得擅自使用VPN，必须等到出现重大信息安全问题，导致经济损失了才行吗？难道擅自使用VPN本身，不是违反员工手册吗？一个公司的员工都不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这个公司就没法运转，这是不是负面影响呢？这又不是计件工资，如何“量化”负面影响呢？设定无法达到的举证标准要求，实际上就是消灭了权利本身。上班刷抖音、刷B站，充分证明该员工没有全面履行公司和自己的契约，说明他在上班时间摸鱼，说明他在剥削企业。那么他要不要把摸鱼的时间的工资退还并赔偿企业呢？并且，司法机构已经开始超越自己的职权，在评判一家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员工手册是否“合理”的问题了。它在教企业家做事，在按照自己想象的偏好和对社会政策的理解——而不是以产权为基准的基本规则——在随意判案。这意味着，司法机构可以凌驾于每一个市场主体之上，统一实施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人道的、正常的”规则，至于什么是同情心、人道和正常，由他们来定义，并且根据其变动不居的主观偏好随时变化。在几乎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仲裁和法院，都在拉偏架，按照劳动法设定的武断规则站在了劳动者一边。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执行法律的机构，只是按照法条规定来判案，至于法律到底应当是什么样子，不假思索。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会真正地思考正义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法律复读机”。
他们为什么只是机械地适用法律呢？因为垄断性司法机构本质上就是维稳机构，他们必须维护立法规定，才能维护体制本身，而他们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于是他们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首先预设了一个立场，那就是企业是强势方。让强势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会使得事情更容易得到解决。让企业出点血，劳动者得点利，有利于平息矛盾，达到“稳定”的目标。至于正义到底是什么，早已置之脑后。
因此号称客观公正的司法，其实是在为自己喜欢的一方服务，让他们得到“公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证据标准，以严格的规则对待企业，以宽松的原则对待劳动者。劳动者战无不胜，可以“合法地”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
由此还能达成另一个效果，让那些得到不正当利益的人，由此成为依附于国家、崇拜国家、支持强制力的力量。劳动者相对于企业家，毕竟人数众多，众多的支持，可以更好地达成稳定的目标。
侵权行为中的严格因果关系和“转承责任”理论
司法机构在判案过程中，经常会和稀泥，希望他们认定的强势一方、有钱的一方多承担责任，而他们认为的弱势的一方少承担责任。这样做没有什么正义的考虑，仅仅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稳定”，平息矛盾，并且有利于自己拿最多的钱，干最少的事，受最少的麻烦。
正义的产权理论要求，一项侵权行为，必须实行严格的直接因果关系归责原则。
A杀了、打了、或者撞了B，对B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了直接侵害，这时候很明显，A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A在这个过程中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不能否定他直接侵犯了一个无辜者B。如果由于C的某些行为，导致了A做出了侵犯B的行为，A仍然无法从B受到伤害中免责。至于C应当承担多大责任，是一个追诉和司法实践问题。
这就是严格的直接因果关系归责原则。
举个例子。
A受到了C的侵犯，这时候B来阻止C，但A却误认为B是来共同侵犯他的，所以拿刀捅了B。
这时候严格的直接因果关系归责原则会说：A捅了B。至于A是在什么动机和情况下捅了B，都不能改变A捅了B这个事实，因此A不能免责。至于A赔偿B之后，向C主张赔偿问题，是另一个问题。
错误的归责原则就成了，由于A是在某某特殊情况下对B实施了侵害，因此A应当免责。问题是，B又何辜？同情了实际侵犯者A之后，B的权利如何保障？
可悲的是，司法机构在侵权责任归责的过程中，越是涉及到劳资关系问题，越是没有适用严格的直接因果关系归责原则，而是使用了“转承责任原则”。
这种情况下，不是去追究直接责任，而是去无限追溯，甚至根据自己的所谓哲学和社会认知去寻找一个“实际的”、“深层次”的原因。
再举例子。
A今天出去杀了B，因为A心情不好，跟B吵架了，激情杀人了；A为什么心情不好呢？因为他出门前跟老婆吵了一架；他为什么跟老婆吵架呢？因为老婆嫌他穷；老婆为什么嫌他穷呢？因为他的公司每月才给他发5000块。所以A的犯罪，是有“实际原因”、“深层次原因”的——一切都是公司的过错！
公司为什么有过错呢？因为都是市场经济的错，要是消灭私有财产就好了。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其实我们社会中的“道德家”，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一个反社会的公交车司机驾车从桥上冲进河里，导致几十个乘客死亡；或者，一个反人类的渣滓在小学门口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道德家们开始表演了：这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这是社会的过错，公司让他入不敷出甚至失业了，社会对心理变态的人缺乏关爱，社会对他不公，甚至，分析到了他的原生家庭……
然后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这些人居然不去看直接的因果关系——他杀害了无辜者——反而因为所谓的“实际原因”而为明确的侵权行为辩护，忘记了真正的被侵害人。他们也唯独忘记了，这一切，都不是他杀人的理由。
道德家们把所有的“同情心”都给予了那个犯罪的人，唯独不同情那些受害者。
道德家把一切都归罪于社会，似乎他们看待问题更加“深刻”。他们忘记了基本的伦理准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更奇怪的是，那似乎是在说，这个犯罪的人没有犯罪，而那些组成社会的没有犯罪的人反而犯罪了。
美国不就是这样吗？黑人打砸抢，是因为社会给他们提供不了就业，不给他们分房子，不给他们发钱，甚至是因为他们的祖辈受到了歧视。唯独那些打砸抢的黑人自己，没有过错！
由于是社会的错，他们开始要求政府进行各种管制和干预。给他们特权吧，把他们养起来吧，不要批评他们啊，他们那脆弱的小心脏不能批评，由“社会”——即没有犯错的人缴纳税金——来承担他们个人过错的代价。
司法机构，不幸地也在按照“转承责任”原则和道德家设定的剧情在判案。
一个员工与一家企业签订了劳动契约，那么这个劳动者在外面犯下的一切过错，企业都要承担责任，一告一个准。
一个美团的骑手在外面撞人了，美团也要赔偿。这在大家看来都已经觉得是天经地义了。问题是，它符合严格的直接因果关系归责原则吗？
首先，撞人的是某个骑手，不是“美团”。“美团”没让他撞人，美团的老板和股东没有撞人。
其次，是骑手雇佣了美团，美团就是连接商家、骑手、顾客之间的一个平台，是给这几方架起桥梁介绍生意的。骑手是老板，美团是给骑手打工。老板犯错了，让员工去赔偿吗？你在家里跟老婆打架，要怪婚姻介绍所吗？
第三，因为雇主从雇员的行为中受益了，所以雇主也应当承受相应的损失。这种说法违反了自愿交换的本质：交换必定是双方受益，而不光是雇主从雇员的活动中受益。把这个似是而非的理由颠倒过来就会发现它的荒谬，那么，如果雇主受损了，破产了，雇员要不要去和老板一起还债甚至跳楼呢？
第四，“美团”这家公司并不会行动，能够行动的总是个人，让美团承担责任，犯了概念实在化的错误。只有每个人，才必须、也应当、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司法实践中这种不讲直接因果关系的转承责任理论和模糊归责，导致一个社会连基本的合法与违法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培养了一大帮社会巨婴。法律由此失去了锚定，法官可以按照自己对社会政策的看法来任意地判案，而不受任何规则的制约，人们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信心，这是一个社会走向溃败的前兆。
劳动法，有利于劳动者吗？
有人说，那还用问，当然有利于劳动者啊。司法机构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都判劳动者胜诉，劳动者欢呼雀跃。各种打着保护某一类人的法律，最终伤害的都是它声称要保护的人。经济学不讨论目的，我们可以以最大的善意，假定立法者就是出于良好的意图，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者。但经济学不关心你的目的，它揭示的是，你所采用的手段与目的是匹配的，还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是，拉偏架的法律，在看起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侵犯了企业的产权。企业无法自由地签订契约，无法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员工，因此失去了其产权的重要权能。
产权必须被平等地保护。侵犯企业产权的结果，就是企业家的时间偏好会提高，因此会减少资本积累，减缓技术进步，降低劳动生产率，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减少雇佣，并且降低工资率。严重的情况下，企业就直接不玩了，撤资了，搬走了，劳动者全失业。失业增加后，资本还减少，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由此进一步拉低了工资率，降低了生活水平。无法自由地解雇，那就意味着雇佣的减少。法国为什么上菜慢？因为很大的餐厅，只有一两个服务员，上菜慢的让有些不耐烦的顾客甚至杀了老板和服务员。为什么？因为请神容易送神难，把人雇来了，癞蛤蟆踢不掉了，那就干脆少雇佣。至于失业多少，关我何事呢？就业市场中的“反歧视”规定，同样是在侵犯企业产权。一家企业就是莫名其妙地不雇佣左撇子，这是他的产权范畴，不论他是什么理由，都不容外人干涉。你说他是歧视，必须雇佣某一类型的人，甚至为各种类型的人设置相应的配额，这就是赤裸裸的对企业的剥削行为。我明明就不想要你，你为什么以强制力为威胁要求我给你发工资？自由市场自然会消除歧视，因为它检验一个企业家才能的标尺就是利润指标，衡量一个人的是他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肤色、种族、信仰等等。如果一个黑人、LGBT、左撇子、穆斯林，明明比其他人更有生产力，你不雇佣他，就是把他推向竞争对手的怀抱，就是在减少自己的利润和竞争力，结果就是倒闭。所以市场经济才是消除歧视的根本办法。
通过立法强制手段消除歧视，并不会消除歧视，只会使歧视转入地下，加深了内心深处的歧视，在强制力威慑下的行为，最终会埋下冲突的种子，有朝一日爆发，就是针对某一群体的集体杯葛甚至杀戮。反歧视的做法当然也不会保护那些声称要保护的劳动者，事情恰恰相反，企业会减少雇佣这些刺儿头，要是还不行，我不干了还不行吗，你总不能强制我去做生意雇佣人？最低工资法声称要保护低收入群体，但问题是，那些无法创造相应边际价值的劳动者，将由此被排除出劳动力市场，自始至终得不到雇佣，或者被解雇。所以最低工资法的结果，恰恰是伤害了低技能的劳动者，让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成为打黑工的，将劳动者和企业双方都置于违法的危险境地中。工资，不是靠立法强制就能提高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倒好了，直接立法规定每月工资10万多好？工资的提升依靠的是资本积累，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定了最低工资法的地方，之所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不是因为有最低工资法，而是因为那个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市场工资率——它是形同虚设的。以上啰嗦了半天，论述了打着保护劳动者名义的立法，最终反倒会不利于劳动者。其实，多益网络用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所以，打着保护劳动者名义出台的劳动法，最终恰恰伤害了劳动者。也正如多益网络声明的那样：劳动法有极多问题，对经济发展有极大负面（影响）……那么，一项法令的出台，必定会制造一个获利的群体。劳动法没有造福企业，也没有造福劳动者，它造福了谁呢？
这是恶法管制催生一个行业的典型例证。知识产权法，催生了依靠知识产权敲诈勒索的知识产权律师；劳动法，催生了劳动争议律师群体，他们依靠这个法律整天碰瓷企业，勒索企业，把企业锤得死去活来，并且以正义的面目出现。他们已经完全不去思考“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而是不假思索地服从和运用现行的立法。这是对人类理性的背叛，就是主动地去配合这种立法的实施，说到底，他们信奉的是强权即真理。它还造福了一大堆“富有同情心”的“良心知识分子”。
例如那些鼓吹劳动立法和工会运动的秦晖主义分子，他们由此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社会地位，上可货与帝王家，下可到处走邪骗经费。这些经济学白痴永远不明白，没有企业的产权保障，就没有劳动者的福利增进，侵犯企业产权，最终最不利于的，并不是企业家，而是劳动者；工会暴力组织从来不是提高劳动者福利待遇的手段，反倒是维护工会会员特权、排斥竞争、导致更多失业和工资率降低的罪魁祸首。一项法律如果没有人们的支持，就是一纸空文。正是这些劳动者和他们的代言人的积极支持，使错误的法令得以落地实施。所以他们是恶法的共犯。例如鼓励相互告密的法律，如果人人唾弃之、无视之、藐视之，这项法律就失效了。问题就在于，有些人总想借助强制力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在他们的怂恿和呼吁下，执法部门的权力得以扩张。这就是另一个、也是立法活动中永远的受益者：利维坦。劳动力是原始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对于一国经济进步和劳动者福利增进，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我们都站在劳动者一边，希望所有劳动者都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问题只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实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要记住，劳动者和企业之间，是合作关系，不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要想就业增加，工资率提高，那就保护产权鼓励投资，让企业变多啊，任何生产都离不开人，企业多了，就会竞争劳动者，竞争的办法就是开出更高的工资，否则劳动者就不来，这样大家不都有工作了，工资还提高了吗？你侵犯企业产权，把企业都搞死了，谁安排就业呢，谁给劳动者发工资呢？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