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什么？（2）——米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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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会写一个系列，介绍米塞斯，罗斯巴德、哈耶克，弗里德曼，马克思等人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每篇都是一两万字的长文。昨天介绍了罗斯巴德的自由观点，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今天介绍米塞斯关于自由的观点。明天将介绍哈耶克的思想。
一、自由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合作的科学
当我们审视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到构建起恢弘法律与精致艺术的现代社会，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始终横亘于所有严肃的思考者面前：
人类社会，究竟何以可能？是什么样的力量，将原子化的、彼此孤立的个体凝聚成一个能够持续协作、繁衍生息的共同体？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构成了全部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位思想深邃的经济学家，以其强大的洞察力告诉我们，这一力量的源泉，既非神秘的天启，也非某个伟大领袖的意志，而是一个看似平实却蕴含着无穷创造力的社会事实——劳动分工。
人类的个体，在生理上远非自然界最强悍的存在。
然而，通过分工合作，原本孱弱的个体得以汇聚成一股无与伦比的集体力量。
铁匠不必亲自耕种，农夫无须自行纺织，学者得以在他人提供的物质保障下专心致志于精神探索。
这种基于专业化协作的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劳动的生产率，使得财富的积累与文明的演进成为可能。
可以说，从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到遍及全球的复杂产业链，人类社会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直接标示着其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
因此，我们时代所有政治与经济议题的核心，便不再是那些关于权力归属的陈旧争论，而是转化为一个更为根本、也更为迫切的探寻：
我们应当构建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并促进这种至关重要的分工与合作，使其在一个和平、稳定且可预期的框架内，为人类带来持续的繁荣？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是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与归宿。
为何自由主义是逻辑的产物，而非情感的宣泄？
这便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法理学与社会哲学层面的问题：我们应当以何种方式来探寻、设计并评判一个社会秩序的优劣？是诉诸于激情澎湃的群众运动，还是信赖神秘莫测的“民族精神”？是屈从于变幻不定的个人好恶，还是依据冷静严谨的逻辑推理？
自由主义的回答是明确且毫不妥协的：理性，是我们认识并构建社会秩序的唯一可靠的罗盘。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建造桥梁、设计飞机乃至进行一台精密的外科手术时，我们毫无保留地信赖数学的计算、物理的定律与医学的知识，并对任何试图以“直觉”或“情感”来替代这些科学法则的行为嗤之鼻鼻；
然而，在面对构建人类社会这一更为宏大、更为复杂的工程时，却有那么多人倾向于放弃理性，转而将社会的命运交付给模糊的“世界观”、善变的“感觉”与非理性的“冲动”呢？
将政治事务神秘化、情感化，是前自由主义时代一切专制与特权得以维系的智识基础。
自由主义的革命性贡献之一，便是将政治从神坛上请回人间，将其还原为一门“社会技术”。
它坚持认为，一个国家的构建、法律的制定与政府的管理，与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视与功利主义的评判。
其评判的唯一标准是：这一制度安排，是否最有效地服务于其预设的目标——即保障并促进社会合作，从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
因此，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一切基于情感宣泄的政治诉求。
它不迎合大众的仇恨，不煽动阶级的对立，也不屈从于任何形式的民粹狂热。
它要求我们像工程师审视图纸、像医生诊断病症一样，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分析社会问题，探究其因果链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
自由主义的全部体系，正是这一理性精神在社会领域的彻底贯彻。
在确立了理性这一方法论基石之后，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便逻辑地浮现出来：它所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福祉，而非任何特定团体或阶层的特殊利益。
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创见。
在自由主义兴起之前，所有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无论是神权统治、贵族政体还是君主专制，其本质都是为少数人的特权服务的。
社会被划分为壁垒森严的等级，一部分人注定是统治者与受益者，而另一部分人则是被统治与被牺牲的对象。
自由主义的诞生，第一次明确地将“全体人民”置于政治考量的中心。
它所倡导的社会秩序，旨在为每一个人创造机会，而非为少数人固化特权。
因此，那种将自由主义污蔑为“资本家利益代言人”的指控，是一种基于深刻误解乃至恶意歪曲的陈词滥调。
这种指控的背后，是一种前自由主义的思维定势，即认为任何政治纲领都必然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
这种思维无法理解，一种真正着眼于普遍规则、旨在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哲学的可能性。
当自由主义者基于对经济规律的科学分析，指出某些看似惠及穷人的干预政策（例如设定最低工资或实施贸易保护）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长远利益时，他们便立刻被贴上了“冷酷无情”、“为富人说话”的标签。
而那些慷慨地许诺眼前小利、却对长远恶果讳莫如深的蛊惑家，反倒被誉为“人民的朋友”。
这种情景，恰如一位正直的医生，告诫一位贪恋甜食的糖尿病患者必须严格控制饮食，否则将面临截肢甚至失明的风险。
这位病人非但不感激，反而怒斥医生剥夺了他的口腹之欲，指责医生毫无人情味。
而另一位江湖郎中，递上一包号称能“根治”糖尿病的蜜丸，让病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享用美食。
我们能够说，这位江湖郎中比那位严格的医生更关心病人的福祉吗？
自由主义所扮演的，正是那位清醒而有时不讨人喜欢的医生的角色。
它要求人们为了长远的、整体的健康，作出必要的、暂时的牺牲——即放弃那些通过损害社会合作机制而获得的短期特权利益。
它所服务的，是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根本福祉，而非任何一个器官或组织的局部快感。
然而，倘若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理性辩驳层面，我们仍无法完全解释，为何自由主义的逻辑尽管如此清晰有力，却在现实世界中遭遇了如此顽固且常常是充满情绪化的抵抗。
在此，米塞斯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去探究反自由主义思潮背后那幽暗的心理动因。
理性的澄明之下，亦有其无法全然照亮的阴影。
米塞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傅立叶式综合症”，这是一种源于个体无法直面自身失败与局限的心理逃避机制。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成功永远属于少数，而多数人或多或少都要品尝失意与挫败的滋味。
一个心智健全的个体，会选择接受这一现实，将其视为个人成长的一部分，并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然而，对于那些心理脆弱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承认自身的不足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
于是，他们便会不自觉地构筑起一种“生活的谎言”来作为心理的庇护所。
这个谎言的核心逻辑是：我的失败，并非因为我的无能、懒惰或错误抉择，而是这个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过错。
资本主义的“剥削”、竞争的“残酷”、私有制的“罪恶”，成了他们为自己一切不如意找到的完美替罪羊。
在这种心理背景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许诺便具有了无可抗拒的诱惑力。
它不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归因，更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只要我们砸碎这个万恶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那里，一切匮乏都将消失，劳动将成为乐趣，而我也将奇迹般地获得我在此世未能获得的一切——成功、尊重与幸福。
这种许诺，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纲领，不如说是一剂效力强大的精神鸦片，它为那些在现实中受挫的灵魂提供了最甜蜜的慰藉。
因此，当自由主义者试图用逻辑和事实去论证这个乌托邦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就不仅仅是理智上的异议，更是情感上、乃至生存意义上的激烈反抗。
对这些沉溺于“生活的谎言”的人来说，放弃社会主义的慰藉，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人生的失败者，这将使其存在变得不堪忍受。
他们宁可牺牲逻辑，也要捍卫这个能带来安慰的幻觉。
理解了反自由主义的这一深刻心理根源，我们才能明白，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场关于政策优劣的辩论，更是一场关乎人类如何面对现实、如何承担个体责任的艰巨的启蒙事业。
它要求人们鼓起勇气，走出由怨恨和幻想构筑的心理囚笼，去直面一个不完美但却真实的世界。
二、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引擎与繁荣的基石
在确立了以理性和全体福祉作为自由主义的智识与道德基础之后，我们必须进入其理论大厦的核心承重结构。
这个结构，既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起点，也是其全部政治主张的逻辑归宿。
它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为何私有财产权如此至关重要？这并非源于对财富本身的盲目崇拜，也不是为了维护某个特定阶层的既得利益。
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实行劳动分工的复杂社会里，私有财产制度是唯一能够有效解决资源配置这一根本性经济问题的机制。
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用于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源——土地、矿产、资本品、人的劳动时间——却是有限的。
因此，任何社会都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应当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去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
社会合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它能够比孤立的个体更有效地回答并解决这一问题。
而要实现有效的合作，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便是明晰的所有权界定。
只有当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明确的、排他的，并且其所有者能够自由地支配和转让这些资料时，一个基于真实成本与收益的决策系统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更进一步，私有财产制度为个人构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犯的自由领域。
它在个人与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器之间，设立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当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作坊、自己的资本时，他便拥有了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
他可以不必仰仗当权者的恩赐而生活，可以不必因惧怕失去生计而噤若寒蝉。
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权是所有其他自由——言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最坚实的物质保障。
一个消灭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个人完全依附于国家、个体自由荡然无存的社会。
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捍卫，最终是对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自主的捍卫。
理解了私有制的基础性地位，我们便能进入对自由主义最主要对立面——社会主义——的根本性批判。
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可以从伦理、效率等多个层面展开，但米塞斯所提出的，是一个更为致命、也更为深刻的诘问，它直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
这一诘问，后来被称为“经济计算大论战”的核心。
社会主义的蓝图，无论其描绘得多么美好，其核心在于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公有”或“国家所有”，并由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统一指导全部的经济活动。
这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因此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无法完成的任务：它必须决定，社会有限的资源应当如何被分配到无数个可能的生产项目中去。
它应当决定，是建造一座新的钢铁厂，还是修建一条新的铁路？是生产更多的拖拉机，还是生产更多的纺织品？
如果决定建造铁路，那么这条铁路应当采用何种技术标准？
穿山而过，还是绕山而行？每一项决策，都意味着对稀缺资源的消耗，都意味着放弃了将这些资源用于其他目的的可能性。
在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是通过经济核算来做出这些决策的。
这个核算体系的基石，是市场形成的价格。
土地、劳动、钢铁、水泥、机器……所有这些生产要素，都有其以货币单位表示的市场价格。
这个价格，并非任何个人或机构的主观设定，而是无数市场参与者基于各自的需求、偏好与对未来的预期，通过竞争性出价而形成的客观信号。
它浓缩了关于资源稀缺性与社会需求的至关重要的信息。
企业家正是依据这些价格信号，来计算其投资项目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
如果一个项目的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那就意味着，社会（即作为消费者的民众）对这个项目最终产品的估值，高于其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估值总和。
这个项目便是“有利可图”的，也就是服务于社会需求的。
反之，如果项目亏损，则意味着它在浪费社会资源——它所消耗的，比它所创造的更有价值。
然而，在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中，由于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它们无法被买卖、无法被交换。
因此，生产资料将不存在真正的市场价格。
没有了价格这个共同的计算单位，中央计划者便彻底失去了进行理性经济核算的工具。
他或许能够知道建造一座钢铁厂需要消耗多少吨铁矿石、多少吨煤炭和多少个劳动日，但他无法将这些不同质的投入品，与修建一条铁路所需要的不同质的投入品进行合理的比较。
他无法判断，哪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更能满足社会最迫切的需求。
他就像一个被要求在没有长度单位的情况下进行工程测量的工程师，或一个被要求在没有音高标准的情况下指挥交响乐团的指挥家。
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在黑暗中摸索，进行任意的、武断的裁决。
其结果，必然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系统性的错误配置，最终导致普遍的贫困与经济的崩溃。
因此，米塞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并非仅仅因为它“扼杀了激励”或要求过高的“道德水准”，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理性缺陷——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
这是一个无法通过任何技术手段或行政命令来克服的内在逻辑障碍。
面对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困境，许多人退而求其次，试图在纯粹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全面的中央计划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第三条道路”。
这条道路，便是干预主义。
干预主义者承认私有财产的必要性，但他们同时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会产生种种“社会不期望”的后果（如价格过高、工资过低、失业等），因此，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措施——如价格管制、最低工资法、行业准入限制等——来“纠正”市场的失灵，引导经济朝着更“公正”、更“人道”的方向发展。
米塞斯以其严谨的逻辑推演，无情地揭示了这种“中间道路”的幻象。
他指出，每一项孤立的政府干预，非但无法达到其预期的良善目标，反而会制造出比其试图解决的问题更糟糕的后果，并由此引发要求进一步干预的连锁反应，最终将整个经济体系推向要么全面崩溃，要么全面计划（即社会主义）的二元绝境。
让我们以最常见的价格管制为例。
假设政府认为某种生活必需品（如面包）的市场价格过高，为了“保护”消费者，颁布法令设定一个低于市场价的最高限价。
其直接后果是什么？
首先，在新的、被人为压低的价格水平上，消费者的需求量将会增加，而生产者的供给量则会减少，因为生产面包变得无利可图。
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的减少，必然导致普遍的短缺。
那些早早排队或有“关系”的人或许能买到面包，而更多的人则只能空手而归。
政府本意是让所有人都能买到便宜的面包，结果却是很多人根本买不到面包。
面对短缺，政府若不愿放弃干预，便只能采取下一步措施：强制配给。
它必须规定每个人凭票可以购买多少面包。
但这仍然没有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
为了迫使生产者继续生产，政府必须对生产面包的成本进行管制，即规定面粉、酵母的价格，规定面包师的工资。
为了保证面粉的供应，它又必须去管制小麦的价格，规定农民的生产任务……如此层层递进，政府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从一个点扩展到一个面，最终覆盖整个经济体系。
此时，名义上的私有财产依然存在，但企业主已经完全丧失了经营自主权，他们不再是服务于消费者的企业家，而仅仅是执行政府指令的行政官员。
整个经济，便在事实上滑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最低工资法。
政府规定一个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最低工资，其本意是提高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其必然结果是，那些劳动生产率低于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将变得“不值得”被雇佣。
企业为了控制成本，要么解雇这些工人，要么停止招聘新的低技能工人。
因此，最低工资法非但没有消除贫困，反而制造了非自愿性失业，将最弱势的劳动者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
通过对一系列干预措施的剖析，米塞斯得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干预主义并非一个稳定、可行的社会制度，它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本质上自我毁灭的过程。
它所引发的每一个问题，都只能通过更深入、更广泛的干预来“解决”，直至最终消灭市场的全部功能。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逻辑自洽的制度之间，不存在任何可以长久维系的“第三条道路”。
试图走中间路线的努力，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其中的一端。
对资本主义最持久、也最能触动公众情感的批判，莫过于对其造成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道德控诉。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鲜明的对比，似乎为彻底改造乃至推翻这一制度提供了最充分的伦理正当性。
然而，自由主义要求我们超越这种基于直觉的道德义愤，去进行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功能分析。
它并不否认不平等的存在，但它要追问：这种不平等，在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巨大的财富积累，通常是个体成功地服务了大众需求的标志和结果。
亨利·福特之所以成为巨富，不是因为他剥削了谁，而是因为他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为千千万万普通家庭提供了他们此前无法想象的廉价、可靠的交通工具。
他的财富，是他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副产品。
因此，对市场竞争中产生的财富不平等进行强制性的“再分配”，无异于惩罚那些最善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其结果必然是抑制创新与企业精神，最终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第二，财产与收入的不平等，为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正是由于一部分人的收入远超其即期消费所需，他们才可能进行储蓄与投资，将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与技术创新的活动中去。
这些投资，最终将转化为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效的生产工具与更丰富廉价的消费品，从而惠及整个社会。
一个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资本不断被消耗、生产力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社会。
第三，如前所述，不平等所催生的奢侈性消费，在客观上扮演了推动经济创新与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领航员”角色。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便利设施与服务，在其诞生之初，都曾是少数富人才能问津的奢侈品。
正是这个最初的、由高利润驱动的利基市场，为新技术的研发与商业化提供了资金与动力。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与成本的降低，昔日的奢侈品逐渐普及，飞入寻常百姓家。
因此，对奢侈的简单道德谴责，忽视了其在整个社会进步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动态功能。
自由主义的结论是：在一个保障机会平等的法治框架内，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结果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必要条件。
任何试图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结果平等的努力，其最终代价都将是普遍的贫困与停滞。
三）构建保障自由的政治框架
在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作为繁荣与文明的经济基石之后，一个不可避免的政治哲学问题便随之而来：如何保障这一制度不受暴力侵犯？
在一个由凡人而非天使构成的世界里，总会存在一部分个体或团体，试图通过抢劫、欺诈或强制的手段，来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
倘若这种反社会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任何形式的和平合作与劳动分工都将化为泡影。
正是在此，自由主义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其唯一且充分的正当性理由。
国家，在其最本质的定义上，是一个在特定地域内合法垄断暴力使用的强制机器。
它的根本职责，并非去创造幸福、指导道德或规划经济，而是充当一个忠诚的“守夜人”，其任务有且仅有一项：
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与私有财产，使其免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暴力侵犯。
德国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曾以一种轻蔑的口吻，将自由主义所设想的国家嘲讽为“守夜人国家”。
这一标签，本意是讥讽其功能的“消极”与“有限”，却在不经意间，精准地捕捉到了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精髓。
的确，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正是一个在角色上受到严格限定的政府。
因为历史的经验反复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国家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无限扩张的倾向。
任何被赋予权力的机构，都会本能地寻求扩大其管辖范围，干预更多的社会生活领域。
对国家权力的这种神化与崇拜，在黑格尔等哲学家的笔下达到了顶峰，他们将国家描绘成“行走于世间的神明”、“伦理理念的现实化”。
自由主义则以一种清醒得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戳破了这一神话。
国家并非抽象的、超验的存在，它始终是由具体的、有其自身利益与认知局限的凡人来运作的。
因此，将无限的权力托付给这样一个由凡人组成的机构，无异于将羊群的命运完全交由狼群来裁决。
因此，自由主义的全部宪政努力，其核心目标便是为国家权力划定一条清晰且不可逾越的边界。
它要求建立法治，即政府本身也必须服从于事先公布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而非进行任意的、专断的统治。
它要求实行分权制衡，通过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牵制，来防止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坐大。
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源于对人性中权力腐蚀倾向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个人自由——这个国家权力之外的自治领域——的至高珍视。
一个仅仅履行“守夜人”职责的政府，或许无法为我们构建人间天堂，但它至少能够阻止人间地狱的降临。
而这，已是政治所能企及的最高成就。
既然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而其运作又必须交由少数人来执行，那么如何确保这些执掌权力的人，其行为能够大致符合被统治者的意愿，便成为宪政设计的核心难题。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当政府与民众的意志发生根本性冲突时，唯一的解决方案便是血与火的较量——宫廷政变、农民起义、内战与革命。
这种诉诸暴力的权力更迭方式，对于一个建立在精细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而言，其破坏性是毁灭性的。
一场内战，足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倒退数十年，让无数生命灰飞烟灭。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自由主义提出了其对政治组织形式的核心主张：民主。
然而，自由主义所理解的民主，并非一种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浪漫幻想，更不是一种确保总能选出“最英明”领袖的灵丹妙药。
自由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民众同样会犯错，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其决策水平未必就高于君主或贵族。
民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其决策的“正确性”，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平地、程序化地更迭政权的宪政技艺。
它的核心机制——定期的、自由且公正的选举——使得被统治者可以用选票而非子弹来表达他们对统治者的不满。
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它将被和平地请下台，代之以一个更孚众望的新政府。
因此，民主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首先是一种避免暴力冲突的工具。
它承认政治分歧的必然性，但不承认解决分歧的唯一方式是暴力。
它将政治斗争，从街头的肉搏，转化为议会的辩论与票箱前的计票。
这种程序化的转换，是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它使得社会能够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自我纠错与政策调整，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发展与文明的持续积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
与民主的程序性、和平性理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有反民主理论共享的一个黑暗内核——对暴力的崇拜。
无论是传统的君主专制、现代的共产主义，还是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它们在理论的细枝末节上或许千差万别，但在一个根本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它们都主张，应当由某个自封为“最优秀”、“最先进”或“天命所归”的少数集团，通过暴力来夺取并维持其对多数人的统治。
这种“优秀者统治”的理论，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究竟由谁来定义和评判何为“优秀”？是掌握更多知识的学者，是拥有更高道德的圣徒，还是具备更强军事才能的将军？任何一种标准，都必然是主观且充满争议的。
波兰人民曾将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家推选为国家元首，这无疑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优秀”，但这种优秀，与其作为政治家的适任性之间，又有多大的关联呢？
暴力论者对此的回答是简单而粗暴的：真正的“优秀”，就在于其拥有征服和统治他人的意志与能力。
权力本身，就是其正当性的最终证明。
谁能用枪杆子打出一片天下，谁就是天生的统治者。
这种将权力等同于真理的逻辑，其必然结果便是永无休止的内战。
因为，如果暴力是获取权力的唯一通行证，那么任何一个自认为足够强大的集团，都有“权利”去挑战现存的统治秩序。
社会将沦为一个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场。
在这样的状态下，任何长期的经济计划、任何需要稳定预期的投资、任何形式的精细劳动分工，都将不复存在。
人类社会将退化到一种以堡垒和部落为单位的原始自保状态，文明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最触目惊心的现代例证。
作为对共产主义暴力的一种反动，它试图“以暴制暴”，用同样的恐怖手段来回应其敌人。
自由主义承认，在面对赤裸裸的暴力侵犯时，以武力自卫是必要且正当的。
然而，法西斯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将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自卫手段，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具有最高价值的政治原则。
它相信，持久的胜利只能通过持久的暴力来确保。
对此，自由主义的回答是：观念的斗争，终将胜于武器的斗争。
单纯的暴力，或许可以暂时压制反对的声音，但它永远无法赢得人心的悦服。
一个无法在思想上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政权，无论其秘密警察多么无孔不入，其军队多么强大，都注定是建立在流沙之上。
因为最终决定士兵将枪口对准谁的，不是命令，而是他们头脑中的观念。
一场旨在拯救文明的运动，如果其采用的手段本身就是对文明的否定，那么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
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定，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深刻地体现在精神与道德领域。
如果说政府干预经济是对繁荣的威胁，那么政府干预思想与信仰，则是对自由本身的致命一击。
因此，宽容，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种宽容，并非源于对真理的冷漠或价值上的相对主义。
恰恰相反，它源于一种深刻的信念：即保障社会内部的和平，是实现任何更高价值的绝对前提。
人类的历史，曾充斥着因宗教、教派与世界观的差异而引发的血腥战争。
自由主义的诞生，正是对这一惨痛历史的反思。
它认识到，试图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与信仰，不仅是徒劳的，更是灾难性的。
因此，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在所有关乎个人信仰、道德选择与生活方式的问题上，保持绝对的中立。
国家无权规定公民应当信奉何种宗教，也无权禁止他们信奉何种宗教。
国家无权审查书籍、戏剧与艺术，也无权将某一种道德观强加于所有人。
这种立场，常常被误解为对“不良”思想的纵容。
当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颁布禁酒令或禁止某些“有害”读物时，他们并非在为酗酒或低俗文化辩护。
他们所捍셔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则：一旦我们承认国家有权为了“保护”我们而干预我们的个人选择，哪怕是出于最良善的动机，我们就打开了一扇通往全面奴役的潘多拉魔盒。
因为，如果我们同意国家有权禁止吗啡，那么我们有何逻辑依据来反对它禁止尼古丁？如果我们同意它有权禁止色情作品，那么我们又如何反对它禁止那些被当权者视为“异端”或“颠覆性”的政治哲学著作？权力干预的边界一旦被突破，便会不断地向内收缩，直至个人的内心世界也无处遁形。
人类的一切知识进步与文化创新，都源于少数“异端”对主流观念的挑战。
一个由多数人决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说什么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思想停滞、文化凋敝的社会。
因此，自由主义所捍卫的宽容，最终是为了捍卫人类心智的活力与文明进步的可能性。
它相信，真理的最佳试金石，是自由市场上的思想竞争，而非国家权力的强制裁决。
谬误与邪恶，应当用思想的武器去与之辩驳，而非用警察的棍棒去将其压制。
四、自由主义的和平外交构想
在传统的、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一道神圣不可侵犯的壁垒，是军事力量的对峙前沿，是权力与荣耀的象征。
为了移动这条线哪怕一寸，君主们不惜发动连年血战，让无数生灵涂炭。
这种对领土的痴迷，源于一种将国家视为统治者私产的观念。
多占一块土地，就意味着多了一份税收来源和可供驱使的人口。
自由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以邻为壑的领土观念。
它所带来的，是一场地缘政治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中，国家的边界应当失去其军事与经济上的隔绝意义，回归其最纯粹的行政管理功能。
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其政府职能被严格限定于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
因此，吞并新的领土并不能为其带来额外的财富，因为维持对新领土的管理与保护所需的成本，必然会抵消任何可能增加的税收。
相反，一个将经济活动交由市场主导的国家，其繁荣程度取决于其公民的创造力与全球分工的参与度，而非其领土的广袤与否。
瑞士的富裕与前苏联的贫困，便是这一原则最生动的例证。
因此，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国界在哪里，本身是一个次要的技术性问题。
如果国界两侧的货物、资本与人员能够自由流动，不受关税、配额与签证的阻碍，那么这条线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对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福祉而言，将变得无足轻重。
它不再是一道分隔敌我的鸿沟，而仅仅像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的行政划分线。
正是基于这一深刻的认知，自由主义摒弃了一切以“战略要地”、“天然疆界”或“历史权利”为借口的领土扩张主义。
它所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由无数自由个体通过跨越国界的和平交往而形成的全球经济共同体。
在这样的世界里，国家间的冲突根源——对领土的争夺——将被釜底抽薪，持久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在确立了国界的相对性原则之后，自由主义为解决既有的领土争端，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解决方案：自决权。
然而，这一原则的真义，在后来的历史中被严重地扭曲和滥用了。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决权，其核心是地区居民基于个体意愿的自由选择权。
它意味着，任何一个地理上足够构成一个独立行政单元的地区（无论是一个村庄、一个省份），其居民都有权通过公正的公民投票，来决定他们愿意归属于哪一个国家，或者选择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一原则的唯一目的，是确保政府的合法性最终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国家归属问题而引发的暴力冲突。
然而，这一原则后来被民族主义者盗用，并曲解为“民族自决权”。
在这种被扭曲的语境下，“自决”的主体不再是具体的、生活在特定土地上的个体居民，而是一个抽象的、被想象出来的“民族”集体。
它宣称，一个“民族”有权将其所有讲同一种语言、具有同一种文化的人，都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之内，即便这意味着要违背其中一部分人的意愿，强行将他们从其原本所属的国家中分离出来。
这种对自决权的曲解，是极度危险且反自由的。
它用一个虚构的集体权利，取代了真实的个体权利。
瑞士的存在，便是对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最好驳斥。
德语区、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的瑞士公民，尽管语言不同，但他们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与长期的合作历史，自愿选择生活在一个多语言的联邦国家之内。
如果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将瑞士强行瓜分并分别并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那将是对其居民真实意愿的粗暴践踏，与当年列强瓜分波兰在性质上并无二致。
因此，自由主义坚持，自决权的主体必须是具体的地区居民，其行使方式必须是自由的个体投票。
它的目的，是实现个体的政治自由，而非服务于任何宏大的民族整合叙事。
在一个奉行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世界里，国家归属的变更，往往意味着剧烈的经济与社会动荡。
一个地区的产业，可能因为被划入一个新的关税区而瞬间失去竞争力；一个少数族群，可能因为更换了统治民族而面临系统性的压迫。
但在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世界里，国界的变更将仅仅意味着护照颜色的改变和需要遵守的行政法规的些许不同，它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个体的经济机会与文化生活。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决权才能摆脱利益的裹挟与恐惧的阴影，成为一种真正纯粹的自由选择。
为了进一步消解少数民族问题，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必须从教育、文化等领域彻底退出。
实行强制性的、由国家统一举办的学校教育，在语言混杂的地区，是制造民族冲突最强大的工具。
谁掌握了学校，谁就掌握了同化乃至压迫下一代的权力。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将教育完全交还给家长、私人团体与市场，让不同的语言与文化群体能够自由地创办自己的学校，服务于其成员的需求。
一个真正和平的国际秩序，不仅需要政治上的自决权，更需要经济上的彻底开放。
其两大支柱，便是不受阻碍的自由贸易与不受限制的自由迁徙。
古典经济学已经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证明了自由贸易的优越性。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告诉我们，即便一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劣于另一个国家，两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对双方依然是有利的。
贸易的本质，是让每个国家能够专注于生产其相对而言最有效率的产品，然后通过交换，来获得比自给自足状态下更丰富、更廉价的商品。
因此，任何形式的关税保护或进口限制，其本质都是一种强迫本国公民以更高昂的代价，去购买在效率较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行为。
它保护的，不是“民族产业”，而是低效率的生产者；它损害的，是作为消费者的全体国民的利益。
它阻碍了全球劳动分工的深化，降低了全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导致普遍的贫困。
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减少进口来增加本国财富的想法，是一种与认为可以通过减少购物来致富同样荒谬的经济文盲。
与自由贸易同样重要的，是自由迁徙的权利。
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社会，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在他认为最能改善其生活的地方居住和工作。
对移民的限制，无论是以保护本国工人就业为名，还是以维护民族纯洁为由，其效果都与关税保护如出一辙：它人为地阻止了劳动力从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流向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从而降低了全人类的整体福祉。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工会，为了维持其会员的高工资，极力推动限制移民的法案。
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使得这些国家的工资被人为地维持在高于全球市场均衡水平的位置，而欧洲、亚洲等人口稠密地区的工资则被相应地压低。
这是一种以牺牲全球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特权的赤裸裸的利益政治。
当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今天，对大规模移民可能带来的文化冲突与社会融合问题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在一个国家权力无所不包的干预主义世界里，沦为少数族群确实可能意味着遭受系统性的压迫。
然而，这一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
在一个严格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守夜人国家”里，政府无权干预公民的语言、文化与教育，民族身份将主要成为一个私人领域的文化归属问题，而非一个决定政治地位与经济机会的公共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同族群的和平共存，将远比今天更容易实现。
帝国主义的兴起，并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与干预主义政策在国际舞台上的逻辑延伸。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国家，对海外扩张并无兴趣。
然而，当各国纷纷竖起关税壁垒，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为了给本国在人为扭曲的国内市场中无法销售的过剩产品寻找受保护的海外市场，为了确保本国工业能够获得被其他国家贸易壁垒所阻隔的廉价原材料，各国政府便开始了对海外殖民地的疯狂争夺。
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一种以军事手段来推行重商主义的企图。
殖民主义则是这一企图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体现。
它建立在赤裸裸的种族优越感和暴力征服之上，其历史充斥着血腥、掠夺与奴役。
任何试图以“传播文明”为借口来为其辩护的言辞，在累累的暴行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一个真正优越的文明，应当是通过其吸引力来让他人自愿接受，而非通过枪炮来强行灌输。
面对既有的殖民体系，自由主义主张，最终的目标必须是让所有殖民地人民获得彻底的政治独立。
然而，考虑到欧洲殖民者长期的恶劣统治已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结构，立刻的、无条件的撤出，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无政府状态与内部战乱，从而进一步损害当地人民的福祉，并中断其与世界经济的必要联系。
因此，一个负责任的、过渡性的解决方案是，将所有殖民地的管辖权移交给一个真正中立且致力于维护和平与贸易自由的国际联盟。
这个国际联盟的唯一职责，应当是保障该地区的基本法律秩序，保护所有居民（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国人）的财产权与人身安全，确保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并积极培育当地的自治能力，直至其最终能够和平地实现完全独立。
这种安排，既能保护殖民大国业已存在的合法投资，也能让殖民地人民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走向自由，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历史遗留问题演变为新的灾难。
五、自由源于观念战争
自由主义的诞生，催生了现代议会政治。
其最初的理想，是构建一个由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公民代表组成的机构。
在议会中，不同的政党或许会对实现共同目标的具体路径持有不同见解，但他们的辩论，都应当围绕着何为“公共福祉”这一核心议题展开。
政党，应当是思想的共同体，而非利益的卡特尔。
然而，我们环顾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不能不痛心地承认，这一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产。
现代议会，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已经沦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分赃的角斗场。
我们今天所见的绝大多数政党，已不再是思想的载体，而蜕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政党。
农民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工会党代表特定行业工人的利益，公务员党代表官僚阶层的利益，地区党则代表某个特定地域的利益……它们各自的目标，并非促进社会整体的繁荣，而是以损害其他社会集团为代价，为其所代表的那个狭隘群体，谋求尽可能多的特权、补贴与保护。
关税、配额、财政补贴、行业准入壁垒，成了它们进行政治交易的主要筹码。
这种利益政治的逻辑，必然导致议会主义的失能与腐化。
议会不再是寻求共识、探究真理的场所，而变成了一个零和博弈的市集。
每个政党都将其要求推向极致，因为任何妥协都被视为对自身选民的背叛。
政治辩论，退化为策略性的欺骗与毫无原则的讨价还价。
为了拼凑一个多数联盟，政党之间会形成最机会主义的、自相矛盾的结盟：一个许诺为城市居民提供廉价面包的政党，可以和一个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政党联手执政，它们唯一的共识，便是如何瓜分国库的资源。
这种状况，被许多人诊断为“议会主义的危机”。
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有人提出了废除普选议会，代之以一个由各职业团体代表组成的“等级议会”或“经济议会”的方案。
他们天真地认为，利益的直接代表者，会比抽象的公民代表更“务实”，更容易达成妥协。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幻想。
一个由利益集团代表组成的议会，只会将利益冲突制度化、白热化，而不可能消解它。
因为它从根本上回避了那个核心问题：在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发生冲突时，最终应当由何种原则来裁决？如果无法达成一致，难道最终不是仍然要诉诸于议会之外的力量对比——即潜在的暴力威胁——来决定胜负吗？
议会主义的危机，其根源不在于议会这种形式本身，而在于公共精神的沦丧，在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衰落。
只有当足够多的社会成员重新认识到，任何以邻为壑的特殊利益追求，最终都将损害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长远利益时，一个真正能够为公共福祉服务的议会才有可能恢复其应有的功能。
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唯一的途径，是通过观念的启蒙，而非宪政技术的修补。
在利益政党林立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为了将其纳入自身所熟悉的斗争框架，习惯性地给自由主义贴上一个标签——“资本家的政党”。
这一标签旨在暗示，自由主义也只不过是众多利益诉求中的一种，它所捍卫的，是资产阶级以牺牲其他阶级为代价的特殊利益。
这一指控，暴露了指控者自身思维的贫困，他们无法想象一种超越了特殊利益的政治哲学的可能性。
事实上，自由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利益政党。
自由主义所捍卫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其最终受益者是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而非作为生产者的某个特定集团。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
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最低的成本、最好的质量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否则他将立刻被更有效率的竞争者所淘汰。
财富的拥有者，其财产并非永恒的特权，而是一种需要通过不断成功服务社会来履行的社会责任。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是为消费者主权服务的。
企业家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其眼前的、短期的利益，往往是反自由主义的。
一个既有的、缺乏创新精神的企业主，他最害怕的，恰恰是自由竞争。
他最渴望的，是政府的干预——通过关税来保护他免受外国产品的竞争，通过行业准入许可来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通过财政补贴来弥补他的经营亏损。
历史上，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干预政策的，往往正是那些希望固化自身市场地位的大企业家集团。
相反，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充满“创造性破坏”的竞争秩序。
它不为任何既得利益提供庇护。
因此，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党，在竞选的舞台上，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
当其他政党都在向各自的选民团体许诺各种具体的、有形的特殊好处时，自由主义的候选人只能对所有人说：我不能给予你们任何特权，相反，我要求你们放弃对特权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最终将毁灭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合作体系。
这种诉求，要求选民具备一种超越眼前小利的远见，一种为了长远的、普遍的繁荣而作出必要牺牲的公共精神。
在一个被短期利益政治所主导的时代，这种诉求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乃至“不近人情”。
这正是为何自由主义在现代政党政治的竞技场上，总是显得如此孤单和力不从心的根本原因。
它无法、也不屑于像其他政党那样，通过利益的许诺来组建一个庞大的、纪律严明的“党派机器”。
面对这种政治上的困境，许多人规劝自由主义者要“灵活”一些，要学会“妥协”，要运用一些宣传技巧和政治手腕，来迎合大众的偏见，从而换取政治上的成功。
他们指责自由主义者过于“教条主义”，不懂得政治是一门“可能的艺术”。
这种规劝，源于对自由主义本质的根本性误解。
自由主义，并非一套可以随意拆卸和组装的政策工具箱，它是一个逻辑上高度自洽的、建立在社会科学真理之上的思想体系。
社会科学，如同物理学或生物学一样，其任务在于揭示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规律。
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价格管制必然导致短缺，最低工资必然导致失业，信贷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这些结论，并非价值判断，而是关于现实世界如何运作的事实陈述。
对于这些被科学所证实的真理，是不存在“妥协”的余地的。
我们不能为了政治上的便利，而假装二加二可以等于五。
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大众的愿望，而声称可以既实行价格管制又不产生短缺。
在真理面前，任何“妥协”都是一种智识上的欺诈，其最终结果只会加剧问题的恶化，加速社会的崩溃。
因此，自由主义的所谓“教条主义”，恰恰是其科学性的体现。
它坚持，人类社会的繁荣，只能建立在对社会经济规律的尊重之上，而不能建立在违背这些规律的良好愿望之上。
任何试图通过谎言、欺骗或蛊惑人心的宣传来推行一项政策，即便其动机是高尚的，其效果也必然是灾难性的。
所以，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其唯一的政治行动，就是启蒙。
他唯一的武器，就是理性的论证。
他的任务，不是去组织群众、发动运动，而是不厌其烦地、清晰地向他的同胞阐明社会合作的逻辑，揭示反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恶果。
他或许会失败，但他深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因为一个持久的、繁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公民普遍的、理性的自觉之上，而不可能建立在少数精英的诡计或多数民众的盲从之上。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兴衰交替的悲壮史诗。
无数曾经辉煌的文明，最终都因内部的冲突与外部的战争而走向解体与衰亡。
我们的现代文明，以其前所未有的物质成就与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与颓废情绪，正弥漫于我们时代的空气之中。
然而，米塞斯以一种清醒的乐观，为我们指出了不同的前景。
他断言，我们的文明，不会因任何外部敌人的攻击而毁灭，它唯一的致命威胁，来自其内部——即反自由主义思想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取代。
面对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其反对者们最终被迫放弃了“资本主义导致贫困”的陈旧指控。
他们转而提出一种新的、更为精致的论调：他们承认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上的效率，但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足够”富裕了，现在应当追求一种更“稳定”、更“安逸”、更注重“内心反省”的生活，而放弃资本主义那种永无止境的、令人疲惫的创新与进步。
这种对“稳定现状”的浪漫化向往，是一种致命的幻觉。
首先，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人性事实：追求自身境遇的不断改善，是人类行动无法根除的内在动力。
一旦堵塞了通过和平的、创造性的市场竞争来改善生活的道路，这种动力并不会消失，它只会转向一种更野蛮、更具破坏性的形式——即通过政治手段，来剥夺他人的财富，以实现自身的“改善”。
一个停滞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零和博弈与内部冲突的社会。
其次，它错误地认为，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生活水平，是一种可以被理所当然地维持下去的静态存在。
事实上，维持乃至仅仅是修复我们这个复杂社会所依赖的庞大资本结构，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储蓄、投资与创新。
一旦企业精神被扼杀，一旦追求进步的动力被“知足常乐”的惰性所取代，资本的损耗与技术的退化将不可避免，我们所珍视的一切，都将缓慢地、但却确定无疑地走向瓦解。
因此，人类文明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一场观念的决战。
我们所面临的，并非不同“世界观”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几乎所有的人，无论其宗教或哲学信仰为何，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和平、更富裕的社会之中。
真正的分歧，在于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手段。
自由主义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套被社会科学所证实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它不是宗教，不要求盲目的信仰；它不是世界观，不解答终极的意义；它更不是利益党派，不许诺任何特殊的恩惠。
它是一种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科学，一种指导我们如何在尘世间更好地进行合作的意识形态。
它的未来，不取决于选举的胜负，不取决于政党的兴衰，甚至不取决于伟大领袖的出现。
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愿意鼓起理性的勇气，去认识并接受那些有时并不悦耳、但却至关重要的社会真理。
人类的命运，终将由我们选择信奉的观念来决定。
自由主义所能做的，便是将这种选择，及其背后所蕴含的重大后果，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