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个《意见》有很多正确的地方，那就是强调市场化机制在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中的核心作用，而非行政干预或短期政策性岗位兜底。
但是《意见》提出，要进一步部署落实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就业帮扶要求，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范围。
这是在说什么？就是说离校大学生，如果没有就业的话，可以领低保！
太荒唐了！
这不是在增加就业，而是在刺激失业。
经济现象的根源在于个体的目的性行动。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利用稀缺的手段（时间、精力、资源）来达成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目的。
工作是什么？ 工作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获取满足更多需求（吃饭、穿衣、娱乐、实现人生价值等）所需资源的手段。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他们主观上认为，通过工作换取的报酬（工资），以及这份工作可能带来的其他满足感（成就感、社交等），大于他们放弃闲暇、付出劳动的成本（机会成本）。工资，就是市场对你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估价和支付。
福利/补贴是什么？ 福利，尤其是现金补贴（如低保），是从一部分人（通常是纳税人，即正在工作或通过投资获利的人）那里强制转移一部分资源，交给另一部分人（符合特定条件的受助者）。它的直接效果是改变了受助者的激励结构和机会成本计算。
现在来看“给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发低保”这项政策。表面上看，这是政府出于“善意”，帮助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渡过难关，体现社会关怀。
然而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
想象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小明。他面临两个选择：
在没有低保的情况下，小明不工作的机会成本是那3000元的月薪以及可能积累的工作经验。他为了生存，有强烈的动机去接受哪怕不太满意的工作，先干起来再说。
但有了低保这个选项后，情况变了。现在，接受那份3000元工作的净收益，不再是3000元，而是 3000元（工资）- 1000元（放弃的低保）= 2000元（这里简化了税收等因素）。为了这“额外的”2000元，他是否还愿意付出通勤、辛苦、受约束的代价？
换句话说，低保的存在，人为地抬高了小明愿意接受工作的最低工资要求。
原来他可能觉得2500元的工作也能接受，现在有了1000元的“保底收入”，他可能觉得低于3500元的工作都不值得考虑了。结果是什么？他更倾向于延长寻找“理想工作”的时间，或者干脆选择暂时不就业。
任何形式的失业补贴，本质上都是在补贴“失业”这种状态本身。 你补贴什么，就会得到更多什么。补贴失业，就会得到更多（至少是更长时间的）失业。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基于人类行动逻辑的推论。
选项A： 接受一份月薪可能是3000元（假设在一个中小城市）的初级工作。这份工作可能不完美，甚至有点枯燥，需要早起通勤，还要看老板脸色。
选项B： 暂时不工作，申请低保，假设每月能拿到1000元（各地标准不同，仅为举例）。他可以继续住在家里（可能父母承担食宿），有更多闲暇时间打游戏、社交或“思考人生”。
为什么会有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者更准确地说，找不到“符合自己期望薪资和条件”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工资信号本应引导毕业生调整预期、学习新技能，或者接受较低起薪以换取经验；同时也引导教育体系改革，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
而失业补贴（低保）的作用，就像给发烧的病人吃退烧药，暂时缓解了症状（生活困难），但掩盖了病根（技能错配、预期过高、市场障碍）。
它让毕业生可以暂时“无视”市场的真实信号，推迟必要的调整。这不仅对个人长远发展不利（错失积累经验的机会），也阻碍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和效率提升。
技能错配： 大学教育提供的技能，与市场上实际需要的技能脱节。毕业生供给过多，而某些技能的需求不足。
工资预期过高： 毕业生可能基于学历、社会期望或与其他行业的比较，设定了过高的工资预期，而市场（雇主）基于其现阶段能创造的价值，只愿意支付较低的工资。
市场障碍： 可能存在最低工资法、过度的劳动保护法规、行业准入限制等，阻碍了工资的自由浮动和劳动力的顺畅流动，使得雇主不愿意雇佣缺乏经验的新人。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给毕业生发的低保金，钱从哪里来？
无论哪种方式，低保都意味着资源的重新分配，是从生产性领域向非生产性领域（就领取低保那一刻而言）的转移。
这是否是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在自愿交换的市场过程中，资源才能流向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地方。强制性的财富转移，往往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
来自其他正在工作的人和盈利的企业。这意味着将资源从那些通过满足市场需求而获得报酬的生产者手中，转移给暂时没有生产（或至少没有被市场认可其生产）的毕业生。这降低了生产者的激励，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这种补贴的实质，就是让一群努力工作的人，拿钱去养这些“失业”的大学生。这不荒谬吗？
谁能真正“坐家里不工作”？
有条件坐家里不工作的，都是中产阶级子弟或富人子弟。
因为消费必须以生产为前提。一个人能够持续消费，要么是他当前正在通过工作或投资进行生产，要么是他（或他的家庭）过去通过生产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储蓄、资产），现在依靠这些资本产生的回报（利息、租金、股息等）来生活。
富人子弟/中产子弟他们能够“坐家里不工作”，是因为他们可以动用家庭积累的财富（资本）。他们的消费，本质上是由其父辈或祖辈过去的生产活动所支撑的。他们是在消耗或享用已经存在的资本存量。
对于没有殷实家底的普通毕业生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过去的资本可以依赖。他们的生存和消费，必须通过当下参与生产活动（即工作）来换取。这是最基本、最朴素的市场原理：要想吃饭，就得干活（或者提供别人愿意付钱的服务/产品）。
低保的作用，就是试图打破这个“铁律”。它试图让那些没有资本积累的个体，也能在不直接参与市场认可的生产活动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的消费能力。但这消费能力的背后，是其他人的生产在支撑。
不仅在经济上是低效和不可持续的（如果规模过大），在伦理上也不可接受（强制转移他人劳动成果）。
这等于是说，中国那些辛苦工作的人要交税养一群生龙活虎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虽然我相信，当下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还比较正确，不会接受自己大学毕业子女去拿低保，会认为这是整个家庭的耻辱。
但年轻人有可能在这种错误激励下，选择躺平不工作，偷偷地去领取补贴，在家长看来，这就是害了他们的子女，让这些子女不用工作而可以消费。
真正的市场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尊重价格信号（包括工资），允许其自由浮动来匹配供需；意味着减少政府干预，拆除进入壁垒；意味着个人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承担不被市场接受的风险。在纯粹的市场机制下，“找不到工作”的信号会非常明确且“痛苦”，迫使个体迅速调整。
提供低保是什么？ 这是典型的干预主义措施。它试图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缓冲”市场化过程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
从奥派视角看，这种“一手高举市场化大旗，一手发放干预性补贴”的做法，是政策上的“精神分裂”。它反映了决策者既希望利用市场的效率，又害怕承担市场调整可能带来的社会压力（比如失业率上升的短期数据、毕业生的不满情绪）。
这种“混合模式”往往达不成目标。
市场化的好处（效率、创新、快速调整）会被干预措施所削弱；而干预措施带来的坏处（激励扭曲、资源错配、依赖性）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正是米塞斯所描述的“干预主义”的困境：一项干预措施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新的问题，导致政府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干预，陷入恶性循环。
毕竟，没有人可以真正不劳而获地持续消费，除非他是在消耗自己或他人过去辛苦积累的成果。
这个朴素的道理，不应被任何政策性的“温情面纱”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