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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平民亲吻哈马斯战士
昨天，著名奥派经济学家汉斯-赫尔曼·霍普与同出一门的经济学家沃特尔·布洛克干起来了，他们两人都自认是米塞斯的门徒，也都自认是穆瑞·N·罗斯巴德的学生。霍普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要与布洛克割席。霍普认为布洛克近期的言论表明，他已经不具备自由意志主义学者的资格，自己羞于与这种人为伍。事情因巴以冲突而起，霍普的公开信与布洛克引发争论的文章《摧毁哈马斯的道德义务》，都在这篇公众号文章《自由主义者为了巴以冲突，打起来了》里，原文是英文，想看的朋友加我微信woodcloudyyy，我发给你。因为篇幅、时间和个人兴趣原因，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两人的分歧，但我向来不做骑墙派，简单说个结论，我同情甚至理解布洛克的立场，但是谈到是非对错，百分之一百站在霍普这一边。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以色列无法阻止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并捎带聊聊对霍布决裂的看法。文章最后，还会聊聊某个高华奥对霍布决裂的可笑态度。巴以冲突是个历时弥久的话题，可能涉及许多历史与时事资料，一篇文章难以说清楚哪怕看似简单的问题——比如我列出的这个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自由意志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都共同认可的基本命题出发，来试着回答一下。（1）双边贸易和其他自愿的社会合作规模、广度和深度，是双边关系中的和平基石，它是我们考察和平程度与可能性的根本标准。
（2）自愿合作与交易一定能实现双边和多边互惠共赢，是效率最高的人际互动模式，哪怕是国防安保职能也不例外。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是繁荣与文明的根本原因。
（3）因此，同等条件下，无需直接向个体公民负责的政府统一规划和指挥等等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水平，与基于私有财产的市场生产机制相比，其成本（价格）会更高，而质量会更低，哪怕是国防安保职能也不例外。
（4）人们在理智与经验的指引下，能够直觉地朴素地理解合作好于对抗和仇恨，并且会在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域更多地合作，而非对抗和杀戮。
（5）暴力手段的正义性，以击退侵犯和精准惩罚罪犯为最大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即为不正当，同时也会带来浪费和效率损失。
（1）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以色列综合国力、国防力量都非常强大，与加沙地区的哈马斯相比，更是高出N个段位。
（2）过去数十年，为了因应伊斯兰极端力量的武装侵犯和恐怖袭击，以色列政府做了许多事情，包括但不限于，发动战争、间谍破坏、斩首行动、边境封锁、经济封锁等等。
（3）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组织的跨境恐怖袭击，虽然造成了惨重血案，但却是低军事水平的、类似一窝蜂飞蛾扑火式的袭击。它直接洞穿了以色列的情报网络和边境防卫。
（4）以色列多年反恐，尽管杀伤甚多，从总体上却效果不佳。以色列平民经常处于恐怖威胁之下。
所以，根据基本命题，对照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以色列之所以在中东这种仇敌环伺的弹丸之地保持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经济繁荣，是因为以色列在国防以外的领域，保持了比较健全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系，国民的私有财产以及其他基本人权得到了比较好的维系，国内的自愿合作与交易水平较高。补充一个事实，以色列境内有20%左右（数百万人）的阿拉伯人，他们也同样能与其他以色列平民和平相处，以色列遭遇的恐怖袭击，基本上与这20%的阿拉伯人无关，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也高于周边地区的阿拉伯人。 第二，以色列之所以如此强大和繁荣，却仍然得不到他们据说梦寐以求的安全和保障，根本原因是，在国防安保领域未能对内对外贯彻自愿合作与交易的市场原则。具体又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方面：（1）以色列的国家安保行动（战争、封锁、追杀、集体主义式的仇恨宣传等）超越了必要防卫和精准惩罚罪犯的限度，实际上对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地带平民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侵犯和杀戮，从而破坏了在其他领域试图缓和和合作的基础。顺便说一句，在安保行动之外，以色列人在经济社会领域也作了很多和平合作的努力，包括为加沙供应水电、人道援助、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有限的）工作岗位等等。但是，这些努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福利补贴的形式，而不是一种互惠的交易。这种福利补贴，反过来又会遇到以色列人自己的反对，或形成某种令人生厌的施舍心态。总而言之，真正的私人的、商贸的市场联系的规模、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当然，即便如此，这些有限的友善与合作的存在，也是巴以和中东尽管摩擦甚多，但也二三十年没有发生持续的彻底的全面战争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由于以色列的过度安保（实际上是侵犯和限制），使得尽管巴勒斯坦平民物质资源和生活水平处于劣势，但他们却不敢预期自己能够从容获得与以色列人和平交往贸易，从而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因此，巴以之间的和平十分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平民中激愤分子有极大可能转向暴力行动，而普通巴勒斯坦平民则没有太强的软化和限制周边潜在恐怖分子的动机。诸多巴勒斯坦平民采访视频都反映了这种心态。（2）根据上述事实三，以色列的国家安保机构在应对恐怖威胁、保护以色列普通平民的职责方面，则表现出与其真正实力和国家投入（国家投入=人民负担）十分不相称的低能和失职。去年10月7日事件中诸多现场视频，以及全球媒体的报道已经充分展现了这一点。首先是对于哈马斯的这次充分准备的大规模入侵活动，庞大的高投入的以色列情报网没有提供任何有效预警。其次是装备优良，号称训练有素的边境军警反应极为笨拙和迟钝，甚至出现了连少将级别的军官都被手持二战水平武器的哈马斯成员俘虏的尴尬场面。这里我们并不需要深入以色列安保工作的细节，来查找其低能失职的原因，根据我们最初提出的基本命题，即使深入调查，只要没有忽略、遮掩和篡改事实，那么结论也必然符合下列推论：由以色列政府统一代理（其实是强制垄断）的国防和安保，尽管耗费巨大，并累积了大量物质资源和人力，但是由于缺乏市场机制和经济计算，必然效率低下，一边出现大量浪费，一边无法灵活有效地满足平民最迫切需求的安全保障。同时还容易被滥用，对周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社区，甚至本国平民造成侵犯、限制和压迫。毫不客气地说，无论我们考察哪一国的强制垄断的司法和安保服务，都可以发现同样性质的问题（尽管表象和程度可能不一样）。问题回答完毕。要问解决方案，其思路的原则性和方向性就在上述答案中。当然，这里我可能会遇到一个常见的诘问，你为什么只分析以色列的问题和不足，却不声讨发动恐袭的哈马斯，以及穆斯林文化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当然是每篇文章的任务不一样。其次，穷弱残暴一方的分析价值也有限，因为他们的可选项不多。当然，展开分析，写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并不难，但只能俟以他日了。（1）穷弱的一方也有其不受干预和侵犯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同时，如果充分尊重其正当意愿（即非侵犯性的意愿），他们也能领会和平合作的互惠好处。
（2）穷弱一方由于全面稀缺，比富裕社群的人更容易高估自己已有之物的价值——包括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尊重、尊严等情感，也更容易产生被剥夺感，这些是他们表现出攻击性的重要心理根源。
（3）穷弱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都有限，它们的残暴可能会对人产生强大的视觉冲击，但是它们对文明地区和国家的危害是有限的。这是由它们的经济和物质实力决定的。
（4）所以，如果来自穷弱民族和地区的残暴威胁过于持久和恶劣，那么根本的责任还是在强大的文明与繁荣的国家和地区，是他们自己内部自觉或不自觉地孕育了反文明的、挫伤文明活力的种子。
（5）这个种子，从定性上讲，就是一切背离了以私有财产权为原则的，以自愿合作交易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机制的东西。
（1）针对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以色列现有国土），以色列有没有合法的主张权。
（2）应不应该支持对哈马斯乃至加沙地区采取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军事报复。
第一个问题是奥派内部特有的原则性议题，霍普主张，财产权传承的确认应该是私人的、点对点的、可查证的传续路线，而不应该是集体主义的、空泛的、宗教文化的理由。显然，霍普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但这里不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原文。第二个问题上，霍普主张，应该精准追责，不应该扩大军事行动，原文如下：应该鼓励——实际上是通过舆论施压——让这两个黑帮（哈马斯、以色列政府）领导人同意立即停战，并就哈马斯扣押的人质问题谈判。至于查明、抓获和惩罚各肇事者及其上级指挥官的问题，则应交由常规的警务工作、侦探、悬红猎头和杀手来处理。
而布洛克则主张通过现有的政府军队彻底剿灭哈马斯，称这是一种道德义务。很显然，布洛克违背了我们最初提出的，也是同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布洛克过去在其他地方所赞同的，以及霍普和布洛克共同的导师罗斯巴德所一贯主张的那些命题，尤其是命题三和命题五。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近年来奥地利学派-自由意志主义阵营内部非常重要的一次争论。目前两人的相关文本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大家纷纷展开讨论。当然，绝大部分人都是围绕市场经济原理、自由意志主义原则在分析谁说得更有道理，有没有误解等等。但唯有少数在舆论平台天天以奥派自居的高华奥，却发出了与议题本身无关的磔磔怪声。没错，我说的就是下面这位傲娇的威廉王博士。他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争论，却用不知道是不是梁静茹给他的勇气说：“建議霍普首先應該去看看心理醫生。人活了一輩子，和這個人有矛盾，和那個人又有矛盾。一會而仇恨這個學派的學者，一會又仇恨另一個學科的學者。一邊高喊保守的道德教條，一邊私德又有問題。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当然了解，中国人（也许全世界都差不多）很少因为观点而与数十年相交的朋友割席断义，我自己也很少这样做，我们中国人更多的只会因为利益而与熟人断交结仇。但是，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对于一次与利益瓜葛不大的争论及割席，重要的是观念本身，而不是其他东西。像奥派这样对理性和逻辑思考比较有要求的学派，更是如此。天天标榜自己是个奥派，面对这么严肃的话题，却轻浮与偏狭至此，即使我知道，奥派因为观点的惊世骇俗，往往容易吸引各种浮躁狂妄极端的边缘人，但看到这位高华奥这样的“出类拔萃”的货色，也是忍不住要哂笑两句并叹口气的。这种公开场合的轻浮和偏狭的人身攻击，与基于理性论辩的割席相比，哪个更容易成为和平合作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