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骂曼德拉？当然不对！南非的衰落，原因并不简单（万字长文）
约翰内斯堡的“疯人院”
大家好，我是古老板。
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
你现在身处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
你不在贫民窟，而是在一个叫做桑顿的富人区。
这里绿树成荫，街道整洁，一栋栋漂亮的别墅错落有致。
阳光明媚，泳池泛着蓝光，草坪修剪得像绿色的天鹅绒。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岁月静好，充满了“发达国家”的气息。
但是，你很快会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每一栋别墅，注意，是每一栋，都被三米多高的围墙圈了起来。
围墙顶上，不是漂亮的装饰，而是闪着寒光的通电铁丝网，上面挂着黄色的警告牌，画着一个被电击的小人。
围墙门口，矗立着厚重的铁门，旁边的小岗亭里，坐着眼神警惕的私人保安，腰里别着枪。
每隔几条街，你就能看到一家保安公司的巡逻车呼啸而过。
这不是电影里的堡垒，也不是什么军事禁区，这就是21世纪南非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日常生活。
他们把自己像囚犯一样关在自己家里，以求得一丝安全感。
而就在这高墙之外，是全世界最高的犯罪率之一，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抢劫、绑架和凶杀。
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悖论。
要知道，南非曾经是何等辉煌？它是非洲唯一的、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
在20世纪下半叶，它的经济总量一度占到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0%。
它拥有世界一流的金融体系和基础设施。
1967年，开普敦的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震惊世界。
南非还曾经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虽然它后来主动放弃了。
一个能造原子弹，能换心脏，被国际社会盖章认证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它的公民，无论黑白，最渴望的东西，居然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从一个秩序的建设者，变成了一个混乱的“疯人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主流的叙事会告诉你，答案很简单：种族。
一切都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原罪和后遗症。
白人压迫黑人，然后黑人掌权，开始清算和反噬。
这个故事很流行，因为它简单、直观，充满了道德张力。
但今天，我想邀请你放下这个简单的标签。
因为这个解释，虽然部分正确，却遮蔽了更深层、更本质的真相。
它让我们忽略了那些真正支配人类社会繁荣与衰败的底层代码。
我们要换一把钥匙。
我们要探讨的，将超越肤色的冲突，直抵问题的核心：产权是如何被定义和破坏的？干预主义是如何像怪物一样吞噬经济活力的？一个社会的时间偏好，是如何决定了它的未来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的？
以及，为什么一旦理性的经济计算失灵，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的空转和崩溃？
这趟旅程会很长，会跨越两百多年的历史。
它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因为它会挑战你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
但相信我，走完这段旅程，你看到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兴衰，更是一面为我们所有人准备的镜子。
南非的故事，是这个时代写给我们所有人的一封，关于文明兴衰的，警世恒言。
那么，让我们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一）原罪——两种产权观念的百年战争(1800s - 1948)
出发点：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我们的故事，要从19世纪初的南非大草原讲起。
那时的南非，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广袤的内陆高原，水草丰美，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片土地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文明，像两条从不同源头出发的河流，即将在此交汇，并引发一场长达两百年的剧烈碰撞。
这不仅仅是后来被简单标签化的“白人”与“黑人”的相遇。
从奥派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两种根深蒂固、几乎无法调和的产权观念的正面遭遇。
一方，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最早是荷兰裔的布尔人，后来是英国人。
他们脑子里装着的，是几百年来欧洲文明演化的结晶。
这套观念的核心，那就是以个人为基础的私有产权。
什么是“你的”？
人类合作和市场经济的基石，就是产权。
产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一张纸，也不是政府的恩赐。
它是一种社会共识，是对“这个东西归谁支配”这个问题的明确回答。
而欧洲文明，特别是经过约翰·洛克等思想家洗礼后，形成了一套清晰的逻辑：
第一，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你通过劳动，将无主之物与你的身体能量相结合，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你的财产。
你在一片无主的土地上，第一个圈起篱笆，耕种劳作，那么这片土地就“理应”是你的。
第三，财产可以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赠与进行转移。
这套逻辑，催生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土地契约、商业合同和市场交易。
对于一个19世纪的布尔人来说，他在一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建立农场，立起界碑，他就认为自己通过“拓殖”，获得了对这片土地的正当权利。
而另一方，是自中非地区迁徙而来的班图语系各部落，比如祖鲁人、科萨人。
他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产权观念。
在他们的世界里，土地不是商品，而是生存的源泉，是祖先的遗产。
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部落或氏族。
这是一种集体产权。
谁能耕种哪块地？谁能在哪里放牧？
这不是由市场和契约决定的，而是由部落的酋长或长老根据传统和需要来分配的。
土地可以“使用”，但不能“拥有”和“交易”。
你今年在这里耕种，明年可能就换到别处。
部落的财富，体现为牛的数量，而不是地契的多少。
现在，把这两种观念放到同一片物理空间里，会发生什么？
冲突的根源，并非必然是“种族歧视”或“白人的贪婪”。
当然，这些情绪在后来被无限放大。
但最初的火星，是产权观念的根本不兼容。
一个布尔人农场主，看到一群科萨人的牛，吃了他辛辛苦苦种的庄稼。
在他的世界里，这是对他私有财产的侵犯。
他会去找科萨人理论，甚至动用武力。
而在科萨人的世界里，土地是大家共享的，牛需要吃草，你的庄稼正好长在牛群迁徙的路上，这有什么问题？
是你的篱笆，挡住了祖先留下的道路。
谁对谁错？从各自的文化和产权观念出发，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就像两个玩不同规则棋局的人，被强行按在了一张棋盘上。
矛盾，从一开始就是结构性的，是不可避免的。
这场产权的战争，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升级。
布尔人为了逃避英国人的统治，进行了著名的“大迁徙”，深入内陆，用他们的逻辑和枪炮，在他们认为是“无主”或“低效利用”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
他们用界碑和法律，将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有产权，强行覆盖在这片原本属于集体产权的土地上。
如果南非只是一片农业和牧业的土地，这场产权战争或许会以一种缓慢、零散的方式持续很久。
但命运在这里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催化剂”，或者说，“诅咒”。
1867年，在金伯利附近，一个孩子捡到了一颗亮晶晶的石头。
钻石被发现了。
1886年，在约翰内斯堡所在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简称兰德），巨大的黄金矿脉被探明。
一瞬间，全世界的资本和野心，涌向了南非。
这片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了。
它不再仅仅是用来耕种和放牧的，它地下的财富，足以改变世界格局。
钻石和黄金，将南非的产权战争推向了白热化。
它带来了两个决定性的后果：
第一，它使得对土地的控制权，变得空前重要。
谁拥有土地，谁就可能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布尔人、英国人和当地部落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血腥和不择手段。
最终，在两次布尔战争之后，英国人取得了最终的军事胜利。
第二，更重要的是，为了大规模开采矿藏，管理复杂的社会，并确立胜利者的权利，一个前所未有地强大的、垄断暴力和法律解释权的机器——现代国家——在南非的土地上迅速成型。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了。
这个国家的诞生，是悲剧的真正开端。
因为这个国家从它出生的第一天起，它的核心功能就不是“保护所有人的产权”，而是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目标：系统性地、合法地，为一部分人（主要是英裔和布尔裔白人）的产权服务，同时系统性地、合法地，剥夺另一部分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原住民）的产权。
1913年，也就是南非联邦成立仅三年后，一部决定了南非未来命运的法律出台了——《原住民土地法》。
这部法律用冷冰冰的条文规定：全国87%的土地，只能由白人拥有和交易；而占人口近70%的黑人，只能在被分割出来的、贫瘠的13%的“保留地”里拥有土地。
黑人被禁止在“白人区”购买或租赁土地。
这是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私有产权原则，在这里被公然、彻底地扭曲了。
产权不再是基于“拓殖”或“自愿交换”的自然权利，而是变成了由国家根据“肤色”进行分配的特权。
黑人不仅失去了他们的土地，更失去了通过劳动和交易来积累财富、改善生活的可能性。
他们被锁死在贫困的保留地里，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白人农场和矿山里的廉价劳动力。
这，就是南非悲剧的“原罪”。
它不是抽象的“仇恨”，而是一个具体的、由国家暴力背书的、对产权原则的系统性背叛。
这个原罪，像一个恶性的基因，被植入了南非这个国家的DNA里。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将长成一个更加庞大、更加恐怖的怪物。
这个怪物的名字，叫做“种族隔离”。
二）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干预主义怪物(1948 - 1994)
1948年，南非举行了一次大选。
以强硬的种族主义纲领参选的国民党意外获胜。
他们上台后，将之前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种族歧视政策，整合、升级、法典化，变成了一套无所不包、深入骨髓的国家制度。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Apartheid”，在南非荷兰语里，它的意思是“隔离”或“分开”。
今天，当我们谈论种族隔离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一致谴责它的不道德。
但对于它“经济学本质”的诊断，却常常出现一个巨大的误解。
很多人，特别是左翼批评家会说：“看，种族隔离就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丑陋面目！是资本家为了压榨廉价劳动力而创造的邪恶制度！”
这个说法流传极广。
但这个看法，错得离谱！
种族隔离制度，恰恰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是它的反面。
它是一种最系统、最彻底、最深入毛细血管的干预主义。
它是一个由国家权力主导，旨在全面扭曲和控制市场，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庞大计划。
它是一个反资本主义、反市场、反自由的怪物。
种族隔离的核心，是所谓的“大隔离”。
其法律基石，就是一系列的《班图斯坦法案》。
这个法案的逻辑是这样的：南非的黑人，不应该被视为南非公民。
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如祖鲁、科萨、茨瓦纳等）。
政府将在之前那13%的“保留地”上，为他们建立各自的“家园”，也就是班图斯坦。
然后，宣布这些班图斯坦“独立”，把所有对应民族的黑人，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生活在哪里，都剥夺其南非国籍，变成这些贫瘠小国的“公民”。
这是什么？这表面上是“民族自决”，实际上是对产权和人身自由的终极剥夺。
想象一下，一个在美国出生、生活、工作了几代人的华裔，突然有一天，政府通过一项法律，宣布你不再是美国公民，你的国籍现在属于中国某个内陆省份，即使你一辈子都没去过那里。
你在纽约的房产、公司，都可能因为你的“身份”问题而面临各种限制。
这就是南非黑人面临的处境。
他们的财产权，被国家的法令一笔勾销。
他们的身份，被强行重新定义。
这种大规模、强制性的身份与财产剥离，是任何自由市场经济都无法想象的，它只有在最强大的国家干预下才能实现。
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核心，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签约。
企业家可以自由雇佣他认为最合适的员工，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为谁工作、去哪里工作。
工资，由市场的供需双方决定。
而种族隔离制度，用一部《通行证法》彻底摧毁了这一点。
所有16岁以上的黑人，必须随时随地携带一本“通行证”。
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你的身份、指纹、民族、允许居住和工作的区域。
如果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比如晚上在白人区逗留，或者没有得到许可就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找工作，警察就可以随时逮捕你。
这是什么？这是对人类最基本行动自由的否定，是对劳动契约的系统性破坏。
一个在约翰内斯堡的高效黑人技术工人，不能因为开普敦有家公司出更高的薪水就跳槽过去，因为他的通行证不允许。
一个白人企业家，发现一个住在班图斯坦的黑人是极佳的管理人才，他也无法轻易地雇佣他，因为繁琐的行政许可和法律障碍几乎不可逾越。
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地割裂、僵化，价格信号（工资）完全失灵。
这哪里是自由市场？这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在20世纪的工业社会还魂。
种族隔离的鼓吹者，常常用一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我们要保护“白人文明”，保护白人工人的饭碗，防止他们被廉价的黑人劳动力“不正当竞争”。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发明了“工作保留”制度。
政府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哪些技术性、高收入的岗位，比如电工、水管工、矿山爆破师等等，只能由白人担任。
这在经济学上，是何等的荒谬！这相当于国家用枪指着企业家的头说：“我知道那个黑人效率更高，要价更低，但他不能干这个活。你必须雇佣这个效率更低、要价更高的白人。否则，你就违法了。”
这是对经济效率的公然宣战。
它保护了部分低效的白人工人，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整个南非经济的运行成本急剧升高，企业竞争力下降。
更重要的是，它阻碍了最有才华和最努力的黑人通过提升技能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堵死了社会流动的通道。
你会看到，现在的南非是堕落的，但过往的南非政府也并非一个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中立组织，而是一个通过对暴力和法律的垄断，来系统性地服务于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机构。
种族隔离制度，就是这个论断的完美、甚至堪称恐怖的案例。
它不是一群“坏”资本家自发形成的秩序，而是国家机器动用其全部立法、行政和暴力手段，精心设计和强制执行的一套等级森严的社会工程。
它不是“坏的资本主义”，它就是反资本主义。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种族隔离制度如此低效、如此反市场，为什么在1950到1980年这段时间里，南非的经济看起来还相当“繁荣”，年均增长率一度达到6%？
答案是：这种“繁荣”，不是因为种族隔离，而是“尽管”有种族隔离，南非依然是世界上少有的资本聚集之地，它继承了之前上百年积累下来的基础设施、矿业资本和农业基础。
在冷战背景下，南非作为西方的“反共堡垒”，并且是黄金和多种战略矿产的主要供应国，获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
但这种增长模式，从内部看，已经埋下了毁灭自己的种子。
它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培养了根深蒂固的仇恨。
它扼杀了大部分人口的企业家精神和人力资本积累。
它让整个经济体变得僵化、脆弱，并且在道德上完全破产。
这个用国家干预主义强行粘合起来的怪物，最终会在内外压力下分崩离析。
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走出监狱，当选为新南非的第一任总统，种族隔离制度寿终正寝。
全世界都在为“彩虹之国”的诞生而欢呼。
人们以为，只要推倒了种族隔离这堵墙，一切都会好起来。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南非的悲剧，并没有因为一个旧制度的结束而终结。
一种新的、更隐蔽的、同样能摧毁文明的力量，已经悄然登场。
旧世界固然不美好，但新世界一样可以很丑陋。
新，不一定代表着正确。
这个世界的错误，有很多种。
三）：从“建设者”到“分配者”的致命切换(1994至今)
1994年，南非站在了历史的巅峰。
曼德拉的就职典礼上，不同肤色的人们拥抱、歌唱，全世界的镜头都在见证这个“和解的奇迹”。
人们相信，一个崭新的、繁荣的、平等的南非即将到来。
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文章开头那一幕——高墙电网、经济停滞、暴力横行。
为什么？为什么推翻了一个公认的“坏制度”之后，结果却不是预想中的天堂？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谈一个概率，叫时间偏好。
什么是时间偏好？简单说，就是你有多看重“现在”相对于“未来”。
一个低时间偏好的人，更看重未来。
他愿意放弃眼前的消费，去储蓄、去投资、去学习一项新技能。
他知道今天的忍耐和付出，是为了明天更大的回报。
比如，一个年轻人不去看电影，而是把钱存起来，把时间用来学习编程。
一个高时间偏好的人，更看重现在。
他追求即时的满足感。
未来的事情太遥远，先享受了再说。
比如，另一个人选择刷爆信用卡去旅游，或者沉迷于短视频带来的瞬间快感，而不愿意为未来做任何规划。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个人，更适用于整个社会和文明。
一个社会整体的“时间偏好率”，决定了它的命运。
低时间偏好的社会，会储蓄、会投资、会建设、会创新，文明因此而积累和繁荣。
高时间偏好的社会，会消费、会分配、会内耗、会短视，文明因此而被消耗和衰败。
现在，我们用这把“时间偏好”的钥匙，来重新审视1994年前后的南非。
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甚至在政治上非常“不正确”的结论。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那个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在为其“自己人”——也就是白人群体——规划未来时，展现出了极低的“时间偏好”。
他们是“建设者”。
他们心里想的，不是今天能分多少钱，而是如何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可以永续存在的“白人非洲”。
为了这个目标，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着眼于长远的投资：
他们修建了遍布全国的高速公路网、世界级的港口和机场。
他们倾尽国力，建立了当时全球最大、效率最高的电力公司之一——Eskom。
他们甚至在开普敦旁建立了非洲唯一的核电站——Koeberg核电站。
建设核电站，是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低时间偏好行为了，它需要几十年的规划、建设和巨额投资，才能在遥远的未来提供稳定的能源。
他们建立了像开普敦大学、金山大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的研究型大学（当然，这些资源在当时主要服务于白人）。
他们建立起能生产战斗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原子弹的完整军工体系。
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为未来负责”的心态。
他们相信自己建立的秩序可以长存，所以他们愿意为一百年后的未来进行储蓄和投资。
当然，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种“低时间偏好”是建立在对黑人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上的，它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但从纯粹的经济行为模式来看，它确实体现了“建设者”的特征。
1994年，一切都变了。
新生的“彩虹之国”，在政治上面临着排山倒海的压力。
数千万刚刚获得选举权的黑人民众，在经历了上百年的压迫之后，对新政府充满了期待。
他们期待的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立刻、马上就能改善的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补偿。
这种巨大的民意压力，彻底改变了政府的激励机制。
执政的非国大的核心任务，从“如何为国家的长远未来进行投资”，迅速切换为“如何将现有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满足当下的政治诉求”。
整个南非社会，经历了一次致命的“时间偏好”切换，从低时间偏好，猛然转向了极高的时间偏好。
这种切换，体现在一系列核心政策上：
BEE法案（黑人经济赋权）
这个法案的初衷，是好的。
它希望通过政策倾斜，帮助历史上被边缘化的黑人进入经济主流。
但在实践中，它变成了什么样？
BEE的核心要求是，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的“黑人持股”比例，管理层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黑人，采购也要优先选择黑人企业。
这听起来很公平，但它的经济后果是什么？它没有在激励人们去“创造新的财富蛋糕”，而是在激励人们去“如何用政治手段分到一块现有的蛋糕”。
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首要任务不再是研发新产品、提高效率，而是去寻找有政治背景的黑人伙伴做“股权挂名”，以满足BEE的要求。
这大大提高了在南非经商的交易成本和政治风险。
一大批与政客关系密切，但没有任何商业才能的“招标新贵”应运而生，他们靠BEE政策轻松获得政府合同，然后层层转包，中饱私囊。
这种政策，就是在奖励“分配者”，惩罚“创造者”。
这是典型的高时间偏好行为——与其辛苦做大蛋糕，不如想办法立刻切一块走。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和回报政治支持者，新政府大幅扩张了公务员队伍。
政府成了南非最大的雇主。
成千上万的人进入了政府部门，领着高薪和优厚的福利。
但这些人是在创造价值吗？绝大多数不是。
他们是在消耗税收。
一个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本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
这相当于把本可以用于投资和生产的资源，变成了当下的工资消费掉了。
为了兑现竞选承诺，政府推出了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计划，从儿童抚养金到失业救济金。
发展到今天，在南非，领取某种形式社会福利的人口，已经超过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整个国家，在结构上开始“吃”自己的未来了。
少数创造财富的人，要养活多数不创造财富的人。
这种模式短期可以靠历史积累的财富和借贷来维持，但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
当一个社会整体转向高时间偏好，它的储蓄率会下降，投资会萎缩。
最敏感、最先“用脚投票”的，就是资本。
精明的投资者看到，在这里，你的财产随时可能因为某个政治口号而被“重新分配”，你的公司经营要优先满足政治指标而非市场效率。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把资本转移到更安全、回报更稳定的地方去。
同时，国内的资本，也不再被投入到那些需要长期维护和升级的项目上。
我们来看看那个曾经的骄傲——Eskom电力公司。
在新的管理模式下，维护和升级这种“低时间偏好”的投资被忽略了，而把公司的资金用于支付过高的薪水、满足BEE采购要求、进行各种腐败的“政治项目”，成了常态。
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Eskom的发电站因为缺乏维护而频繁崩溃，整个国家不得不忍受每天长达数小时的轮流停电。
停电，只是文明被消耗的一个缩影。
公路坑坑洼洼，铁路系统瘫痪，港口效率低下……所有那些由前人“低时间偏好”行为建立起来的文明成果，都在“高时间偏好”的浪潮中，被一点点地消耗、侵蚀、瓦解。
推翻种族隔离，只是治疗了皮肤上的脓疮。
而社会时间偏好的致命切换，才是深入骨髓的癌症。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高时间偏好的驱动下，南非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干预。
而这些干预，又会触发另一个幽灵，这个幽灵，将把南非的衰落，推向一个无法挽回的深渊。
四）干预主义的彻底失败(1994至今)
1920年，当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刚刚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欢呼时，一位维也纳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发表了一篇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文章。
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断。
米塞斯的观点石破天惊：任何形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都必然失败。
不是因为它“可能”会腐败，不是因为它“可能”会独裁，而是因为它在基因层面就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缺陷——它无法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
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里，价格，是由无数人的自愿交换形成的。
价格，就像一个超级复杂的信息网络，它告诉每个人，这个东西有多稀缺，人们有多需要它。
企业家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不应该生产什么，应该用什么技术，应该投入多少资源。
盈利和亏损，就是市场的奖惩机制，它无情地淘汰那些浪费资源、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
而一旦你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搞起了中央计划，价格信号就消失了。
计划委员会的官员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成千上万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他们怎么知道应该生产多少双鞋子？用皮革还是用帆布？在上海建厂还是在兰州建厂？他们没有了价格这个“算盘”，他们就变成了睁眼的瞎子。
他们所有的决策，都只能是盲目的、武断的，最终必然导致资源的巨大错配和浪费。
这个“米塞斯的幽灵”，在苏联的解体中得到了最宏大的验证。
而在今天的南非，这个幽灵，正在每一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上空盘旋。
它雄辩地向我们展示了，当一个组织的“算盘”失灵后，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
而我们的核心案例，就是那个明星的陨落——Eskom电力公司。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Eskom曾经的辉煌。
在1990年代初，它还是全球电力行业的标杆。
2001年，它甚至被评为“全球年度最佳电力公司”。
它的电价，是全世界最低的之一。
它的工程师和管理团队，是世界一流的。
这样一个优等生，是怎么在短短二十年里，变成了一个需要靠全国轮流停电来苟延残喘的“重症病人”的？
答案是，1994年之后，Eskom的“算盘”被拿走了。
它不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对股东和市场负责的商业机构，它变成了一个服务于政治目标的政策工具。
米塞斯所说的“经济计算”失灵，在它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来看看它的算盘是怎么失灵的：
在新南非，为穷人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电力，被视为一种“政治正确”。
政府强行压低电价，使其长期低于发电的实际成本。
当价格不能反映成本时，会发生什么？
Eskom失去了盈利的动机。
亏损了，没关系，反正政府会拿纳税人的钱来补贴。
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那还有什么动力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呢？
消费者得到了错误的信号。
因为电价便宜，人们不会节约用电。
企业也没有动力去投资节能设备，需求被人为地放大了。
一个亏损的企业，面对一个被人为放大的需求，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正常公司的目标很简单：为股东创造利润。
而Eskom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
它的首要任务，不再是稳定、高效地发电。
而是：
1、实现BEE指标。 它的采购，必须优先照顾那些可能价格更高、质量更差但符合BEE资质的供应商。
这就导致了它的煤炭采购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质量参差不齐，进一步损害了发电设备。
2、提供政治庇护岗位。公司内部被塞进了大量缺乏专业技能，但有政治背景的管理人员和员工。
这导致了臃肿的组织和决策效率的低下。
有经验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要么因为“平权行动”而失去晋升机会，要么因为无法忍受混乱的管理而选择离开。
3、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
各种腐败的合同层出不穷。
比如著名的古普塔家族腐败案，就深度牵扯Eskom，通过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力，迫使Eskom高价购买其拥有的劣质煤矿。
当一个组织有太多相互冲突的目标时，它实际上就等于没有目标。
它就像一艘有好几个船长在同时转动方向舵的船，只能在原地打转，直到耗尽燃料沉没。
在市场经济中，一家公司如果持续亏损，最终会破产。
它的管理者会失业，股东会血本无归。
这种硬预算约束，是市场纪律的核心。
但Eskom是国有企业。
它亏损的，是“国家”的钱，也就是全体纳税人的钱。
它的管理者不需要对真正的所有者（纳税人）负责，只需要对任命他们的政治家负责。
只要政治上过关，哪怕公司亏损几百亿兰特，他们依然可以稳坐高位。
这种“软预算约束”，彻底摧毁了责任机制。
当做对事情没有奖励，做错事情没有惩罚时，一个组织的堕落就是不可避免的。
Eskom的悲剧，不是孤例。
它是所有南非国有企业的共同命运。
南非航空公司（SAA） 曾经是非洲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同样因为政治干预、腐败和管理不善，连年亏损，数次濒临破产，靠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巨额输血勉强维持。
Transnet（国家运输集团） 负责运营南非的铁路和港口。
如今，铁路系统大面积瘫痪，盗窃横行，导致矿产和货物无法有效运出，严重扼杀了南非的出口经济。
港口的效率也一落千丈。
邮政局、广播公司……几乎所有被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都在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这一幕幕的崩溃，不是因为南非人“变笨了”或者“变懒了”。
这是经济规律的无情展现。
米塞斯在一百年前的警告，如同一个精准的预言，在南非的土地上逐一应验。
他告诉我们：一旦产权被虚置（国有企业的产权就是虚置的，它不属于任何人），一旦市场的价格信号和盈亏机制被行政命令所取代，那么无论你的初心多么美好，无论你投入多少资源，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理性的经济计算失灵，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源的错配、效率的崩溃和普遍的贫困。
南非的“彩虹”，就这样在失灵的算盘上，被计算成了一片灰暗。
而更可怕的是，当这些干预政策造成了恶果之后，政府的反应，往往不是悬崖勒马，而是采取更进一步的干预。
这就把南非，推入了一个不断下坠的恶性循环之中。
干预主义，就是政府不完全废除市场，但通过各种法令、规章、补贴、限价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试图将其“引导”到政府希望的方向去。
米塞斯敏锐地指出，干预主义有一个内在的、动态的“癌变”逻辑。
他将其描述为一个不断下坠的螺旋：
第一步：政府出于某个“良好”的意图（比如“保护工人”、“稳定物价”），对市场的某个环节进行干预。
第二步：这项干预，因为它扭曲了市场规律，必然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更坏的后果。
第三步：公众和政客们，不会认为这是第一步的干预本身出了问题，反而会认为，这是因为“干预得还不够”。
于是，他们会要求政府采取更进一步、更深入的干预，来“修正”前一个干预带来的问题。
第四步：新的干预又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问题。
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经济体就像陷入了流沙，越是挣扎，陷得越深，一步步地从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走向全面的国家管制，最终通向与中央计划经济同样的结局——崩溃。
这个“干预主义螺旋”的理论，就像是为当代南非量身定做的诊断书。
今天南非社会面临的几乎所有棘手问题，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个螺旋在如何运转。
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反复干预
初始干预：1994年后，为了“保护”在种族隔离时期受尽剥削的黑人工人，新政府出台了号称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劳动关系法》。
这部法律极大地增强了工会的权力，并让解雇员工变得极其困难和昂贵。
同时，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意想不到的恶果：这个“保护”的代价是什么？企业主，特别是中小企业主，在雇佣新员工时变得异常谨慎。
因为一旦雇了，就很难解雇，哪怕他表现很差。
这导致企业更倾向于用机器替代人工，或者干脆不扩张。
对于那些毫无经验和技能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死亡拥抱”。
因为没有人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去雇佣一个“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新人。
结果，南非的青年失业率飙升，一度超过60%，位居世界之最。
进一步的干预：面对天文数字般的青年失业率，政府怎么办？它不敢轻易修改《劳动关系法》，因为那会得罪强大的工会盟友。
于是，它只能采取新的干预：一方面，如前所述，大规模扩大公务员队伍和福利支出，把失业问题“藏”起来；另一方面，又推出各种临时的、靠补贴维持的“青年就业计划”。
螺旋的下坠：这些新的干预，又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导致税收更高，营商环境更差，私营部门创造就业的能力被进一步扼杀。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为了解决失业问题而出台的政策，恰恰是造成长期、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原因。
南非的每一步，似乎都在印证着米塞斯所描绘的这条通往混乱的路径。
每一个看似善意的干预，都在为一个更大的灾难铺路。
当整个社会陷入这种“干预主义螺旋”时，人们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问题层出不穷，解决方案似乎总是在制造新问题。
社会信任崩塌，人人自危。
而这，就把我们带回了故事的起点。
结语
现在，让我们回到约翰内斯堡的那座别墅。
回到那三米高墙、通电铁丝网和私人保安。
在经历了这场跨越两百年的思想旅程之后，我们再看这个场景，看到的将不再仅仅是“犯罪猖獗”。
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个社会最核心的制度——产权——被系统性地侵蚀之后，文明的秩序是如何瓦解的。
当国家用《土地法》剥夺大部分人的财产时，产权的基石就已动摇。
当国家用《通行证法》限制人的迁徙和工作自由时，人身产权就被践踏。
当国家用“无偿征收”的威胁，让所有财产所有者都感到朝不保夕时，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就崩溃了。
那高墙和电网，不是种族仇恨的直接产物。
它是一个社会中，当国家不再是产权的可靠保护者，甚至本身就成为产权最大的侵犯者时，个体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所能采取的、最无奈、最绝望的“自救”措施。
这是文明在倒退回丛林状态时，最直观的物理表现。
南非的真正悲剧是什么？
它的悲剧，不在于这片土地上有不同肤色的人。
而在于，在这片土地上前后掌权的两股主要势力，都犯了同一个根本性的、致命的错误：他们都妄图用国家的强制暴力，而不是通过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私有产权和维护自由市场，来构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种族隔离政权，试图用国家机器，为白人构建一个整洁、有序、繁荣的“天堂”。
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不惜将大部分国民打入地狱，系统性地剥夺他们的产权和自由。
他们相信，通过计划和管制，可以创造出一个优越的文明。
1994年后的新南非，一些主导性的政策，则是在尝试构建一个以“纠正历史”为名义的、黑人优先的乌托邦。
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不惜牺牲经济效率，扭曲市场规律，动摇产权的根基，通过强制性的再分配来实现他们心目中的“平等”。
两者一个向右，一个向左；一个目标是“隔离”，一个目标是“融合”。
但他们使用的工具，是同一种——国家干预主义。
他们都蔑视那些永恒的经济规律。
结果，殊途同归。
种族隔离政权，虽然在表面上维持了数十年的“繁荣”，但其内部的矛盾和非理性，注定了它的崩溃。
而新南非，虽然拥抱了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却在经济上走上了一条消耗存量、扼杀增量、动摇根基的道路，导致了秩序的瓦解和普遍的贫困化。
南非，是一面为全世界准备的镜子。
它的故事，不是一个遥远的、独特的非洲故事。
它用两百年的血与泪，向我们展示了几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对产权原则的任何偏离，无论其动机多么高尚，最终都会惩罚所有人。
对一个社会时间偏好的任何强制扭曲，无论其承诺多么诱人，最终都是在透支未来，消耗文明。
对市场经济计算规律的任何蔑视，无论其计划多么宏伟，最终都将导致混乱和匮乏。
干预主义的道路，无论起点多么温和，其内在逻辑都将引导社会走向更深的泥潭。
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听到各种要求国家加强干预、进行财富再分配、牺牲长远发展以换取短期政治目标的呼声。
这些声音，都可以在南非的故事里找到回响。
南非替我们所有人，进行了一场代价高昂的社会实验。
它告诉我们，彩虹的另一端，未必是黄金。
如果你走错了路，彩虹的另一端，可能是一场风暴。
看懂了南非，或许，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和我们正在面临的选择。
这，也许就是这个悲伤故事，能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