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末代王朝的现代化悲歌
1979年1月16日，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寒风凛冽。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这位自称“王中之王”、“雅利安人之光”的伊朗沙阿，正准备踏上他永不复返的流亡之路。
他的脸庞，曾经在无数官方肖像中显得威严而自信，此刻却写满了疲惫、困惑与难以置信的伤感。
他亲吻着一小袋伊朗的泥土，泪水悄然滑落。
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君主，一手将国家从一个半封建社会推向现代化门槛的建筑师，始终无法理解，为何他倾尽心血浇灌的子民，会如此决绝地将他驱逐。
他的皇后法拉赫·迪巴站在一旁，优雅中透着哀伤。
停机坪上，少数忠诚的军官和政府高官强忍着泪水，进行着最后的告别。
而在机场之外，德黑兰的街头是另一番景象：汽车鸣笛，人群欢呼，庆祝着“暴君”的离去。
收音机里播放着革命歌曲，人们高喊着一个名字——鲁霍拉·霍梅尼。
巴列维登上了那架名为“沙欣”的波音707专机。
当飞机引擎轰鸣，缓缓升空，他最后一次俯瞰这座他亲手塑造又最终失去的城市。
那些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宽阔的公路、现代化的大学和工厂，在他眼中，既是荣耀的丰碑，也仿佛是此刻无情的嘲讽。
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伊朗的伟大复兴，为了让波斯文明重现荣光。
他给了人民土地、教育、健康和前所未有的富裕，为何换来的却是背叛与仇恨？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一个简单的“独裁者被推翻”的故事。
它是一部交织着雄心、善意、致命错误、民众误解与政治野心的复杂悲剧。
一）白色革命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统治，始于一个屈辱的时刻。
1941年，他的父亲，一手创建巴列维王朝的礼萨·汗，因其亲德立场被英苏联军逼迫退位，年轻的巴列维在一片混乱中继承了王位。
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种下了两颗种子：
一是对于国家主权和强大的极度渴望，二是对外部势力干涉的深刻警惕。
早年的统治充满了动荡。
其实伊朗一直是中东国家最民主的国家。
巴列维刚上台时，伊朗本质上是君主立宪制，是有选举的，民选首相负责国家主要事务。
但民主，不代表正确。
1953年，民选首相摩萨台推动石油国有化，与西方国家发生了摩擦，最终，民选首相在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的策划下被推翻。
这时，巴列维的王权才真正成为了实权。
这次事件，后世称之为“1953年政变”，成为了国王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永久污点，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但在巴列维自己看来，这并非是充当“西方傀儡”的开始，而是拨乱反正的必要之举。
他认为摩萨台的激进民族主义正在将伊朗引向孤立和混乱，甚至可能落入苏联的怀抱。
他相信，只有他，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才能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带领伊朗稳步走向强大。
他需要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但他内心深处的目标，是利用这些来建立一个不受任何人摆布的、现代化的波斯帝国。
这种信念在1963年达到了顶峰，巴列维发起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
这并非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旨在将伊朗从一个由地主和部落首领控制的传统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
其核心内容包括：
土地改革，这是白色革命的基石。
巴列维强制性地从大地主手中收购土地，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给农民。
从国王的角度看，他认为，这是一石三鸟的妙计。
它摧毁了传统封建贵族的经济基础，这些人是王权潜在的挑战者。
通过赋予数百万农民土地所有权，他试图创造一个感恩戴德、忠于王室的庞大社会阶层。
他相信，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农业体系会比传统的租佃制更有效率，能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稳定的粮食保障。
一位名叫哈桑的农民，生活在伊斯法罕附近的村庄。
他的祖祖辈辈都在为当地的大地主劳作，所得仅够糊口。
突然有一天，政府官员来到村里，宣布他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了。
这对于哈桑而言，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国王赐予的、想都不敢想的恩典。
在最初的几年里，像哈桑这样的农民，无疑是巴列维最坚定的支持者。
可是，国王并没有想到，这其实是整个王朝崩溃的起点。
白色革命还有世俗化改革。
白色革命授予了伊朗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废除了一些歧视性法律。
国王的妻子法拉赫皇后，本身就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她成为了这项政策的优雅象征。
巴列维认为，一个国家若想实现现代化，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就不能被束缚在家庭的角落里。
他看到的是解放生产力，是提升国家形象，是向西方文明世界看齐的必要步骤。
他或许无法理解，这一举动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宗教阶层眼中，是多么惊世骇俗的“西化”和对伊斯兰教法的公然挑战。
巴列维前所未有地推动教育事业，他建立识字军团、卫生军团和发展军团。
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女，代替了传统的兵役，被派往偏远的乡村，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普及卫生知识，帮助修建基础设施。
这无疑是白色革命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笔。
国王的设想是，通过知识的普及，打破愚昧和迷信的枷锁，培养出一代忠于国家、而非忠于毛拉（教士）的新公民。
从宏观数据上看，白色革命的成就斐然。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伊朗的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文盲率大幅下降，人均寿命显著提高，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
德黑兰的街头，女性可以不戴头巾，穿着时髦的西式服装；大学里充满了渴望知识的年轻人；国家的财富，似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
对于巴列维而言，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的道路是正确的。
他以一种“大家长”式的心态统治着国家，认为民众就像是需要引导的孩子，而他，作为父亲，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
他将反对的声音，无论是来自左翼知识分子还是保守的宗教人士，都视为阻碍进步的噪音。
他建立了令人生畏的情报机构“萨瓦克”，残酷镇压异见者。
在他看来，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牺牲一些个人的政治自由是必要的代价。
他坚信，当伊朗人民享受到富裕和尊严时，他们终将理解并感谢他的“开明专制”。
他没有想到，今天伊朗的女人是这副装扮了。
然而，在这片繁荣的图景之下，裂痕早已悄然出现。
土地改革虽然让许多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分配的土地面积往往过小，难以维持生计。
土地规模化，才能集约化生产，小农经济的结果是农民更穷。
许多农民因缺乏农业技术、信贷支持和灌溉设施，最终不得不放弃土地，涌入城市成为打工仔。
他们脱离了熟悉的乡村社会网络，却又无法融入光鲜亮丽的城市生活，在德黑兰等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了巨大的贫民窟。
虽然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远高于他们务农，但在情绪上，他们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者”，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现实的怨恨。
更重要的是，白色革命严重触动了宗教阶层的根基。
土地改革没收了大量的宗教“瓦克夫”地产，这是清真寺和神学院重要的收入来源。
赋予妇女权利，在他们看来是对伊斯兰家庭价值观的颠覆。
识字军团的世俗教育，则直接挑战了毛拉们在乡村地区作为知识和道德权威的传统地位。
在这些反对者中，一个来自库姆市的教士，鲁霍拉·霍梅尼，发出了最尖锐的声音。
1963年，他公开发表演讲，将国王的改革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阴谋”，旨在腐化伊朗的伊斯兰灵魂。
他将国王比作伊斯兰历史上的暴君，并直接质问：“国王先生，我劝你善良一点……难道你想让人民在你被迫离开这个国家的那一天，弹冠相庆吗？”
这句充满预言性的警告，让巴列维勃然大怒。
霍梅尼被逮捕，随后被流放海外。
国王以为，拔掉了这根最硬的钉子，反对的声音就会平息。
他低估了霍梅尼在信徒心中的地位，更低估了宗教作为一个组织和动员网络的巨大能量。
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反而成为了一个更纯粹、更具感召力的象征，一个反抗世俗化和西方影响的殉道者。
他的录音带，通过复杂的地下网络，源源不断地从伊拉克和法国传入伊朗的千家万户，在清真寺里被反复播放。
他的声音，在国王的现代化高歌猛进中，如同一支低沉而固执的潜流，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汇成滔天巨浪。
二）石油的诅咒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
油价在一夜之间飙升了四倍。
对于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伊朗而言，这仿佛是天降横财。
在短短一年内，伊朗的石油年收入从约50亿美元暴增至200亿美元以上。
这笔巨款，让巴列维的雄心壮志彻底挣脱了束缚。
他宣布，伊朗不仅要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更要建设成世界“第五强国”，一个“伟大的文明”。
他用近乎癫狂的热情，将雪片般的石油美元投入到最大、最快、最先进的项目中：最尖端的武器装备（伊朗一度成为美国武器的最大买家），核电站计划，庞大的高速公路网络，以及在德黑兰北部兴建的奢华住宅区。
其中核电站设施，一买就是三十套。
1971年，为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他在古都波斯波利斯的废墟上举办了一场极尽奢华的庆典，邀请世界各国的王室和政要，宴会上供应的是巴黎马克西姆餐厅空运来的美食。
在巴列维看来，这场庆典是在向世界宣告：古老的波斯已经苏醒，伊朗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而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拥有辉煌历史和光明未来的强国。
这是他民族主义情感的极致体现。
然而，对于大多数伊朗人来说，这场盛宴与他们无关。
不管如何，君主制的剥夺性显而易见，国王和权贵们在沙漠的帐篷里享用香槟和鱼子酱时，那些得到土地分配的人，被锁在农村的最低阶层的农民，还在为清洁的饮用水而挣扎。
这场盛宴，在民众眼中，不是民族荣耀的象征，而是王室脱离人民、挥霍无度的证据。
真正致命的问题，始于这场石油财富的盛宴之后。
突然涌入的巨量资金，引发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一个德黑兰巴扎（传统市场）的布料商人阿里先生是这么看这个时代的。
在1970年代初，他的生意稳定，生活殷实，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
他或许对国王的某些西化政策不满，但总体上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然而，1974年之后，一切都变了。
他进货的成本每个月都在上涨，他不得不提高售价，但顾客的抱怨声也越来越多。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德黑兰的房租在短短两三年内翻了几番，他几乎要付不起店铺和住所的租金了。
与此同时，阿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那些与王室和政府有关系的“新贵”，凭借着政府的大型合同和进口许可证，一夜暴富。
他们在德黑兰北部修建起一栋栋别墅，开着进口的奔驰轿车，他们的妻子穿着巴黎的时装，在高级俱乐部里社交。
这种贫富差距，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阿里每天都能看到的、刺眼的现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阿里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可能并没有下降，甚至还在缓慢提高。
但与那些暴富阶层的差距，却在以惊人的速度拉大。
这是一种相对剥夺感，比绝对贫困更具心理上的破坏力。
阿里和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普通伊朗人，无法理解复杂的宏观经济学原理，他们不会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货币供应量过大”或“经济结构性失衡”。
他们的解读方式是直观的、道德化的：物价飞涨，是因为有人在囤积居奇，是政府无能；有人暴富，是因为他们腐败、不道德，是“卖国贼”。
国王对这场经济危机也感到焦虑和愤怒。
但他采取的手段，却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他将通货膨胀归咎于商人的“贪婪”，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牟取暴利”运动。
成千上万的商人，其中许多是巴扎里虔诚的信徒，被当作“经济破坏者”遭到逮捕、罚款甚至监禁。
这对于视商业信誉为生命、在传统社会中备受尊重的巴扎商人阶级而言，是奇耻大辱。
国王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将他们变成了替罪羊。
阿里先生和他的同行们，感到自己被那个他们曾经或多或少支持过的政权背叛了。
他们愤怒、屈辱，开始寻找新的同盟和庇护。
而他们天然的盟友，就在清真寺里。
几个世纪以来，巴扎与清真寺在伊朗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
巴扎商人是虔诚的信徒，他们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提供资金（奉献“胡姆斯”和“天课”）；而毛拉们则为巴扎的商业活动提供道德和法律上的背书，调解纠纷，维系着社区的秩序与信仰。
当国王的现代化铁拳砸向巴扎时，商人们很自然地倒向了他们的宗教领袖。
他们将资金、信息网络和对社会基层的强大影响力，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反对国王的教士集团。
他们将霍梅尼的录音带藏在布匹里，分发给顾客；他们在自己的店铺里，低声传播着对王室腐败和“不虔诚”的批评。
伊朗的还有一群年轻人开始在行动。
这里的学生，是白色革命的受益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小城镇甚至农村，正是凭借国王大量的投资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机会，才得以进入伊朗的最高学府。
然而，他们非但没有成为王权坚定的拥护者，反而成为了最激进的反对派。
对于一位名叫莱拉的文学系女学生来说，她所看到的世界是分裂的。
她可以在校园里和男同学自由辩论，穿着牛仔裤，阅读萨特和马尔库塞。
但她也知道，在萨瓦克的阴影下，国王不能被批评。
她渴望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富足，更是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她看不起国王的专制，认为他不过是美国扶植的独裁者，他的现代化只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西方主子的利益。
她和她的同学们，沉浸在左翼革命理论的激情中，将国王视为人民的压迫者。
于是，一个奇异的联盟在伊朗的地下悄然形成了。
德黑兰北城追求西式自由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南城巴扎里渴望维护伊斯兰传统的保守商人，以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宗教网络，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国王的仇恨。
国王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个联盟的逻辑。
在他看来，这些人是忘恩负义的。
他给了农民土地，他们却听信毛拉的煽动；他给了女性权利，她们中的一些人却重新戴上了头巾以示抗议；他给了年轻人教育，他们却用学到的知识来反对他。
他觉得自己的善意被严重误解了。
他看不到，他的改革虽然带来了物质生活的飞跃，但如何解读经济发展，却是由不同的观念主导的。
伊朗民众强烈的不满，与伊朗高速发展的经济完全不匹配。
是的，从1963年到1977年，伊朗的人均收入增长了近十倍，拥有汽车、冰箱、电视的家庭数量呈爆炸式增长。
一个在1960年还食不果腹的农民，到了1975年可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拖拉机。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国王自认为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来源。
但普通人不是经济学家，他们的观念由知识分子塑造。
真正引发伊朗民众革命的导火索，在于通货膨胀。是国王错误的经济发展观念，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后果爆发。
当他们看到德黑兰的交通堵塞日益严重，港口因无力处理雪崩般涌入的进口货物而瘫痪，当他们辛苦工作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在飞涨的房价面前支付一个月的房租时，他们不会认为这是“经济过热”的副作用。
他们会认为，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是顶层的人腐败透顶，将财富窃为己有。
霍梅尼的宣传，精准地利用了这种普遍的道德焦虑。
他从不谈论复杂的经济理论，他只谈论“正义”与“非正义”，“伊斯兰”与“腐败的西方”。
他将所有的“社会弊病”，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贫富分化”，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国王背离了伊斯兰，成为了“大撒旦”美国和“小撒旦”以色列的走狗。
这个解释简单、直接、动人，为所有感到迷茫、愤怒和被剥夺的伊朗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敌人和一个神圣的斗争目标。
实际上，巴列维王朝治下的民众生活水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
但这种提高，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和价值观的冲突。
人们得到的越多，期望也越高，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也越低。
国王以为他用面包和黄油就能收买人心，但他错了。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认知，是由每一个具体人的观念决定的。
经济的波折，如同催化剂，将这些潜在的不满，彻底点燃了。
三）革命的烈焰
1977年，一股意想不到的微风从大洋彼岸吹来。
美国新任总统吉米·卡特，将“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巴列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也或许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他的“开明”，国王决定略微放松高压统治，打开一丝“自由化”的缝隙。
他允许国际红十字会探访监狱，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并对媒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判。
对于一个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社会而言，突然的松动并非压力的释放，而是积蓄已久的洪水冲破堤坝的开始。
各种被压抑多年的声音，立刻从这道缝隙中喷涌而出。
律师、作家和学者们开始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保障基本人权。
在大学校园里，诗歌朗诵会变成了激烈的政治辩论会。
国王以为这只是可控范围内的“噪音”，是他向西方展示姿态的道具。
他没有意识到，他亲手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
真正的导火索，在1978年1月7日被点燃。
德黑兰的官方报纸《世界报》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题为《伊朗与红黑殖民主义》。
文章用极其粗俗和侮辱性的语言，攻击流亡在外的霍梅尼，称他是英国的间谍，生活放荡，甚至质疑他的伊朗人血统。
这篇文章的意图，显然是想通过抹黑霍梅尼的个人形象，来削弱他的宗教权威。
这步棋走得愚蠢至极，其效果适得其反。
对于无数将霍梅尼视为圣徒的信徒而言，这是对他们信仰的直接亵渎。
第二天，在宗教圣城库姆，大批神学院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抗议。
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枪声响起，数名示威者倒在血泊中。
革命的引擎，就此以一种古老而神圣的方式被启动了。
根据什叶派伊斯兰的传统，人们会在死者去世后的第四十天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
2月18日，也就是库姆惨案四十天后，伊朗第二大城市大不里士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悼念游行，以纪念库姆的“烈士”。
游行再次演变为警民冲突，军队开火，造成了更多的死伤。
于是，一个无法停止的死亡循环开始了。
四十天后，为了悼念大不里士的死者，伊斯法罕、设拉子、亚兹德等多个城市同时爆发了示威。
每一次镇压，都制造出新的“烈士”；每一批新的“烈士”，都为四十天后的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提供了燃料。
霍梅尼的追随者们，将这个什叶派的宗教传统，变成了一个完美动员和组织全国性抗议的政治工具。
革命的火焰，就这样以四十天为周期，在伊朗的版图上，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
面对这愈演愈烈的局势，国王的反应显得犹豫、矛盾且无力。
他一会儿更换首相，试图以温和姿态与反对派对话；一会儿又授权军队，进行更严厉的镇压。
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在反对派看来是软弱的表现，只会让他们更加大胆。
此时的巴列维，正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煎熬。
他已身患淋巴癌多年，病情正在恶化，化疗的副作用让他身心俱疲。
这个秘密，他向全世界，甚至向他最亲近的臣民隐瞒了。
他越来越孤立，困在尼亚萨兰宫的深处，只能通过一小撮亲信的汇报来了解外界的局势。
这些汇报，往往经过了粉饰和过滤。
他无法相信，那个他认为已经驯服的、保守的宗教势力，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他更无法理解，那些享受着现代化成果的中产阶级，为何会与他眼中的“中世纪黑暗势力”站在一起。
1978年8月19日，一个事件彻底改变了民意的天平。
在伊朗西南部的石油重镇阿巴丹，雷克斯电影院在放映电影时突然起火，大门被从外面锁上，消防队也姗姗来迟。
超过400名观众，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活活烧死。
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几乎在火焰被扑灭的同时，一个谣言如野火般传遍全国：这是萨瓦克的特工干的，目的是为了嫁祸给宗教反对派！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尽管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极有可能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他们视电影院为西方腐朽文化的象征），但在那个群情激愤的时刻，真相已经不再重要。
人们愿意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
雷克斯电影院大火，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公众的想象中，国王的政权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惜屠杀平民来维持统治的、毫无人性的恶魔。
愤怒的洪水，终于在9月8日冲垮了最后一道堤坝。
当天，德黑兰宣布戒严。
但成千上万的民众无视禁令，涌向市中心的贾勒广场。
这一次，国王决心不再退让。
军队得到了开枪的命令。
在密集的枪声和坦克的履带下，广场变成了屠场。
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的枪声，彻底击碎了任何对话与和解的可能。
它让成千上万原本只是同情抗议的普通市民，变成了不共戴天的革命者。
国王与人民之间，从此只剩下血海深仇。
一位当时在场的年轻士兵后来回忆，当他奉命向人群开枪时，他看到对面的人群里有他的邻居，有他妹妹的同学。
那一刻，他感到的不是忠诚，而是撕心裂肺的迷茫和罪恶感。
军队的士气，从那一刻起，开始瓦解。
四）王座崩塌、教士登顶
“黑色星期五”之后，伊朗社会陷入了全面的瘫痪。
大规模的罢工席卷全国，从石油工人到银行职员，从教师到公务员，整个国家机器都停止了运转。
石油出口中断，切断了王室政权的经济命脉。
城市的夜晚，常常被“真主至大！”的呼喊声划破，这声音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上传出，汇成一股令当权者不寒而栗的声浪。
而在法国巴黎郊外的诺夫勒洛沙托小镇，霍梅尼的住所成了全世界媒体的焦点，也成了伊朗革命事实上的指挥中心。
这位蓄着白色长髯、目光锐利的老人，通过电话和源源不断送来的录音带，遥控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此时的霍梅尼，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位顶尖政客的全部才能。
他冷静、坚定、不妥协。
他拒绝了国王提出的一切妥协方案，包括组建联合政府。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从未改变：彻底推翻君主制，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他的口号极具煽动性，却又在具体细节上刻意保持模糊。
他向农民许诺土地，向工人许诺更好的福利，向知识分子许诺自由，向所有人许诺一个独立、公正、不受外国干涉的“真正的伊朗”。
他巧妙地将所有反国王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
那些曾经领导反抗的左翼学生、自由派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霍梅尼只是一位精神领袖，革命成功后，权力会回到人民手中，建立一个他们所期望的民主共和国。
他们成了霍梅尼最有力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位老教士用来夺取政权的“有用的傻瓜”。
她相信，她是在为自由和民主而战。
当她高喊霍梅尼的名字时，她喊出的其实是自己对一个新世界的渴望。
她无法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她所珍视的自由——不戴头巾的自由，自由辩论的自由，阅读禁书的自由——将会被这个她帮助推上权力宝座的政权，无情地剥夺。
民众的选择，是复杂的。
这不仅仅是对经济困难的反应，更深层次的，是对一种文化和身份失落感的反抗。
巴列维的世俗化改革，是强加的、自上而下的，它粗暴地冲击了伊朗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和生活方式。
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德黑兰街头那些穿着迷你裙的女性、播放着靡靡之音的酒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是对他们信仰和尊严的冒犯。
这种被称作“西方中毒”的现象，让他们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在失去灵魂。
霍梅尼提供的，正是一剂解药。
他承诺的“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回归“本真”的承诺。
在这个理想国里，伊朗将不再模仿西方，而是找回自己独特的、以伊斯兰为核心的身份认同。
经济上的不满，为这股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提供了现实的动力。
极端宗教思想与对经济的错误不满观念，在此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1978年底，国王做出了最后的、绝望的尝试。
他罢免了军政府，任命了长期以来的温和反对派领袖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为新首相。
巴赫蒂亚尔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民族主义者，他接受任命的条件是国王必须离开伊朗。
然而，对于已经彻底倒向霍梅尼的革命浪潮而言，巴赫蒂亚尔的政府既没有合法性，也缺乏权力。
他被革命者斥为“叛徒”和国王的“看门人”。
1979年1月16日，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这位孔雀王朝的末代君主，永远地离开了伊朗。
他的离去，引发了全国性的狂欢。
半个月后的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国航空的包机，在万众瞩目下降落在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
数百万人涌上街头，迎接这位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
那一刻，德黑兰沉浸在一种近乎宗教狂热的喜悦之中。
霍梅尼回国后，巴赫蒂亚尔的政府瞬间瓦解。
最后的抵抗来自国王最精锐的“不朽卫队”，但当国家广播电视大楼被占领，当总参谋部宣布军队在“革命”中保持中立时，一切都结束了。
1979年2月11日，巴列维王朝，这个统治了伊朗半个多世纪的王朝，正式覆灭。
五）苦涩的果实
革命的狂欢是短暂的。
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清算和权力的无情巩固。
革命法庭在霍梅尼的授意下迅速成立，对前朝的将军、部长、萨瓦克官员乃至任何被视为“效忠国王”的人，进行草率的审判和处决。
曾经与教士们并肩作战的左翼和自由派盟友，很快发现自己成了新的镇压对象。
他们被清洗、逮捕、流放，他们的报纸被查封，他们的组织被取缔。
霍梅尼向人民承诺的“伊斯兰共和国”，最终以“法基赫的监护”——即最高宗教领袖拥有绝对权力的神权政体——的形式得以确立。
妇女被强制要求佩戴头巾，大学被关闭进行“伊斯兰化”改造，音乐和舞蹈被禁止，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严格的宗教教条所笼罩。
伊朗社会，从一个开放但专制的社会，倒退回一个封闭而保守的社会。
经济上，革命并未带来承诺中的繁荣。
相反，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耗尽了国力，西方的严厉制裁使得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人才和资本大量外流。
国家经济被掌握在各种不透明的宗教基金会手中，腐败问题比巴列维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个曾经被许诺给大众的“经济正义”，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影。
伊朗，这个曾经有望成为中东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国际孤立。
回望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我们不禁扼腕叹息。
巴列维国王，虽然犯了很多经济学的错误，比如分土地、控制价格等，但他还算是是一位有远见、有抱负的现代化推动者。
他真心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他的治下，伊朗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其实是突飞猛进的，当时的伊朗是中东最为繁荣、现代的国家。
然而，他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犯下的错误，尤其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拙劣手段，亲手将社会中坚力量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而伊朗民众，在享受着生活水平飞速提高的客观事实的同时，却被相对剥夺感和对社会剧变的不安所困扰。
他们无法正确理解经济波动背后的复杂原因，轻易地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统治者的腐败和道德沦丧。
这种错误的认知，让他们极易被极端主义的宣传所俘获。
最终，霍梅尼和他的教士集团，作为精明的政治反对派，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历史的窗口。
他们利用国王的失误，煽动民众的不满，将一场本可能导向政治改良的社会运动，引向了一场颠覆性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他们成功了，但他们带给伊朗的，却是一个更加保守的社会和数十年的经济停滞。
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君被推翻”的童话。
而是他们以为推翻了一个"暴君“，却没有想过，这个”暴君“居然是这几百年历史上，伊朗发展最快、最繁荣、大多数方面最开明的时代的创造者。
更没有想到，他们迎来了一位更为”残暴“的霍梅尼。
亲手毁掉了伊朗这四十年民众的生活。
经济的暂时波折，与民众对现代化的误解、对世俗化的恐惧以及政治野心家的煽动相结合时，足以将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引向一条截然不同的、充满荆棘的错误道路。
尼亚萨兰宫早已人去楼空，孔雀王座上落满了尘埃。
但它留下的悲剧故事，仍在历史的长风中回响，提醒着后人，通往繁荣的道路上，不仅有光荣的梦想，更有致命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