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资本活力

原创基特·马尔特豪斯人文经济学堂

这是马尔特豪斯议员关于如何修复英国经济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

为了拯救英国的活力，我们必须释放资本

作者：基特·马尔特豪斯（Kit Malthouse，英国国会议员）
来源：CapX，2025年2月24日

上个月，雷切尔·里夫斯为英国提出了另一个经济愿景。在一家德国医疗保健公司的牛津分公司发表的演讲中，她满口陈词滥调：宏伟计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主导的投资，仿佛繁荣可以在白厅起草，并由委员会通过意愿实现。

但残酷的事实是：增长无法通过立法实现。它不是来自政府蓝图、五年战略或官僚指令。增长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靠努力、冒险和建设实现的。最重要的是，它是资本的产物。经过数十年的政策失败，英国正极度缺乏合适的资本。

英国曾经是一个资本家国家，其动力来自投资、创新和对企业的坚定信念。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银行每年向小企业提供超过2000亿英镑的贷款，风险投资家支持我们最聪明的人才，养老基金则扎根于英国工业。战后，我们的GDP平均每年增长2.5%。

但随后，风暴来袭，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数百万人的生计被摧毁。

资本外逃，监管收紧，英国人的风险偏好消失。银行贷款崩溃，曾经的创新引擎风险资本更名为私募股权，抛弃风险，变成了金融工程机器。资金没有支持下一代企业，而是涌入更安全、更成熟的公司，让它们背负巨额债务以获取短期收益。这个原本应该为大胆的新企业提供动力的行业变成了从已有企业中榨取回报的工具，让真正的创业精神得不到支持。

与此同时，英国公众对资本市场的参与度也大打折扣。

20世纪90年代，家庭对股票的投资更为普遍，这得益于个人股票计划 (PEP) 等举措，这些举措有助于培养个人持股文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散户投资者逐渐撤退。如今，英国人只将8%的财富投资于股票和共同基金，而美国为33%，G7国家平均为14%。英国储户现在绝大部分将资金投入房地产或低收益的储蓄账户，而不是投资企业。

那么养老金呢？它们曾是英国投资的基石，但在金融危机前却被洗劫一空。1997年，戈登·布朗忍不住动用了英国的退休储蓄，取消了股息的税收抵免，并从未来投资中抽走了1000亿英镑。当时，养老基金将50%的资产投资于英国股票。如今呢？不到4%。曾经建设英国的资本现在却在其他地方建设。

其结果是，股票市场缺乏国内资本，初创企业和扩大规模的企业举步维艰，养老基金脱离了英国企业，而经济中资本形成越来越被看做是事后考虑的事情。

自2010年以来，GDP增长如何？仅1.5%，生产率停滞不前。我们曾作为经济强国而声名鹊起。而现在，我们几乎无声无息。

但真正的杀手是量化宽松 (QE)。

这项最初作为危机措施的政策，后来却变成了经济镇静剂，削弱了资本主义的自然活力。量化宽松非但没有刺激投资，反而抬高了资产价格，奖励了那些已经拥有财富的人，而对经济活力或大众资本主义却无济于事。

数万亿美元的资金不是用于有远见的企业或创新，而是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臃肿的公司资产负债表。风险承担枯竭，生产力停滞不前。巨大的经济活力发电机被一台嗡嗡作响但毫无新意的机器所取代。

除了资本外流，冒险行为本身也受到了系统性的惩罚。投资流向有回报的地方，但历届政府——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在蚕食这些回报。

这种侵蚀始于乔治·奥斯本 (George Osborne) 的任期，尽管他有所谓的自由市场本能，但他却在悄无声息地对资本发起了一场破坏性攻击。在他担任财政大臣期间，股息税上调，剥夺了投资者支持英国企业的一个关键动机。资本利得税曾经旨在奖励长期风险，但现在却被简化为一种惩罚性结构，将创业企业家视为炒房投机者。

更糟糕的是，企业家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2020年，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将企业资产处置减免 (以前的企业家减免) 的终生津贴从1000万英镑削减至100万英镑——削弱了企业主建立和扩大公司规模的一个关键动机。

如今，政策不但没有奖励成功，反而惩罚成功，迫使企业家在不断变化的法规和税收制度中摸索，只为保住他们创造的一小部分财富。财富创造不再被视为鼓励的事情，而是需要征税的事情。

企业投资计划 (EIS) 和种子企业投资计划 (SEIS) 原本是初创企业的生命线，但实际上，它们复杂且成本高昂，投资额十年来一直停滞在每年20亿英镑左右。与价值2.5万亿英镑的经济相比，这是一个可悲的数字。原本应该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回报的繁荣生态系统，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日益萎缩的谨慎和停滞的池子。

与此同时，英国股市正陷入衰退。

自2007年以来，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量已下降超过 40%，投资者信心已逐渐消退。人们对上市规则感到忧心忡忡，但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不在于公司上市的过程，而在于完全缺乏支持公司的国内资本。英国是发达国家中散户投资者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英国散户投资者仅持有 11% 的股票。

养老基金曾经是长期资本的天然归宿，但现在它们已放弃股票，转而投资政府债券。英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拒绝伦敦，转而寻求在纽约上市，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那里它们可以进入更深的资本市场并获得更好的估值。

乍一看，与我们的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早期资本市场似乎相对健康。事实上，我们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2024年上半年获得了90亿美元的风投，大约是法国和德国风险投资的两倍。但对于我们这样规模的经济体来说，这些数字微不足道。

更令人担忧的是，缺乏扩大规模的资本意味着我们许多最有前途的公司完全退出英国，前往美国寻求发展所需的资金。得益于这个国家永不停歇的思想，英国已成为创新的温床，但真正的经济回报却在其他地方收获。

悲剧的是，我们保守党曾经是自由市场和企业的捍卫者，如今却迷失了方向。

我们陷入了幻想，认为政府可以创造繁荣，部长和公务员可以比私营部门更好地引导经济。我们甚至采取了一项产业战略，这句话应该让任何真正的保守党人不寒而栗。

我们没有专注于释放私人资本来支持创新，而是专注于挑选赢家，将纳税人的钱投入精心挑选的行业，同时用官僚主义拖累英国企业，然后提高税收来支付所有费用。这不是一个增长计划，这只是企业福利。政府是糟糕的投资者，但我们说服自己，官员们可以比市场更聪明。

现在，工党承诺“投资主导型复苏”。国家财富基金、政府支持的绿色项目、又一家英国投资银行。这都是老套的中央计划公式，只是披上了雄心壮志的外衣。

雷切尔·里夫斯可能会谈论繁荣，但她正在建立以高税收和更严格监管为基础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增长不是这样的。资本推动增长。没有动态资本，经济就会停滞不前。企业家不需要财政大臣来规划他们的未来，他们需要的是承担风险和收获回报的自由。

别误会，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智能的监管当然很棒，但美国证明了动态资本可以克服最艰巨的障碍。美国的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正在崩塌；其监管迷宫有时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得益于其深厚而灵活的资本市场，它仍然是企业创建、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仅2023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就达到了近2500亿美元，确保了新公司和改变世界的创意源源不断。如果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即使是最沉重的官僚负担也能克服。

欧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数十年来，严格的劳动法、高税收和过度监管使曾经辉煌的经济强国变成了停滞不前的地方。虽然美国和亚洲已经诞生了市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苹果、亚马逊、特斯拉、阿里巴巴、台积电——但欧洲在过去四十年里却未能诞生一家如此规模的公司。

事实上，自1990年以来，欧洲现在只占全球股票市值的一小部分，而美国则以超过60%的市值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资本敌视型经济模式的代价。

然后还有英国的生产力问题，这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谜——它是资本投资的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提高不是因为政客们的夸夸其谈，而是因为企业投资于更好的机器、更智能的技术和更高效的流程。

但即使有资本可用，人们也只有在看到回报时才会投资。当税收和监管政策侵蚀回报时，当政府发出信号表示成功将受到惩罚而不是鼓励时，投资就会枯竭。

曾有人试图鼓励投资以提高生产力，但这些措施被误导了。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是投资成本的税收减免，而不是风险承担的回报，这意味着反应平淡。诸如“超额扣除”之类的临时补贴使投资成本略有降低，但对投资者的基本考量却没有多大作用：他们是否真的能看到有价值的回报。

但问题是：我们知道什么方法有效。看看英国的生命科学行业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罕见的例子，风险得到回报，而不是简单地抵消成本。专利盒为专利发明的利润提供了大幅降低的税率，直接激励了风险。

结果如何？

英国生命科学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仅生物技术行业在2024年就筹集了35亿英镑，比上一年增长了94%。这种有针对性的支持巩固了英国在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吸引了投资，创造了高技能工作岗位，并推动了高价值出口。

当然，按照典型的英国风格，我们让这个计划过于复杂，小型初创公司无法使用，但答案显而易见。

2024年，英国风险投资市场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获得外部融资的公司数量从2023年的6,885 家骤降至5,256家，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低。根据 Beauhurst 的研究，总投资缩减165亿英镑，与2021年286亿英镑的峰值相比大幅下降。

这种急剧的收缩使初出茅庐的企业缺乏所需的增长资本，迫使许多企业向海外寻求资金，或完全放弃扩大规模。英国活力的长期缓慢衰退仍在继续。如果政府继续扼杀风险资本，我们将在下一代全球企业尚未起步之前就失去它们。

更糟糕的是，我们心里明白，我们仍然靠维多利亚时代企业家创造的财富生活。

我们经济的支柱——汇丰银行（成立于1865年）、劳斯莱斯（成立于1906年）、联合利华（成立于1894年，原名利华兄弟）和葛兰素史克（成立于1880年，原名 Burroughs Wellcome & Co.）等公司——都诞生于英国奖励雄心、风险和勤奋的时代。

这些企业，以及许多其他企业，都是在资本充裕、市场开放、企业家受到赞扬而不是受到束缚的时代成立的。但自那以后，我们建立了什么？现代全球巨头在哪里？我们没有培育下一代工业巨头，而是依靠前辈的势头，误以为保存就是成功

经济不需要调整——它需要资本主义的电击疗法。它需要一个足够勇敢的政府退后一步，让资本做它最擅长的事情：建设、创新、增长并收获回报。

这不是小规模的改革，而是根本性的重置。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复兴，就必须释放资本。银行必须再次放贷。养老基金必须重新与英国企业联系起来。

EIS 和 SEIS 等计划必须彻底改变，不再像对待扒手一样对待投资者，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好像他们在密谋耍花招一样，而是采用一种更慷慨、更简化、更强大的系统，让他们可以大胆投资、促进增长、推动创新，而不必担心不必要的怀疑或繁文缛节。

但最重要的是，冒险必须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除非风险资本收益和回报的税率大幅、永久下降，否则我们将看不到明显、持续的增长。这是我们经济萎靡不振背后的基本和不可避免的事实。

你可以建造任何你喜欢的桥梁和隧道，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企业补贴，将成千上万的孩子送入 STEM 和学徒培训，甚至削减监管，但除非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投资和风险的可观回报，否则这一切都只是在推绳子而已。

对于国家来说，这是刻不容缓的。对于保守党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这不仅仅是政策问题，更是一场为英国资本主义和我们党的根本信念而战的战斗。我们是否仍然相信企业、风险和回报，相信英国是一个鼓励而不是压制雄心壮志的地方？还是我们接受受管制的经济和机会的缓慢扼杀？

如果我们要再次领导英国，保守党必须明确而坚定地表达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念，触及英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本能——即从根本上理解，独创性、进取心、敢于冒险和雄心始终决定着我们的民族性格，并且，如果有机会，这些品质可以再次成就我们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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