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对哈耶克多有尖锐的批评。例如对所谓的自发秩序、非意图结果律等，他认为哈耶克“致力于诋毁人类理性”，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当然是每个人有目的的行动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什么自发和非意图。对大辩论中的“分散知识论”，他认为这完全没有抓住本质，问题并不在于计划机构无法掌控无数分散知识，而在于即便是它收集了无数信息，也无法计算，无法组织有效的生产，因为它没有私有财产、和由此形成的价格。对于哈耶克的那些政治哲学作品，罗斯巴德更是毫不留情，他专门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写了一篇书评，把这本书中论述的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开列了一个清单，照这个清单，这完全就是一部反自由的宪章，就是一部社民主义的宣言，并给了那些伪自由主义者一个口实——“连哈耶克都这么说了”，所以他说：“《自由宪章》是一本邪恶的书”。但是，对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哈耶克，罗斯巴德是充分肯定的。他多次推荐哈耶克发展和论述的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例如《物价与生产》《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纯粹资本理论》等；对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学界、犀利地反驳凯恩斯的《货币论》，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另外，他极力推荐哈耶克的一些文章，例如他希望每个人都读一读哈耶克的著名文章《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确是一篇雄文，它表现了哈耶克对知识分子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深邃洞察力，并且对自由主义的行动战略给出了清晰激进的思想路线。好多人都对我们动不动把“知识分子”群体拉出来“鞭打”不理解。当他们想起知识分子，一个人格独立、正义凛然、忧国忧民、为天地立心的伟岸形象就会出现在脑海里。他们陷入了知识分子为自己编织的幻觉中。知识分子并不是这种形象。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群体自我标榜出来的。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都是国家这个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王的知识卫队”。国王们深切地知道，他不可能给每个人配备一个警察来实施治理，终究要靠观念的服从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那么提供这些观念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国王需要他们著书立说，为合法性和正当性找到依据，知识分子则“货与帝王家”，永远怀揣着国师梦，想要成为食税阶级的成员，主动接受招安，由此共同分享纳税人的贡品，过上衣食无忧、稳定优渥的生活。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分子，是绝对过剩的。因为正是利维坦的需求，创造出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制造了如此多的智力垃圾。若是没有税金支持，自由市场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知识分子。试问，哪个商人会需要无数知识分子在那里收集他们的经营数据搞统计，来设法监管他们呢？哪个消费者会为知识分子那些莫名其妙的“堪察加半岛土著人的婚姻研究”，以及“论某某某如何治好精神病”这样的论文而自愿付费呢？知识分子即便是批评权力，那也不过是，为什么不按照我们说的去建构社会，为什么不让我们来掌控？他们骨子里，永远是一个集体主义者。然而理论由他们发明，历史由他们书写，褒贬由他们评判，他们选择性地向人们讲述历史，也选择性地向人们讲述自己这个群体的历史，隐藏了知识分子群体从古到今的依附和仆从地位，隐瞒了知识分子群体那不堪的过往。当然，也误导了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继而影响了人们如何面对未来。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人们在唯物主义的思想环境中长大，以为是刀剑枪炮和强人在决定历史进程，却看不到背后的观念，才是一切的根源。而观念的发明者，正是知识分子。广大群众，也就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健全或者不健全的思想。他们只在人类的知识领袖发展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做选择。但他们的选择是最终的选择，并将决定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选择坏的学说，那么什么也阻挡不了灾难的发生。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99%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被俘获，都是集体主义者，然后这些思想在社会上占据主流，那么群众不论怎么选，就都是错的。当今世界的一切思想观念，都可以在某位知识分子那里找到源头；当今世界一切灾难，也是某位知识分子描绘的理想蓝图的结果。那些历史上最权势煊赫的人，也不过是某位已故思想家的知识俘虏。哈耶克在他的这篇名作中，就展现了其对历史进程分析的卓越洞察力。他在开篇即指出：知识分子通过形成公众舆论而发挥着这种影响力。与人们看到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的表象不同，他追溯这种运动的根源：无论在什么地方，socialism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它根本就不是那个阶级的利益所必然要求的，对一种明显罪恶的明确的救治方案。它是某些理论家从某些抽象的思想倾向中构想出来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只有知识分子熟悉这些思想倾向。在能够说服工人阶级把它当作自己的纲领之前，需要知识分子付出长期的努力。没错，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会觉得他们跟工厂主之间是敌对的阶级关系吗？不会的。他们是求着资本家收留他们的，否则就是饿死。他们会认为资本家剥削了他们吗？也不会。他们领取了自己应得的工资，不断地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会想着去瓜分资本家的财产吗？不会的。工人们忙着生计，他们还有千百年来基本的产权与道德观念，知道“你的、我的”的区别。哈耶克还专门主编了一本书《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里面收录了一篇文章：《1790-1930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它的作者就是写出经典著作《工业革命》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T·S·阿什顿，他用雄辩的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历史绝对不是知识分子描述的暗无天日和剥削压榨，而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那是谁，把工人和资本家变成了敌对关系，并且把这一切描绘得无比黑暗呢？他们发明了一套理论，说正是由于资本家们占有了生产资料，所以才导致了工人们现在的悲惨处境，你们的贫穷都是他们的错，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化，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你们就会迎来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一下子就俘获了那些工人的心：原来我的一切悲苦，都是他们造成的，那么把他们打倒，幸福生活自然降临。所以发明这些观念的知识分子，马上具有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可以一呼百应。正如哈耶克所说，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而是知识分子构想出来的。那些发明这种理论的人，自己根本就不是工人阶级。老马并不是无产阶级，他是一个富有的律师之子，并且与普鲁士地主的女儿结婚；老恩更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工厂主的儿子，并且继承了父辈的工厂，然后经常给老马打钱，让老马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对这个世界的舆论观念形成最大影响力的，并不是那些专家学者，而是哈耶克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倒卖观念的人。这些人并不具备专业的知识，也不是特别理智，他的上岗资格不过是，就任何他不懂的问题又说又写。他们对自己所传播的东西一知半解，且不对实际事务承担任何责任。这些知识“二道贩子”根本就不会得到同行的承认，其观点也根本不是专家们的主流观点，他们被真正的专家视为幻想家、半瓶子醋甚至骗子。但是可悲的是，他们是追逐舆论吃饭的人，有着超高的传播欲和野心，以及超过的曝光率，由此这些人却成了那个学科中最知名的代表。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决定了什么样的观念应当传播给人们。人们听到的思想观念，都是经过他们选择和过滤的。我们能从专家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那里了解到什么，主要取决于这些二道贩子的决定。于是，大众采纳了经过他们过滤的、打了折扣的观念，并且决定了政策和历史的走向。看看当今世界台面上的知识分子和舆论走向，不得不佩服哈耶克的超强判断力。那些天天在媒体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有一点真才实学吗？他们的同行承认其学术水平吗？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常识，就赢得了各种“良心知识分子”的美名，取得了最高的知名度。知识分子说，经济下行了，就要发钞票、举债、上马大投资。按照他们的逻辑，为什么不把所有人的钱都借给利维坦，由其统一花，或者把钞票发到跟津巴布韦一样，经济就繁荣了？工人工资低，那就规定最低工资，就要求工会集体谈判。按照这个逻辑，立法规定工人工资100万岂不是更好，把工厂交给工人是不是就能经营得更好，就业率更高？消费上不去，因此要刺激消费，让大家都把钱花光最好。有谁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自己把钱花光了吗？消费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可是，为什么会有生产过剩呢？顺差好，逆差不好，所以要鼓励出口，减少进口。那为什么不把进口回来的货物在海上直接炸沉呢，这样出口多少，都是净值，因为进口为零了，岂不是更好？梁建章说，大家不愿生孩子了，那就发补贴；大量专家说：穷人没钱花，那就再分配。为什么要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让一个人多生育呢，这样做的经济和道德理由是什么？光想着分蛋糕，谁来生产蛋糕呢？如此等等，台面上曝光度最高的、最吸引人的、最能赢得声誉和影响力的，不都是这些知识二道贩子和半吊子货吗？关键是，群众喜欢听，觉得他们是自己的代言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舆论就形成了。至于后果是什么，他们没说，也没有能力说出个所以然。最可悲和危险的是，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良好的愿望和理智的引导，就越有可能成为计划主义者。1、他们总是坚持一种物质平等的理想。这根本不是个人的道德信念，而就是知识分子群体用抽象的语言构想出来的，它在具体事务中的含义或者适用性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它却作为一项原则被应用，走向一种税也没有搞明白、却主导社会安排的强大压力。若是有任何不平等，就是一种错，而如果一项措施是为了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那就再也不用考虑后果、代价和其他任何方面。这种平等主义的理想具有了崇高的威望，主导了知识分子的头脑，直接左右了社会变革的方向。2、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智慧，进行计划，可以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他们把由个体不同的主观价值决定的人类社会，看做是一台机器，认为通过工程技术的办法处理一切人类行为，将会像操纵机器一样取得一样的成功。人类社会在这些致命自负的知识分子眼里，是无生命的石头和计算公式，是他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3、嫉妒与野心。对于那些接受现存秩序的格外有能力的人来说，还有许多获取影响力的场合向他们开放，而对于那些心怀不满的人，知识分子生涯则成了一条通往影响力与权力的坦途。对于头脑较为激进的人，追求知识与其说是一种目的，不如说是他们获得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这种工作以左右公众舆论的影响力。这些人喜欢彻底重建社会，达到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他们沉浸在这种幻梦和冥想中。与那些主张渐进改良和建设性工作的人相比，激进的变革更加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革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息。计划主义之所以对年轻人有吸引力，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幻想的特点。哈耶克在文章中，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计划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对比：敢于沉溺于乌托邦思想的勇气，是计划主义者的力量源泉之一，而这正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缺乏的东西。为什么那些乌托邦理想会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呢？正是因为他们对技术细节或者实际困难不感兴趣，能够打动他们的是广阔的眼光，是貌似有理地把社会秩序理解成一个为计划体制提供了前景的整体。而自由主义者呢，他们以为自由主义的方案似乎得到了满足，由此他们转向一些细节问题，而忽视了继续发展自由主义的一般哲学，这让自由主义不再是一个为普遍思想提供场所的生动主题，由此对知识分子变得不再有吸引力。想想看，任何形式的“正统”，接近“完美”，绝对真理的观点，都必定会激起知识分子的反对。批判公认的观点，揭示新的前景和检验新的观念的能力，提供了一种氛围，知识分子没有这种氛围就没法呼吸。所以知识分子对绝对主义、唯一真理、客观伦理这些东西，必然是反感的，你这样讲，他们还有用武之地吗？将他们置于何处？所以他们是天然地倾向于相对主义和诠释主义的，更加自然地远离了自由主义的阵营。当你说某件事情是绝对真理时，知识分子天然地不适。都已经绝对真理了，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呢？只有某件事情能提供无限想象的空间，知识分子才能七嘴八舌。而计划主义就是这种。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面对计划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往往会放弃原则，加入捍卫现状的行列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现状尽管不如人意，但是相比于法国大革命那种无厘头的激进变革还是要好一点——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分子、甚至为现状辩护的胆小鬼。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更不会对自由主义有任何好感了，因为知识分子总是对现状不满，总是试图通过著书立说来改变现状的，总是要树立这样的人设的。相比于自由主义的“保守气质”，计划主义则在激发知识分子的想象力上取得了成功。决定着社会实际发展的并不是相互冲突的理想之间的对抗，而是现状与一个可能的未来理想之间的对比，而只有计划主义者向公众呈现了这一理想。例如：到了那个最终阶段，将没有恼人的私有财产，因此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所有劳动都不是经济的，而是艺术的。那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它将消除令人厌恶的异化——即分工问题，变成审美的人。每个人都提升到亚里士多德和歌德的水平，一个人可以早晨狩猎，下午捕鱼，晚上饲养牲畜，晚饭以后从事批评评论，就像我这样，拥有智慧，却没有专门成为猎人、渔夫、牧羊者或者批评家。他们唯一没有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怎么生产和如何生产，才能达到让所有人按需分配的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代价是什么？没有分工，人和蚁群到底有没有区别，这还是不是人类社会？但是知识分子是不管这些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计划，至于你们关心的那些，都是细节问题，未来社会都会得到解决，至于代价是什么，那也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他们只会说，你要打破现状，先把现在的一切砸烂，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在前方等着你。这是必然的规律。至于未来社会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图景，更是模糊不清的。可是正因为模糊不清，才有了巨大的吸引力，也给了他们任意解释的可能，激发了他们的无限想象力。而大众，更是不管这些的，他们只听到有人向他们承诺如此美好的生活，就心动了，憧憬了，支持了，一哄而上了。他们正是由于理解了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因此最关心应当保留什么。他们总是关注理论的实现可能、总是在实际层面思考问题，甚至因为自己的理论可能与现实太远而责怪自己“脱离实际”。自由社会可能携带着自我毁灭的力量，一旦获得了自由，它会将其视为当然，不再看重这种自由；观念的自由发展，虽是自由社会的本质，却会导致其基础的瓦解。如果我们不希望失去自由，不希望自由主义失去感召力，不希望知识阶层和年轻人对自由主义失去信心，那就必须重拾理论的激进和纯粹主义，绝不能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更不能因为自己的设想与现实相距太远而畏首畏尾。自由主义者必须向社会主义者学习和取经，构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这才是今后的战略方向。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种发展，我们必须有能力提供一种能够激发想象力的自由主义新方案。我们必须再次把建立自由社会当做一次知识探险，一次勇敢的行动。我们所缺少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一种既不像是仅仅维护现状，也不像是冲淡了色彩的社主义，而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激进理想的东西。它不会顾及权势（包括）工会的感情，它没有严格的实用性，不把自己限制在今天就具有政治上可行性的范围之内。我们需要打算拒不讨好权势、决心为一种理想而工作——不管它很快实现的前景有多小——的知识领袖。他们必须是决意服膺原则、无论路途多么遥远都愿意为使其完全实现而奋斗的人，他们必须把现实中的妥协留给政客。贸易自由和机会自由是仍可以激起许多人想象力的理想，但是，仅有“合理的贸易自由”，或仅仅是“放松管制”，既不会得到知识人的尊重，也不太可能激发起任何热情。要像计划主义者学习，要有敢做空想家的勇气！那些一心关注现有舆论条件下可行之事的人不久就会发现，由于他们丝毫不加引导的舆论的变化，甚至这种可行之事也在迅速地变成政治上行不通的事。除非我们能够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原理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智识问题，使贯彻这种原理成为对我们最具活力的头脑的机智与想象力的一种挑战，自由的前景就黯淡无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对观念的力量重新树立信念，使它成为最出色的自由主义的标志，我们就不会输掉这场战斗。此时不做，更待何时？哈耶克自己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在不断的妥协中沦落成一个保守主义者、社民主义者。但是他的警告和战略，则完全正确，必须坚持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纯粹激进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才能赢得现实的胜利。一个纯粹彻底的理论，才在现实中更具可行性；反过来，一个不纯粹不彻底的理论，在现实中更没有可行性。也只有坚决而彻底的理论，才能在现实中迎来转变。而任何理论上的妥协，都是对现状的承认，都是一种背叛。理论妥协，是魔鬼。这些纯粹、激进而彻底的工作，罗斯巴德和霍普做到了。零税收、零管制、零干预、无央行、无法定货币、市场化安保与司法、无国界、完全自由贸易，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他们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智识话题，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激发了无穷的讨论。只要这些讨论不断扩大，自由就将占据知识分子的头脑，培养出许多硬核骨干，并且决定公众舆论，让我们的世界走向持久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