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关于国企的各种错误观点

国企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扭曲的市场参与者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观念是，将国企与计划经济划上等号。

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企部门，这代表了计划经济的“遗骸”或“成分”，因此中国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某种结合体。

这种看法同样是对经济学基本概念的误读。

要辨析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清晰地定义什么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的核心特征，并非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是价格机制的废除与经济计算的丧失。

在一个真正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不存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能够传递稀缺性信息的自由市场价格。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一切都由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行政命令来决定。由于没有资本品（如机器、厂房、原材料）的市场价格，计划者无法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

他们不知道，用一吨钢材去造一辆拖拉机，还是去修一座桥，哪一个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哪一个在经济上更“划算”。

这种“计算之不能”，是计划经济必然导向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和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米塞斯在20世纪初就提出的深刻洞见。

现在，我们再来审视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国企。它们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运作的？

它们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大多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

它们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绝大部分也需要在市场上销售，面临着来自其他国企、民企乃至外企的竞争，其售价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即使在垄断行业，其定价也受制于用户购买力、替代品威胁和政府管制等因素）。

更重要的是，现代国企被要求以利润作为其核心考核指标之一。

“利润”这个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报酬，是衡量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的信号。

一个企业能够盈利，意味着它投入的资源价值，低于它产出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这说明它为社会创造了净价值。

反之，亏损则意味着它在毁灭价值。

因此，一个以利润为目标、在价格体系中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的企业，无论其所有权归属如何，其行为模式就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范畴。

它必须进行经济计算，否则连一张基本的财务报表都无法制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国企并非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员。

它们的问题，不在于它们是“计划的”，而在于它们是“国有的”。

正是这种所有权性质，导致了它们在参与市场竞争时行为的扭曲。

正如前文所述，“公地悲剧”使得国企的经营目标变得异常复杂和混乱。

它不仅要追求利润，还要承担稳定就业、执行产业政策、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非经济目标。

这使得它的经济计算常常被政治考量所干扰和压倒。

所有者（全民）的缺位，导致其内部激励机制失灵，无法像私营企业那样敏锐地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也无法有效地控制成本、鼓励创新。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在某些特定领域和特定时期，国企确实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例如，改革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现国铁集团）。

那时的铁路，其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家战略和普遍服务，票价被长期压制在极低的水平，完全不反映成本，运营严重依赖国家财政补贴，负债累累。

这种不以盈利为目的、不按市场规律定价的运营模式，确实更接近计划经济的逻辑。

然而，近年来随着高铁的建设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铁路系统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线路的盈利能力，实行差异化定价，这本身就是向市场经济性质的靠拢。

一旦开始严肃地考虑利润和亏损，那就不能再简单地称之为“计划经济”了。

甚至中国的国营医院，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医疗企业之一，因为无数国家对医疗的管制严重，让中国的国企医院哪怕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也保有了追求利润的动力，从而爆发出远超西方各国的医疗生产力。

这让中国的消费者的医疗可得性，不低于发达国家。

因此，将国企等同于计划经济，是一种标签化的、不精确的分析。

这会让我们误判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也会让我们找错国企改革的药方。国企的问题，不是要让它从“计划”走向“市场”——因为它早已身在市场之中——而是要解决其因所有权虚置所引发的根本性顽疾：所有者缺位下的激励扭曲与效率丧失。

国企垄断的真相是低效而非暴利

“国企垄断暴利论”是社会上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人们普遍认为，在石油、电信、电力、银行、烟草等关键领域，国企凭借国家授予的一纸垄断牌照，便可以高枕无忧，坐享其成，轻松赚取远超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这种看法符合普通人的直觉：既然没有竞争，当然可以随意定价，利润岂不滚滚而来？

这种直觉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获得垄断地位和实现垄断利润是两回事。一块垄断牌照，仅仅是赋予了企业在该领域排他性经营的“资格”，但这块牌照本身并不会自动变出钱来。

要将垄断地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润，企业仍然需要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成本控制和资本运作。

而这恰恰是国企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的反证法来审视这个问题。

如果垄断牌照真的等于印钞机，那么坐拥中国几乎所有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垄断地位的国企，其整体盈利能力应该极其惊人。

但现实数据却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高达数百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然而，这些庞大的资产每年实际上缴给国家财政的利润，却往往只有区区数千亿（近年数据略有波动，但数量级基本如此）。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个回报率有多么低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假设你拥有价值一亿元的资产（例如房产、股票、存款等），但这些资产每年只能为你带来十万元的回报。

这意味着你的年化资产回报率仅为千分之一（0.1%）。

这个回报率，不仅远远低于任何一个正常的商业投资，甚至连把钱存入银行吃活期利息都不如。

如果你能将这一亿元资产变现，哪怕只是存入银行购买最保守的定期存款或理财产品，按照3%的年利率计算，每年的利息收入也能达到三百万元。这个数字，是你原先回报的三十倍！

这个简单的计算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从整体上看，国企所掌控的巨额社会资本，其运作效率是极其低下的。 这数百万亿的资产，如果能够从国企手中解放出来，交由市场上更有效率的经营者（例如私营企业）来管理，或者干脆清算后返还给社会，它们所能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将是现有水平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国企的垄断，非但没有带来普遍的“暴利”，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层面巨大的资本浪费和机会成本损失。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中国铁路总公司，独家经营着全国的铁路网络，这无疑是交通运输领域最强大的垄断者之一。

但它赚钱了吗？多年来，国铁集团一直背负着数万亿的巨额债务，许多线路常年亏损，需要依靠货运和高利润线路的收入以及政府补贴来维持运转。

再比如，许多地方性的城市公交、供水、燃气等国企，同样是区域内的垄断者，但盈利状况普遍不佳，很多都需要财政“输血”才能生存。

作为对比，我们不妨看看私营部门的佼佼者。

以腾讯为例，其资产规模在1.5万亿人民币左右，但一年的净利润就能达到两千多亿人民币的级别。

腾讯的资产回报率，是整个国企体系的几十倍。

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效率和创新活力。腾讯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满足消费者，才能生存和发展；而国企则在垄断的“温室”中，因其“公地悲真剧”的内在逻辑，滋生了大量的臃肿、浪费和寻租行为，最终将垄断带来的潜在利润空间消耗殆尽。

至于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能源巨头，它们的高油价确实让消费者感到“肉痛”，但这是否等于它们攫取了暴利呢？

实际上，国内成品油价格中包含了极高比例的税费，如消费税、增值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这些税费占据了最终零售价的近一半。

两大石油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代征代缴”角色。

剔除税收因素后，其自身的净利润率在全球同类大型石油公司中并不算高，有时甚至偏低。

它们的问题同样在于运营效率、管理成本和非经济性负担过重。

因此，结论是清晰的：国企的垄断，其主要后果不是创造了令人艳羡的超额利润，而是通过低效率的运营，造成了社会资本的巨大固化与毁灭。

迷信“垄断暴利论”，会让我们忽略国企对整个经济体更深层次的拖累，即资本配置效率的严重扭曲。

国企“福利”的代价

很多人承认国企效率不高，但他们认为，国企的存在价值恰恰在于其承担了私营企业不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扮演了“国家福利”提供者的角色。

这种观点极具说服力，因为它诉诸于我们“看得见”的经验。

我们确实看到了，在许多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偏远乡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信号塔顽强地矗立着，让那里的居民也能连接上互联网；

我们确实看到了，造价高昂、客流稀少的高速铁路，穿越了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将它们接入了国家路网主动脉；

我们还看到了国家电网的电线，翻山越岭，将光明送到了最后一个无电村。这些工程宏伟、感人，它们的存在似乎雄辩地证明了国企的不可或替代性。

“你看，如果是私企，纯粹为了赚钱，他们会做这些亏本买卖吗？”

这是最常见的辩护词。

这种基于“看得见”的成就的论证方式，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破窗谬论”的变种。它只计算了行动带来的直接、可见的收益，却完全忽略了其背后间接的、不可见的成本。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坏的经济学家，仅仅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却能同时权衡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通过推测才能看得见的后果。”

那么，当我们用“好的经济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国企的“福利”工程时，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看不见的是被牺牲的机会成本。 

建设这些“福利工程”的钱从哪里来？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通过税收、国有资产划拨、国家政策性贷款等方式，从社会中抽取的稀缺资本。

这数万亿被用于修建偏远地区铁路、基站和电网的资本，如果留在民间，如果被投向市场，它们本可以用来做什么？

它们本可以被用来满足城市里成千上万消费者更为迫切的需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可及的医疗服务、更清洁的城市环境、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它们本可以被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家用来投资新的技术、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它们本可以形成千万个小额贷款，支持无数个小微企业主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

这一切，都是因为资本被国家意志强行调配到那些政治上正确、但经济上回报极低甚至为负的项目上，而未能发生的繁荣景象。

我们看到了大山里的铁路，却看不见本应出现在城市近郊的、能够服务更多人的现代化医院；我们看到了雪山上的信号塔，却看不见本应诞生在某个车库里的、可能改变世界的新兴科技公司。

这“看不见的”损失，是对社会整体福祉的巨大侵蚀。

第二，看不见的是对个人选择权的扭曲。 

国企的“福利”模式，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未经审视的假设：即生活在偏远、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应该并且必须留在原地。

于是，国家花费巨大的代价，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输送”进去，试图在原地复制一个现代化的生活环境。

但这真的是唯一且最佳的路径吗？

我们为什么不反问一句：人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生活在大山里呢？ 

许多偏远山区，由于其地理环境的限制，天然不具备发展现代经济的比较优势。强行用外部资源去维持当地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其成本极高，且不可持续。

一种“看不见的”、但可能更人道、更经济的替代方案是：帮助人们走出来。与其花费上百亿修建一条几乎无人乘坐的铁路通往大山，不如减少税收，让企业多招工，开放土地，让大山里的农民可以在离城市近一点的地方生活。

让人们能够用脚投票，自由地迁徙到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高收入和更美好生活前景的地方。

这不仅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还能让劳动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

强行用基础设施把人“留”在经济洼地，实际上是一种温情的“固化”。

它看似提供了福利，实则剥夺了人们通过迁徙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它让人们对外部的“输血”产生了依赖，而削弱了他们自力更生、融入主流经济体系的动力。

我国政府对于大凉山的扶贫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这个地方依然贫困。

出来送送外卖呀，但不出来，才有补贴，为什么要出来？

这“看不见的”对人类追求幸福的自由选择权的束缚，是国企“福利”模式最深刻的代价之一。

因此，当我们为那些“看得见的”宏大工程而赞叹时，我们必须保持经济学家的冷静与审慎。

我们必须追问，为了这“看得见”的一，我们牺牲了“看不见的”九十九。国企扮演的“福利”角色，其本质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大规模的资源错配。它用牺牲社会整体效率和更广泛民众福祉的代价，去实现某些特定的、具有政治表演性质的目标。

这并非真正的福利，而是一种昂贵的幻觉。

结论

至此，我们已经从多个层面剖析了关于国企的流行迷思及其所谓的“福利”功能。

然而，所有的讨论——无论是关于“公地悲剧”的效率损失，还是关于“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资源错配——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停留在功利主义的计算层面。

要对国企这一制度进行最根本的评判，我们需要上升到哲学和伦理的高度，拷问其存在的正当性本身。

讨论国企的“效率”高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落入了圈套。

因为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于国企能否“管理得更好”或者“变得更有效率”，而在于国有产权这种形式本身，在道德上和逻辑上就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财产的合法性源于何处？源于个人的创造、劳动和自愿的交换。

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将无主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他就获得了对该商品的正当所有权。

之后，他可以通过与他人进行和平、自愿的交易，来转让或获得财产。私有产权制度，正是对这一基本人权的确认和保护。

而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它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创造。

它获得资源的方式，并非通过市场上的自愿交换，而是通过其独特的强制权力——税收。

税收，无论其名目多么动听，其本质都是对私人财产的非自愿性征用。

因此，由税收资金建立和维持的国有企业，其资产的原始来源就带有根本性的瑕疵。

国企所支配的每一分钱、每一台机器、每一寸土地，追根溯源，都来自于对个体生产者财富的强制剥夺。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国企并非一个正常的“企业”，而是国家强制力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它不是市场经济中与其他参与者平等博弈的一员，而是一个含着“强制”金汤匙出生的特权实体。

它参与市场竞争，本身就构成了对其他私营企业的不公平。

私营企业必须通过满足消费者来赚取每一分钱，而国企则可以依靠持续的财政“输血”（即源源不断的税收）来弥补其亏损，这使得真正的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被扭曲了。

所谓“全民所有”，是一个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虚构概念。

真正的“所有”，必然意味着所有者拥有对其财产的最终处置权——使用的权利、获益的权利和转让的权利。

请问，作为名义上“所有者”的你我，能否自由地出售自己所“拥有”的中石油的“股份”？能否决定宝钢应该生产什么规格的钢材？能否将自己在那片“公地”上的权益变现？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当一项财产被宣布为“人人所有”时，其结果必然是“无人所有”。

它最终沦为由一小撮官僚和管理者实际控制的工具，而他们，如前所述，并不对财产的损益负最终责任。

因此，国企的根本问题，不是腐败，不是低效，也不是管理不善——这些都只是其外在的、必然产生的症状。

其根本的“病灶”在于，它是一种建立在强制而非自愿、特权而非平等、虚构所有权而非真实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组织形式。

它从根子上就违背了自由市场赖以运转的基本原则。

所以，任何试图在国企框架内进行的“改革”，无论多么用心良苦，都注定是治标不治本。

要求国企“提高效率”，就像要求一个被镣铐束缚的舞者跳出最美的舞蹈一样，是缘木求鱼。

唯一的、彻底的解决方案，是将这些被错误地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资源，通过非政治化的过程，归还给社会，让它们重新进入私有产权和自愿交换的领域。

这并非简单的“卖掉”国企，而是要让这些资本回归其本源——在自由市场中，由无数独立的个人通过价格信号和盈亏机制，来决定它们最有效、最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用途。

只有当资源被从国家的强制性掌控中解放出来，交由那些用自己的真实财富进行冒险和创造的企业家们去支配时，真正的经济计算、真正的创新活力和真正的社会繁荣，才有可能实现。

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不是政府，这句话，不能变成空话。